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逾50周年。尽管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宣布，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但在此后50年间，从农村起家并通过发动农民而赢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实仍然常常将农村作为自己上演一出出革命大剧的舞台。

　　本文无意于全面论述50年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我们只关注这50年间，人数众多的中国农民参与新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及在其间活动的状况。从事这一研究的原因很简单，除了这10余年来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引发了中外学者的诸多相关研究，而且在于农民是中国主要的人口构成，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社会50年间民主建设的轨迹与现状。

　　一、概念、分析框架与研究个案

　　有关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1949年前，"农民翻身、当家作主"就是共产党动员贫苦农民投身中国革命的一个响亮口号。不仅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就以有效的社会动员手段发动了大批的农民汇入自己的革命洪流中去，并在解放区建立了大量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农会参与各类政治事务，而且在30－40年代就尝试过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当时在晋冀鲁豫边区不识字的农民中实行的"蚕豆选举法"[2]，或许可以视为现今盛行的村民选举的"序曲".

　　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的经历以及中国农村的民主进程，现已成为海内外社会科学家的关注焦点之一。在国内，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著述构成了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农村和农民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3]在海外，从英国记者克鲁克夫妇40年代在晋冀鲁豫边区十里店村对农民民主选举的观察，到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中国农村民主进程发展的整本著作如《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静悄悄的革命》的出版，这一主题的研究同样构成了汉学家们探索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努力之一。[4]

　　面对上述研究及其产生的相当影响，我们试图从新的研究角度和借用新的研究路径去围绕农民政治参与这一主题进行探讨。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人都将考察的注意力放在1979年尤其是1987年正式推行村民自治后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前述约翰？伯恩斯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尽管一直将研究的上限推演到1949年甚至民国时期，但这本1988年出版的著作的下限只到1985年。那时，现在受到人们广泛赞誉的村民自治刚刚初露端倪。同这些既有的研究不同，我们的讨论将涵盖1949－1999这50年，并将侧重对其间的前30年和后20年作一番比较。我们将采取的分析框架是现在十分流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将考察的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架下所展现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用魏昂德的话说，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对权力的运作研究。[5]这一研究视角的运用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家们最早用它来考察那些与欧美民主政体不同的国家如前苏联及东欧的政治与社会体制。这样的视角和其间使用的概念体系，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描绘出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真实的互动关系，包括当时初露端倪的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关系。受苏联、东欧研究的影响，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开始使用同样的视角和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从那以后，在有关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中，形成了这样几种前后继替的观点：（1）国家控制社会。这一观点以傅高义和Schurmann 为代表：前者在《共产主义的广州》（1969）中，着重讨论了共产党人是如何建构起足以控制和变革社会的庞大的政治体系的；而后者则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1971）中提出，在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的新国家产生的同时，瓦解了原有的传统社会。（2）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这一观点以赵文词和VivienneShue为代表：前者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道德和权力》（1984）中，通过对村干部行为的描述提出，在中国不仅社会为国家所改造，而且国家本身也深受中国社会尤其是其中的传统的影响；后者则在《国家之所及：中国人躯体政治的延伸》（1988）中，通过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演变的考察，描绘出一个国家和农村社会逐渐重塑对方的过程。（3）社会改造国家。这一研究思路的出现同所谓"市民社会"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后一种理论的影响下，自80年代末起，西方汉学家们开始探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在1989年前后，学者们的兴趣集中在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民众运动上；此后则逐渐转移到以农民政治参与为代表的"草根式"民主之上。[6]

　　尽管在1949年后的50年中，偌大个中国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全部变化并不都能归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题之下，甚至这些变化的主要动力可能都来自于这种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如经济的改革与重组），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从这一视角来研究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仍然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这是因为：（1）农民的政治参与直接涉及权力及其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的运作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很难找到更好的分析框架。（2）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尽管现有的研究似乎已穷尽可能有的路径，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单以前述第二种"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观点为例。确实，无论是赵文词，还是Vivienne Shue ，再或是我们这里没有专门提及的魏昂德，都像我一样，认定国家在控制基层社会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后者的影响。[7]但是，我们的观点起码与他们有两点不同：其一，社会不仅可以对国家施以悄然无声的影响，也可以对国家施以暴风骤雨般的重构；其二，社会对国家施以影响或重构的资源不必源于旧有的传统文化，也可以源于新的革命信条。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促使我们仍然选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去描述以往50年来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在这里，"国家"自然指的是中央政府及其管理者，但是，即使在中国这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家也常常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不仅中央和地方有可能存在着戴慕珍和邓正来所说的利益上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知识体系和行动层面上的不一致，[8]即使是中央政府本身由于存在着党和政府两条体系，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分离的可能，这在毛泽东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与国家对应，"社会"或者说"农村社会"则是在中国广大农村存在的人群共同体的总称。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生产小队"和后毛泽东时代的"自治村"是这些人群共同体的边界，[9]或者说，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主要是在这里发生的。

　　和国家与社会一样，"政治参与"也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概念。在现有的中文文献中，很少有人交代这一概念的确切涵义；但在英文文献中，如约翰？伯恩斯所说，"政治参与被界定为个体公民旨在影响公共事务的活动".[10]由于将政治参与限定在这样的意义上，在前述《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一书中，他对1979年前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接触（反映情况）、写控告信、上访、请愿、大小字报、游行示威以及行贿等个体化的政治行为上。但是了解中国农村的人都知道，在缺乏个体自主性和民主传统的中国农村，即使在国家和农村社会利益冲突最为尖锐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类自发的个体行为就全国范围而言仍不算普遍；而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农民参与的政治行为则比前者要广泛得多，即使在当今的村民自治中也是这样。如此，我们认为，单就中国农村而言，起码有必要划分"自主的"和"非自主的"（或"经由动员的"）两类政治参与。并且，一者考虑到后一种政治参与构成了50年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主体，二者考虑到约翰？伯恩斯已经对毛泽东时代的前一种政治参与进行了相当详致的研究，所以我们的研究更关注于后一种政治参与。

　　本文的资料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源于作者本人在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从事实地调查收集到的档案材料、政府文件、统计数据以及访问记录。1995－1996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我在那里进行了前后长达一年半的调查；[11]1998年底和1999年初，为了完成本文的写作，我又先后两次前往周庄收集资料并观察新一届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其二源于不同时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文件，以及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报告和论著。

　　二、1949－1978：国家权力的延伸与来自社会的重构

　　我们已经提及，早在共产党为夺取全国政权在农村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时，就通过组建农会、投票选举村政府成员等手段尝试过各种类型的农民政治参与。1949年以后，最大规模地动员贫苦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土地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重构农村社会的基本手段之一。自1953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尽管在实际运作中采取了各种强制性的手段，[12]但在当时的各种政策文本中不仅规定采取自愿加入的原则，而且在合作社成立以后也强调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以保证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还政于民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党对农民道义上的承诺——后者支持革命，前者给予其"当家作主"的权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巩固新生政权的考虑：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能够跳出中国历史上治乱继替的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3]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具体运作中，毛泽东的作法实际上离现代民主的要求越来越远。

　　尽管早1951年，围绕土改后的农村是否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或者说在体现国家权力的党和政府之间就出现了分离的倾向，但随着1958年人民公社的全面建立，政府多多少少回到了党的立场上来，国家权力以整体形象全面介入到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看来，人民公社及其前推动的合作化运动，不仅是毛泽东实现自己的"大同社会"理想的一场变革，也是国家权力一步步向农村社会渗透的过程。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渗透是十分有效的。除了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前后及合作化时期，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来自农民的抵制，[14]但到了人民公社建立时，不仅来自农村社会的抵制已十分鲜见，而且几乎是万众欢腾般地卷入了"共产风"之中，人民公社从出现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成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15]人民公社的建社时间之短，同在党描绘的美好蓝图激励下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不无联系。在同期的大跃进的热浪中，许多原先道道地地的"泥腿子"被选拔出来，或进城加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中大炼钢铁，或管理提供人们一日三餐的公社食堂，或抽调到当时兴办的各种社办企业中担任厂长，再或选派到原先由右派分子把持的乡村学校中"掺沙子"去担任"工农校长"……。在周庄，1958年被派去担任乡中心小学工农校长的是27岁的乡妇女主任蒋新忆。在正式上任前，她先去了县里和其他教师一起学习党的新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据她回忆，工农校长除了管理学校以外，也给学生上课，主要上政治课和劳动课（教孩子们搓绳、拔草）。由于工农校长大多只上过2－3年的私塾，有的甚至是文盲，当了几年以后都陆续跑光了。[16]不过，从当时的资料和被访者的回忆来看，这些前所未有的体验确实使千百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农民感受到了新生活的曙光。

　　如果说50年代的农民还只是被发动起来投入推翻旧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社会变革的话，在60年代以后这种变革或改造的锋芒先是被指向国家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1966年后更是被指向再度与党多少有些疏离的政府。形成党或毛泽东利用农村基层社会来改造或重构各级政府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紧接着"大跃进"出现的1959－1962年的三年灾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空前灾难和遍地饿蜉，不仅使得党和政府对农民的许诺成为海市蜃楼，也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空前紧张。为了平息农民的不满情绪，党和政府采取了下述两方面的措施：其一，1960年在农村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矛头直指农村的基层干部。这些原先国家在农村社会的代理人，一时间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替罪羊".党认为灾难应该由基层干部来承担的做法，使得他们与上级、与群众的关系立即处在一种韩丁所说"公公背媳妇，两头不讨好"的窘境。[17]从这时起到下面将提到的1964年的"四清"，作为政策失误的"替罪羊"，基层干部受到了来自上级和被发动起来的基层社会的无情斗争。其二，灾荒在迫使激进的毛泽东退居"二线"的同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政府开始按原有的思路重新调整农村的发展政策。随着这种调整，原本紧张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也有了些微变化：《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不但规定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规模只有20－30户的生产队，正式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各种形式的供给制和工资制，而且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并重新开放集市贸易（即所谓"自由市场"）。这些经济上的稳定和"放宽"政策不仅对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在国家权力退缩的同时为农村社会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但是，上述新经济政策产生的作用却在严重动摇毛泽东的个人威望的同时，离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越来越远。为了稳定灾荒后的中国，更重要的是稳定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将锋芒指向党内，指向和他意见不一的同志。[18]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指引下，1963年党在农村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四清"运动。虽然政府的领导人刘少奇和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对"四清"的目的及基层干部的定性有所不同，但作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代理人，从一开始，许多基层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就成为国家和社会关系冲突的牺牲品。这些人早先由于积极地推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执行上级指示推进"共产风"和催缴粮、款，加之普遍存在的多吃多占，早已和普通农民结下了许多怨恨。如果说在此之前普通农民常常被迫以写控告信、上访、大小字报甚至集会示威等危险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怨恨，那么现在他们受到党和工作队的鼓励，可以以公开的甚至是肉体斗争的方式宣泄他们长期以来积累的不满。[19]

　　其实，对受冲击的基层干部来说，最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在他们和地主资产阶级之间所作的挂钩。随着这一"挂钩"的完成，国家的代理人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并如黄宗智所说，毛泽东巧妙地将同自己党内的政治对手的斗争转化成了阶级斗争。[20]我们知道，在随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刘少奇、邓小平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至此，国家被划分成了以毛泽东或党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或政府为代表的"反动路线".我们马上就会看到，1966年后大规模的农民政治参与实际上成了"砸烂"这条"反动路线"和重构国家的手段之一。

　　尽管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总得说来是一次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运动，但革命的影响同样波及到广大乡村。不仅部分乡村在红卫兵造反的开始阶段受到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的侵扰，[21]而且不久之后，国家权力伸向基层农村社会的所有末梢——包括基层政权组织、经济和文教卫生组织也都受到了系统的推翻和改造。

　　文化大革命是以红卫兵"造反"揭开运动的帷幕的，但到1968年革命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夺权".造反或夺权的主体自然是红卫兵或普通工农，但其最初的动力却来自毛泽东对整个国家政权性质的错误估计：在毛泽东看来，在以往的17年中，整个国家的政权和上层建筑都已经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因此，无产阶级理当造他们的反，从他们手中夺回被窃取的权力并加以彻底的改造。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有的政权机构全部被"砸烂"，代之以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最鲜明的标志之一是有大量积极参与造反的工农群众加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全面参与了对工厂、人民公社、各级权力部门乃至国家的领导和管理。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和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分别出任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为毛泽东时代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写下了最引人注目的注脚。

　　毛泽东对国家的改造意图不仅限于政权机构，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即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他进一步开始利用基层工农群众的力量大规模地改造或重构上层建筑和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这项浩大的社会工程的第一个手术始于教育领域，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许多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无序的"造反"状态，但实质上与毛泽东始终将教育界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重灾区"密切相关。1968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自己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22]在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后的几个月内，由近百万工农群众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数百所高等院校和数以十万计的城乡技校及中小学。[23]在周庄所属的昆山县，1968年81名工人宣传队员进入了县城及县属乡镇的17所中小学，1788名贫下中农接管了530所中小学。到1971年底，贫宣队人数上升到2321人，管理的学校为539所。[24]不仅如此，在包括周庄在内的许多地方，贫下中农的管理还涉及到农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以及对大批城市下放知识青年的教育管理。[25]

　　如果说1958年向学校派驻工农校长还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尝试，派驻人员也往往限于工农干部的话，1968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不仅范围广、人数多，参与人员也有相当的数量属于普通的工农群众，且他们对学校的管理也是全方位的。在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下，各地都进行了"教育革命"或重构教育体制的尝试。这种尝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确立贫下中农对学校的管理权，当时下发的各种文件都强调，这是"无产阶级占领教育阵地，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彻底摧毁剥削阶级教育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26]为了落实贫下中农对农村学校的管理权，1968年10月《人民日报》发文号召"冲破旧文教的'单线领导'，[27]把学校置于公社、队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之下".[28]据周庄的一位原小学校长回忆，1970年"马振扶事件"之后，公办教师的工资也由县教育局拨到大队，再由大队发到教师手上，以体现贫下中农的管理。[29]不仅如此，当时许多地方的教师任免也都实行了"由贫下中农讨论，大队革委会提出意见，公社革委会批准，县革委会备案"的程序。[30]其二，倡导贫下中农占领讲台，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在包括周庄在内的许多地方，当时都是由大队书记上政治课，贫协主席上忆苦和阶级教育课，大队会计上珠算课，民兵连长上军事课，赤脚医生上医学卫生课，老贫农、拖拉机手、农村电工和木工则为学生开设农业、工业基础课。[31]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1978年左右，在近10年的时间里尽管闹了许多笑话，但也给了基层群众以锻炼的机会。在周庄，有一些年轻的贫宣队员因为文化素质较高，以后就留下来担任了民办教师。

　　和学校一样，医疗卫生部门在1966年后也被视为资产阶级复辟的"重灾区"之一，是"资产阶级统治很久的一个阵地".[32]因此，几乎在向学校派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时，各级医院和农村的卫生院也受到了同样的改造。和毛泽东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相对应，在周庄所属的苏州专区派出的上万名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去了农村的卫生院。当时的"医疗革命"的内容主要包括：（1）实行农村医疗机构的体制改革，做法也是打破原先的县卫生局领导公社卫生院、公社卫生院再领导大队医疗室的"单线领导"，实行社、队办院，由贫下中农管理。[33]1970年以后更是以社队为基础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2）从贫下中农中选拔有一些文化的年轻人经过培训担任"赤脚医生".在昆山附近的上海近郊的七一人民公社，当时培养了64名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这被视为是"我伲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34]（3）大批下放城镇医院的医生，让他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为无产阶级的医疗事业服务。

　　除了政权机构和文教卫生单位以外，财政经济部门也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农民的政治参与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其一，直接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重构，如或对国家经济部门的派出机构信用社、代销店进行改造，或干脆建立自己的信用社、代销店，用当时最流行的政治话语说，"夺回了农村的金融大权".[35]其二，在社队内部，实行民主理财和勤俭办社的方针，我们在90年代乡村自治中见到的许多民主理财的措施，都能够在当时找到其最初的雏形。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政府为了实行对农村经济及其发展的有效控制，在基层农村建立了信用、消费和贩卖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代购代销店。这些经济组织有些虽然是靠农民或社队自己筹集资金办起来的，但随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经济控制的加强，到1966年前基本上都纳入到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去，成了国家经济组织在农村社会的末梢，并受国家的相应经济部门垂直管理或领导：如国家有受人民银行领导的信用总社，也有供销合作总社，它们分别通过自己在省、市（地区）、县的分支机构，实现对公社信用社、供销社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国家本身的分离，这些机构从上到下被视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财经金融领域的代表，被称作是"官办机构"，[36]遭到了全面的摧毁和重构。1969－1971年间，周庄公社以大队为单位建立了由大队党支部领导、贫下中农管理的"财政信用服务社"1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