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打工：动机与行为逻辑 ——劳动力社会化的动机—行为分析框架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三代打工者，根据打工者的面临的约束条件，三代打工者有不同的动机和行为逻辑。第一代打工者追求生存最大化，第二代打工者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第三代打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三代打工者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生存逻辑、货币逻辑和前途逻辑，三种逻辑依次替代，逐渐跃迁，现在大部分的打工者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遵循货币伦理，以货币逻辑展开行动。

关键词：生存逻辑  货币逻辑  前途逻辑  收入最大化  第一代打工者  第二代打工者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农民外出打工也将近三十年，按照人类繁衍的周期，三十年只能是一代半人，但是从宏观层面和连续性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出现了三代打工者。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分田到户后外出打工者可以称为第一代打工者，九十年代外出打工者可以称为第二代打工者，2000年以后外出打工者称为第三代打工者。三代打工者面临不同的生存环境，有不同的打工动机和行为逻辑。本文将建构一个“动机—行为分析框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三代打工者约束条件、打工动机、行为逻辑及其演变轨迹。

一、问题提出

对于农民动机及其行为逻辑的研究，当数恰亚诺夫、舒尔茨、波拉尼、波普金以及黄宗智、斯科特。对于当代农民打工的研究，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进行过多层次、多层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总体而言，关于农民行为经济动机及其逻辑，经典理论大约有三种学说。

生存动机。生存动机最早源于恰亚诺夫，然后经过波拉尼的“实体主义”和斯科特的“道义小农”而发扬光大。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认为，“农民经济活动的动机不同于企业主，后者通过投资以获取总收入与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而前者更类似于一种特殊的计件工资制中的工人”，  “家庭农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其劳力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全年的劳作乃是在整个家庭为满足其全年家计平衡的需要的驱使下进行的”。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的动力是追求生存最大化，一切经济活动以生存为目标。波拉尼继承了恰亚诺夫的传统，他提倡用“实体经济学”取代“形式经济学”，前者分析市场尚未出现的经济，后者分析人人有余裕作决策的经济。波拉尼的意思是市场未出现以前，小农的行为围绕着生存而展开，市场出现以后则围绕理性而展开。斯科特认为，在耕地稀少的地区、在面临生存危机的地区，农户将生存与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即“安全第一”，“生存伦理”，农民“首先考虑可靠的生存需要，把它当做农民耕种者的基本目标”。农民所有的活动都围绕着生存展开，而不是围绕利润而展开，“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了计算的机会”。为了确保安全，农民尽力“避免风险”，“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  “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失的主观概率”。 他们三人的思想一脉相承，主张小农以生存为主、避免风险、安全第一。

利润动机。利润动机者认为，小农的动机与行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动机说的代表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主要代表人物是舒尔茨和波普金。他们都主张小农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理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舒尔茨认为，小农是理性的经济人，不会逊色于企业家，只要给小农一定的条件，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 “人民在资源配置当前生产中他们所拥有的要素时是很有效率的。……人民对利润作出了反应。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便士都要计较”， 舒氏还认为，农民是文盲的事实并不能否认他们的理性和对利润的追求，“人民是文盲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配置自己所拥有的要素时对边际成本和收益所决定的标准反应迟钝”，波普金继承了舒尔茨的传统，反对斯科特的“道义经济”，认为农民是理性的，“波普金则不同意‘道德经济学家’将农民定义为不愿冒险的人。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他虽然也同意, 农民会极力反对任何的冒险, 但却认为, 尽管贫穷和接近生存边缘, 农民还是有很多机会有所剩余并做出一些有风险的投资, 他们贫穷而且拒绝冒险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做任何投资”。 农民学家和人类学家将此称为“斯科特—波普金论题”。显然利润动机者相信，农民是理性的，精于计算，他会根据约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即会追求利润最大化。

效用动机。其实效用最早源于古典经济学，效用最大化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最基本假设。最早可以追溯到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英国功利主义哲学，但其直接奠基却是产生于19世纪50—70年代的“边际革命”，其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戈森、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以及法国的瓦尔拉斯。效用理论用于农民学，特别是对中国农民的解释当数黄宗智。他认为，“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黄宗智认为要将企业行为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结合起来，前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后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不同的约束条件，小农有不同的动机和行为，“较大而富裕的农场，……很大程度上受到利润的诱导。……至于较贫穷的小农，生存的考虑往往重于利润的追求”。最后黄宗智将集生产者、消费者于一身的农户的动机抽象为“效用”，即“不用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来自企业行为的理论），而用‘效用’观念（来自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消费者的抉择的理论）的好处是：它可以顾及与特殊情况有关的主观抉择”。 

对于农民外出打工的动因，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如文化说、制度与结构说、生存说、理性选择说、补贴收入说等。

刘易斯的“引力说”。刘易斯在“二元经济”模型对此进行分析，他认为，整个经济可以分为先进的城市工业部门和落后的农村农业部门，前者工资比较高，后者工资比较低，而且后者人数众多，可以说是“无限供给”，只要工业部门提供维持生存的工资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刘易斯的观点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是城乡收入差异，工业部门高工资的吸引和拉动。刘易斯的观点可以称为劳动力转移的“差异说”、“引力说”。这种观点忽视了农民的主动性及农民对自己所面对社会条件的主动反应。

黄宗智的“拐杖说”。黄宗智对小农的雇工也做出了经典的描述：“一个贫农既然无法单从家庭农场或单从佣工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他就只好同时牢牢地抓住这二条生计不放，缺一便无法维持家庭生活” ，“贫农从事佣工获得不可缺少的补充收入”。 黄宗智认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外出务工是农户维持生存的“两根拐杖”。有学者称此为“拐杖逻辑”。“拐杖说”可以也可以归为打工的“生存说”。

费孝通的“收入补充说”。费孝通也曾经在《江村经济》中提到：“为了维持正常生活所需，包括日常必须品、礼节性费用、税和地租以及再生产所需的资金等，辅助企业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解决农民的生活缺口问题必须通过家庭手工业和外部务工，费孝通的观点可以称为“补贴收入说”。后来费孝通在《小城镇，大问题》中提出了通过小城镇和乡村工业化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发展问题。

在费孝通和黄宗智的研究中，“两根拐杖”之一是手工业、乡村工业，农民外出务工只占很少的部分。费、黄都将手工业、乡村工业作为解决生存、补贴家计的手段，农民外出打工，特别远距离、长时段的打工并不是研究的重点。正如黄平所说，费、黄所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民，他们无法解释当今中国大规模的农民打工情况。我要补充的是，费、黄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外出打工，而是农村手工业和乡村工业。

黄平的“结构论”。对于当今农民打工动机与行为的研究，黄平和文军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前者用整体主义方法论，后者用个体主义方法。黄平利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对中国广大农村村民的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作出某种新的理论说明”。他认为，“首先，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离开农村而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和制约，村民们即使再想外出寻求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利益，他们也无法对此施以具有实际意义的步骤，反之，若没有这样的寻求非农活动的冲动，无论什么样的制度性安排，对村民自己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绝不是盲目的，相反，他们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一开始他们也许大多是为了从非农活动中挣得现金收入以补务农收入之不足；而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的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的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的解释，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 黄平认为，小农外出打工不能简单认为是生存动机、利润动机，而是农民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首先是结构变化，然后是农民外出，外出过程中打工农民再根据条件不断调试，使其行为逐步“合乎理性”，他的结论：结构变化与主体互动导致了农民打工的选择。黄平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打工的“结构说”，在此学说中，农民既是被动者，也是主动者。其实，黄氏的结构说，混淆了约束条件和自变量，混淆了条件与动因，表面上看，农民具有第二重主动性，其实农民是非常被动的，是一个“自在的群体”，而不是一个“自为的群体”。

文军的“理性选择论”。文军在黄平研究的基础上，从微观视角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进行分析。他将理性分解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追求生存最大化，即“避害第一,趋利第二”，经济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理性追求“满意与合理化”。文军认为，打工农民“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社会理性选择。在农民外出就业发生初期,往往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选择,随着外出寻求就业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社会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制度性条件松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文军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农民打工的“理性选择说”。他将理性分解为三种类型，以此解释农民打工的不同原因，确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有两个的问题：一是这种分类与经典小农理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贫困的小农追求生存最大化，中农追求恰亚诺夫均衡，经营农场主追求利润最大化，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农民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最大化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还包括文化，也就是文军所说的“满意与合理化”，文军的打工理性选择说，只不过是将传统经典小农理论用理性选择进行组装而已。二是文军并没有分析农民打工的三种理性在什么条件下适用，现在打工农民用哪一种理性进行解释他也没有说明，只是笼统地说“在制度性条件松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主体性的增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也就是各种理性转换之间的逻辑，文军并没有揭示。另外文军与黄平都得出一个结论：“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会出现在相同的制度结构和文化背景中,愈是贫穷地区的农民,其外出或转移的人数反而愈少的现象”。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它不是可以否定文军的“生存理性选择”吗？文军与黄平的“愈穷打工人数愈少”的结论与现实完全相反，实际上愈穷打工人数越多，外出打工愈早。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前辈学者及专家们对农民外出打工的动机及行为研究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很少有学者从打工者历程、从打工者性质来进行纵向研究。二是对小农动机及行为的研究大都是引用国外理论来解释当今中国问题，或者用外国理论与小农理论嫁接，没有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证伪或者证实经典理论，难免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之感。三是以往的研究，要么从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要么从社会学视角进行考察，要么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难以对农民外出打工的动机与行为做合理的解释。四是还有许多学者仍然利用经典小农理论解释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有生搬硬套之嫌。经典理论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得出的，根本无法完全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代打工者的动机及其行为逻辑。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代打工者不能用一种动机和行为逻辑来解释，必须根据不同的约束条件来判断，根本性的约束条件和变量决定着农民外出打工动机和行为逻辑，根据不同的约束条件和需求目标：第一代打工者追求生存最大化，遵循饥饿逻辑；第二代打工者追求现金收入最大化，遵循货币逻辑；第三代打工者追求终生利益最大化，遵循前途逻辑。三种动机和行为逻辑依次更替、逐步跃升。目前大多数打工农民面临货币支付压力，为了缓解货币支付压力，追求现金收入最大化，打工遵循货币逻辑，恪守货币伦理。另外，农户劳动力社会化是从人均耕地最少的地方开始逐步转向全国，人均耕地越少、越穷的地区，农民外出打工越早、打工人数越多、家庭对打工依赖程度越大。劳动力社会化配置是以户为单位逐渐转向以个人为单位。劳动力社会化是时间的函数，也是经济发展的函数。

为了对上述假设进行理论实证，笔者将从中国本土经验为出发，建构一个“动机—行为分析框架”，对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三代打工农民进行纵向历史分析，同时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当今不同年龄层次的打工农民进行横向考察。通过分析三代打工农民的约束条件，探寻农民打工的动机，然后根据打工动机考察农民的打工逻辑。

 二、第一代打工者：饥饿逻辑

所谓第一代打工者就是指分田到户后的第一批外出打工人员。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民不仅获得了田地，而且也获得了人身自由，农民能够自主择业、自主配置劳动力。劳动力的解放和家庭承包制度安排为农户劳动力社会化、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一代打工农民是敢于吃螃蟹的人。因为经过土改、合作化、大路进、人民公社等多年的社会运动，农民已经高度组织化，服从组织安排、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是“好农民”的标准，外出打工经商都是不务正业，甚至是投机倒把行为。第一批外出打工者必须面对“不务正业”的帽子，同时还要面对背井离乡的苦楚。

第一代打工农民主要是出卖劳动力。由于当时城市改革开放尚没有启动，非农产业的岗位不是太多，农民打工的选择不多，加上外出者的素质相对较低。农民外出打工主要是从事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以及劳动力短缺的矿山、国营农场、乡镇企业以及刚刚萌芽的民营经济，岗位不是太多。第一代打工者选择的空间比较少，收入也不是特别高。据他们介绍，一年能够赚得二、三百元钱也够不起了。但是也就是这二、三百元的收入是维持家庭生存的重要资源。

第一代打工农民主要解决吃饭问题。第一代打工者主要出现在人均耕地少，农业收成无法满足家庭生存的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及低提留政策，对于人均耕地相对较多的平原地区、商品粮食主产区获益最多，农民完成了国家上交任务和村庄提留后，剩下的还比较多，不仅吃饭不成问题，而且不少农民还有一些储蓄。可见人均耕地较多的平原地区和商品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较高，农民没有外出打工的动机。此阶段真正外出打工的是人均耕地面积比较少、产量比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山区。如川北的阆中市，人均水田只有0.2亩，人均旱地0.4亩，全家的地一个人就能够完成，收成根本无法解决家庭的吃饭，并且再也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低价返销粮购买弥补口粮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些地区，虽然分田到户解决了劳动的积极性问题，但是生存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农民只好求助于已经获得解放的劳动力，外出打工便是唯一选择。可见，第一代打工者主要是人均耕地比较少、生存问题无法解决的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农民，打工的主要动机是生存。当然第一代打工者也有一些并非为吃饭，有些是为躲避计划生育而打工，有些是为发财而打工等，前者是生育动机，后者是利润动机。只是持有这两种打工动机的农民比较少。

第一代打工者基本是男劳力，他们没有放弃承包地，既照外，也要顾内；既要务农，也要务工；既要别妻，也要离子。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称第一代打工者为“候鸟人员”、称打工家庭的农业为“候鸟农业”，打工者心挂两端，往返于打工地与家乡之间。第一代打工者夫妻分居，父子分离，有人称他们是“背井离乡”。可见，当时的打工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是对生存压力的反应。第一代打工者大多从事体力活，只有壮年的劳动力才能找到工作，女性劳动力很难外出务工，况且当时经济条件决定了仅仅依靠打工也无法维持家庭生存，即田地无法维持生存，打工也无法维持生存，必须两者兼顾，就象黄宗智所说的“两根拐杖”一样，都不能丢。因此，20世纪80年代打工农户的劳动力配置必须兼顾内外，一部分社会化，一部分家庭化。社会化与家庭化的目标基本一致：确保家庭生存，解决吃饭问题。

目前第一代打工者年纪已大，大多超过50岁，打工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后代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第一代打工者大多被后代取代，此时需要第一代打工者回家种田、看家、带小孩，或者说回家养老。第一代打工者子女已经接过打工接力棒，成为了打工的主力军。

第一代打工者能够形成，首先赖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劳动力的解放，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与制度的变化；其次吃饭压力、生存压力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最主要动力，也是农民的动机。前者是外部因素，即外部条件的约束，后者是家庭内部的需求。在制度安排已经完成的条件下，农民外出打工取决于家庭内部需求和内部动因。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打工的动因就是吃饭、填饱肚子。可以说，第一代农民外出打工受饥饿逻辑所驱使，饥饿既是农民外出打工的压力，也是农民外出打工的动力，更是农民打工逻辑的基础。简单地说，第一代打工者是为肚皮而打工、为饥饿而打工、为生存而打工。

第一代打工者面临着即期的吃饭问题，不外出就得挨饿，其行为目标是家庭生存问题。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不仅决定了农民必须外出打工，而且不能冒险，必须挣到除生存口粮与承包地生产口粮的缺口部分，这与斯科特的“避免风险”、“安全第一”的逻辑相同。打工农民的行为受饥饿逻辑左右，恪守生存伦理。所谓生存伦理，即打工家庭的养老、抚幼、夫妻关系、亲戚关系都必须以生存为中心。所谓饥饿逻辑就是打工农民的行为及选择受吃饭、生存目标所左右。

表一  改革开放以来三代打工者的动机与行为

三、第二代打工者：货币逻辑

所谓第二代打工者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外出打工人员，从血缘上讲第二代者和第一代打工者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从社会代际角度来看，90年代的打工者与80年代的打工者有不同的约束条件、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行为逻辑、不同的行为伦理。笔者将90年代外出打工者称为第二代打工者。

第二代打工者主要是为钱而打工。20世纪90年代，由于化肥的大量使用，杂交水稻的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既使是耕地较少的山区、丘陵地区，吃饭问题也基本解决。农民没有吃饭问题并不表明农民问题已经解决。随着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推进，农民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货币支付问题，即农民有饭吃，但没有钱用。没有饭吃，农民面临着生存危机，没有钱用，农民面临着破产危机。在此阶段，吃饭问题退居次要地位，用钱问题成为农民的首要问题。

传统农业时期，农户关着门都能够生存、生产和生活。农户可以不依赖社会而生活，不依赖市场而生产，但是随着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农户已经深深地卷入到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体系，离开了社会和市场就寸步难行。农户生产、生活、交往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加大了农民的货币支付范围、增加了农民的货币支付压力。

第一，生产社会化需要钱。20世纪80年代农民“为买而卖”，90年代很大程度上转向“为卖而买”，“为卖而买”需要预付货币资金。另外，农业生产过程逐步走向市场化、社会化，如南方农村犁田环节，必须租铁牛；收割环节必须租收割机；除草环节必须使用除草剂；化肥完全取代农家肥；农户提水灌溉取代集体统一灌溉；种子必须购买杂交种子；治虫必须购买农药，等等。南方农业的所有环节、北方农业的大部分环节、西部山区农业的部分环节已经离不开市场、离不开社会。如南方犁田，2000年的价格为每亩30元，2005年为50元，2007年为80元。收割机同样如此，2000年租借脱粒机每亩30元，2005年为45元，2007年为60元。生产环节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水平提高，需要农民预付大量的生产资金，需要农民支付大量的货币资金。

第二，生活社会化需要钱。农业生产各个环节迈向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农民生活的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首先是教育。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筹集子女的教育经费是农民外出打工的首要动机。虽然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但读书费用仍然是农民最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子女一旦进入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和大学阶段，农民货币压力将会成倍增长，农民不外出打工根本无法供养子女读书。其次是婚嫁生育。20世纪90年代以来，结婚与生育成本逐步升高。农民结婚需要新房、家俱、家电、酒宴，少的需要二、三万元，多的需要四、五万元，如果考虑建筑新房，可能要超过十万多元。生育成本也在增加，年轻人趋向到医院生育，这也加大了农民的货币支出。再次是医疗丧葬。现在医疗费用不断攀升，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一个原因：缺钱。丧葬成本也大幅升高，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重丧葬，轻赡养，丧葬攀比厉害，这也增加农民的货币支出。第四是建房。如果小孩比较小，家里也没有老人，农民会考虑建房，而且有些地方如河南、江西的农民，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建房，现在农村建房大幅攀升，至少需要8万元。不管家里多富有，上述事情只要摊上一件就会负债返贫。另外，还是燃料、电费、电话费、衣物购置、换季的新鲜蔬菜等都需要农民以货币支付，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可以说现在的农民是：开门就需要钱，走路就要货币。

第三，交往社会化需要钱。农民人情往来也水涨船高，20世纪80年代南方地区一般左邻右舍的人情往来是5元，90年代初中期是10元，90年代末期是30元，现在则是50-100元。直系亲属则更多，几百元、上千元不等。2005年笔者对湖南汉寿县的湖村调查，农户户均人情费用2037.11元，河南开封县的府君寺村户均1296元。2007年四川阆中市的鲁家庵村稍稍低点，但是每年也要花千元左右，位于赣南地区的兴国县长冈村，2007年则需要3000多元。

农户生产、生活、交往的社会化、市场化使农民再也无法关门生产、闭门生活及老死不相往来。农民与社会、市场紧密相连，农民货币支出大大增加，货币压力更是无与伦比。大部分农户都面临货币支付赤字以及货币支付陷阱。虽然农民不再为吃饭而焦虑，但是必须为用钱而烦恼。农民面临着周期性和非预期的货币支付压力，一旦不能按时支付，家庭运转就可能停摆。农民为了维持家庭正常运转必须外出打工。因此，第二代打工者大多是为缓解货币支付压力而外出打工，货币收入是第二代农民打工的主要目标，货币追求是第二代打工者的主要目标。

第二代打工者职业性增强，兼业性减弱，外出打工者与家庭务农者的分工更加清晰。由于此阶段农民负担增加，除去成本和提留外所剩无几，打工农民纷纷弃田抛荒，专心打工，变成了职业打工者。随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提高，农业比较效益降低，夫妻双双外出打工的增多。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第二代打工者的家乡观念相对淡薄，有些人外出打工几年、甚至十多年都没有回乡。第二代打工者具有普遍性，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是生存问题无法解决的山区、丘陵区农民，第二代打工者则更具普遍性，不管是山区，还是平原；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农民都面临着货币支付压力和家庭运转停摆的危机，为了化解危机，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经商。第二代打工者进厂的最多，也有些农民从事技术活，主要是农村手艺人进城，如农村的裁缝、泥瓦匠、木匠等前往城市打工。第二代打工者的年龄基本在30-45岁之间，用农民的话讲，他们处于当打之年。另外，第二代打工者“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非常重，生产、生活社会化的方方面面都基本涉及到，货币支付内容最多，支付压力最大。

第二代打工农民是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农民对生产、生活、交往社会化和市场化诱致的货币支付问题的反应，即农民为缓解家庭货币支出压力，维持家庭正常运转而外出打工。货币压力是打工农民的基本动机，货币收入最大化是打工农民的行为目标。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是货币收入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呢？因为利润最大化并不能解决眼前的货币压力问题，也不能及时缓解家庭即期的支付问题。因为利润最大化与货币收入最大化并非完全一致，有时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放弃货币收入最大化，追求长期利润必须放弃短期货币收入，如农民从事林果业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利润，但是无法解决林果业成熟前的货币支出问题，为了应付当前的支付危机，农民会放弃长期利润而选择短期的打工收入。因此，货币压力是第二代打工者的基本动机，货币是第二代打工者的行为逻辑，货币伦理是第二代打工者行为伦理，即人的尊严、身体、道德都必须以家庭货币支出为前提。简言之，第二代打工者是为货币而打工，遵循货币逻辑。

四、第三代打工者：利益逻辑

所谓第三代打工者是指20世纪80年代出生，2000年以后外出打工的青年农民。这部分农民年轻、知识水平相对较高，一般都是初中毕业，还有不少人是高中毕业或者职中、职高毕业的。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眼界明显高出第一、二代打工者。第三代打工者打工的约束条件、打工的动机和行为逻辑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前辈。

第三代打工者没有生存压力。2000年以后只要有耕地的农户就不会担心吃饭问题。第三代工者就是不劳动也不至于饿死，这可以从不少年轻人既不务农，也不打工，而是在家里“啃老”可以进一步证实。如果家里面临生存危机，年轻劳动力岂敢在家游荡。就像第一代打工者中的年轻农民一样，不待初中毕业就必须外出打工，为了吃饭顾不上读书，顾不上年纪。对于第三代打工者来说吃饭不成问题。

第三代打工者没有货币压力。第三代打工者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父母还在当家作主，自己没有成为一家之主，还没有独挡一面。家里的货币压力犯不着操心，天塌下来有父母顶着。他们既不担心生存问题，也没有货币支付压力。外出打工的约束条件就是他们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生存压力和货币压力都与他们无关。

第三代打工者主要是为自己而打工。第三代打工者与第一、二代打工者不同，后者是被动打工，是经济重压下的反应。第三代打工者则是主动打工，他们既不为生存而打工，也不为货币而打工，而是为自己而打工。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是为家庭生存而打工，第二代打工者是为子女读书、结婚等货币支付而打工，第三代打工者则是为自己的前程而打工，为了离开农村而打工，为了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打工。

第三代打工者年轻、文化素质也相对较高，他们不以出卖劳动力为主，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厂当工人；二是在服务行业当服务员。前者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工厂工作，后者则需要一定的技术或者手艺，主要在服务行业工作。第三代打工者较第一、二代打工者技术含量和专业水平相对提高，收入水平也较高。第三代打工者基本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也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第三代打工者放下书本就加入打工行业，打工就是为了赚钱、为了学技术；赚钱是为了进城，学技术为了进城谋生。简言之，打工就是为了离开农村，为了改变农民身份。

第三代打工者也像第二代打工者一样非常普遍，全国各地都有，而且打工更加专业化、职业化。大部分第三代打工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回乡，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务农。当前也没有负担，父母还能赚钱，自己没有成家，既使有负担也不是眼前的负担。因此，第三代打工者约束较少，对打工的期望值也较高，目的也非常明确，他们不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短期的现金收入，更不是为了所谓的利润和效用，他们是为离开农村而打工，为了自己的前程而打工，为积攒进城成本而打工，学会城市生存的本领是第三代打工者的主要动机。在此动机下，第三代打工者的行为以此为中心而展开：打工挣钱积累进城资金，积累做生意的本钱，从打工中学习谋生的专业技术，如学装修、学电器修理、学开车、学厨师、学技工、学做生意等，也有些第三代打工者打工挣钱后再去学习专业技术。不管是打工的动机，还是打工的逻辑都只有一个：为自己而打工。

第三代打工者追求进城与谋生能力大多不再以家庭为分析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奋斗目标，个人是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些“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舒适、身份、地位等多方面的好处。调查也发现，第三代打工者对自己的未来大多有一个规划，一个远景目标，其打工行为服从和围绕这个远景目标，既使现在受苦、拿低工资也在所不惜。但是第一、二代打工者就没有第三代打工者潇洒，它必须追求即期的收入、物质最大化，否则就面临着生存危机和货币支付危机。进城与谋生能力最大化可以抽象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包括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

现在可以对第三代打工者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三代打工者以个人为行动单位，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未来的问题，其冒险程度要高于他们的前辈。第三代打工者的动机是离农和脱下农民身份，行为目标是追求终身利益最大化，行为逻辑是前途，打工遵循身份伦理。

五、讨论与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三代打工者有截然不同的动机和行为逻辑，为什么会如此呢？三代打工者是从历史维度进行的纵向分析，时间是自变量。如果从横向来看，即从共时性角度来看，不同年纪的打工者是否还具有如此的不同的动机呢？或者说横向的三代人与纵向的三代人的打工逻辑是否一样呢？如果不一样又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打工农民不从事农业内卷化呢？现在人均耕地更少，为什么农民能够很快走出饥饿逻辑呢？根据深度讨论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结论呢？下面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一）进一步讨论

为什么三代打工者会有截然不同的动机和行为逻辑？第一代打工者追求生存最大化，符合恰亚诺夫小农的定义，第二代打工者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符合徐勇、邓大才对小农行为的定义。第三代打工者追求利益最大化，或者说追求改变身份，经典理论与当今小农理论都无法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如果用行为逻辑来说，第一代打工者是吃饭逻辑，第二代打工者是用钱逻辑，第三代打工者是前途逻辑，利益逻辑。三代打工者之间的不同动机和行为逻辑主要是不同约束条件的反应。这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有关，作为一个人首先要生存下来，当生存没有完全解决时，将生存放在第一位是农民理性的表现；当生存基本解决时，要确保家庭过得去，即要维持家庭正常运转，在农户深深融入社会化和市场化的今天，确保家庭正常运转就是确保货币的正常支付，货币支付是此阶段最重要的任务，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是必然的选择；当一个农民既没有生存问题，也没有货币压力时，他所思考的问题当然是自身发展问题和地位、身份问题。所以既没有生存危机、也没有货币支付压力的第三代打工者追求离农、脱农、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不足为奇。可以说，中国农民在不到30年的时间经历了“生存最大化”、“货币收入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三个阶段。

三代打工者的动机按照什么逻辑演进？为吃饭而打工、为用钱而打工、为前途而打工，三代打工农民动机和行为逻辑依次更替、逐步跃跹。用马克思的话说，三代打工者逐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用黄宗智的话说，三代打工者从“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因为三代打工者所面临的约束条件逐渐放松，打工决策的条件越来越好。用马斯洛的理论说，就是从低层次的需求转向相对较高的层次，即三代打工者依次从生存最大化转向货币收入最大化，再从货币收入最大化转向利益最大化。可见，三代打工者动机和行为逻辑的改变是对约束条件变化的反应，也是社会约束条件变化的结果。约束条件决定了三代打工农民的动机和行为逻辑。

三代打工者的动机——行为分析框架能够解释当今不同年龄的打工者。三代打工者是进行的纵向分类，如果按照横向分类，现在打工群体中也存在五、六十岁的打工者、三、四十岁的打工者、二、三十岁的打工者，同样是三代人，这三代人能够用动机——行为分析框架进行解释吗？当今的三代打工者不能完全用动机——行为分析框架进行解释。不管是纵向分类，还是横向分类，第三代打工者都是同一对象；第二代打工者基本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打工，其动机是货币收入，现在依然如此；只是第一代打工者，他们的动机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从追求生存最大化转向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即横向分类的三代打工者只有两个层面的动机：30岁以上打工者的动机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三十岁以下且没有结婚的打工者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表二  当今三个年龄层次打工者的动机与行为

着约束条件的变化，打工农民的动机和行为逻辑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可以反过来证实，打工者动机和行为逻辑是约束条件的函数，不同的约束条件决定着打工农民的动机和行为逻辑。纵向考察与横向分析的差异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现在大部分的打工农民依然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只有少数的、年轻的、未成家的三代打工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也证实了徐勇、邓大才提出的社会化小农及货币收入最大化理论能够解释当今大多数打工农民的动及及其行为。

为什么农民不从事农业内卷化，而是外出打工呢，外出打工就不存在内卷进吗？改革开放初期，山区和丘陵地区的人地矛盾更加尖锐，仅仅依靠耕地、依靠传统的内卷化根本无法解决生存问题，农民只能向外寻找出路，外出打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其实，打工家庭放弃农业内卷化的同时，也带了打工的内卷化，特别是第一、二代打工者面临生存、货币压力，可能会从事一些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的工作，只要整体的收入能够增加，增加劳动投入也在所不惜。其实这是农业内卷化转向打工内卷化，农村内卷化外部化的具体体现。第三代打工者较少存在打工内卷化的情形。

改革开放以后，人均耕地相较历史上更低，为什么在短短的30年就走出饥饿逻辑呢？按照黄宗智的研究，明朝开始中国就是“有增长没有发展”，农民始终无法走出生存小农阶段，农民始终受饥饿逻辑所左右，为了解决饥饿问题，农民求助于农业的内卷化。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人均耕地更少，但是大多数农民却很快走出生存小农阶段，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杂交水稻的推广，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外部打工岗位增多。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前者，农民也无法解决生存问题，试想1.2亿打工劳动力全部回乡，种植极少的耕地，是否解决生存问题？如果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农民也无法解决生存问题，即农村无法提供更多的粮食供给非农人口。

（二）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外出打工的动机基本上有三个：为温饱问题而打工、为用钱而打工，为离开农村而打工。打工的目标三个：生存最大化，货币收入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打工的逻辑了也有三个：饥饿逻辑、货币逻辑、前途逻辑。打工的伦理有生存伦理、货币伦理和身份伦理。打工的动机和行为逻辑已经发生了一次大范围的更替和一次小范围的更替。一次大范围的更替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农民打工的动机从吃饭转向用钱，从生存最大化转向货币收入最大化。一次小范围的更替发生在2000年以后，部分年轻的、未婚的农民从货币收入最大化转向利益最大化、从货币逻辑转向前途逻辑。

当今大部分农民外出打工是为了缓解货币支付压力，最大化的获取货币收入。现在大部分农民，更准确的地说是30岁以上的农民是为货币收入而打工，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而且也有部分30岁以下的打工农民，打工是为未来的家庭而赚钱，是为未来的家庭货币支付的宽裕而打工。已经结婚的打工农民是为即期的货币支付压力而打工，没有结婚的部分青年农民则是为缓解未来的货币支付压力而打工，两者都有共同目标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

农民外出打工动机和行为逻辑变动轨迹就是农民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变动的结果，即农民打工和行为逻辑是农民所面临约束条件的函数，特别是最根本的约束条件的函数，受生存、货币、前途等根本性的约束条件或者约束变量所影响和决定。随着农民约束条件逐步放宽，农民打工行为所面临的约束越来越小，农民打工动力与行为逻辑个人自主性也就越来越强，即从追求家庭理性转向追求个人理性，需求和动机选择的自由度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