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方法论的自发、自觉与自为   

弹指一挥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已经有25年，从人生的周期来看，已经进入青年时期，但是对于需要传承传统，不断创新的学科建设和研究风格，需要积淀、积累的人才成长和团队建设来看，25年的时间只是一个起步时间。回首25年华师农村政治研究方法，经历了一次转型、两个阶段,即从自发的实证研究阶段转向自觉的实证研究阶段，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转型，但是转型尚未完成，也远没有达到自为的实证研究方法阶段。

方法论的自发阶段。改革开放不久，张厚安老先生老骥伏枥,牵头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学术宗旨，高举实地调查的旗帜，深入农村、深入基层，用脚来做学问。我们坚信，要做好研究，必须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从现实中寻求问题的求解之道。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中心的主要方法：下乡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建议。问题研究是此阶段研究的主要目标。当时并没有考虑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跳跃问题，也没有考虑材料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没有考虑到分析框架和理论建构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处于一种自发、自然的状态，感觉到做农村研究就是要调查，但是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的农村调查，事实材料如何使用，如何从实然转向应然，如何连接材料与理论，则鲜有方法论指导，也没有较为规范的研究模式借鉴，处于一种方法论的自发启蒙状态。

方法论的自觉阶段。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加深，随着中心研究人员的成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心研究人员从方法的自发阶段进入到方法论的自觉阶段。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始进入中心，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社会学的深度访谈、统计学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以及经济学的计量分析、博弈分析、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理论等研究工具和分析框架开始为中心学者和学生使用。调查研究主要是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研究方式超越了调查报告阶段，明白了研究人员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从应然转向实然、从问题研究转向理论建构；微观个案研究成为这个阶段主要研究方法，跨个案的比较研究、历史实证研究也开始出现。我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是这个阶段的开端，随后刘金海的《产权与政治――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视角下的村庄经验》，吴淼的《决裂：新农村的国家建构――江汉平原中兴镇的实践表达》、孟伟的《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以1998――2005年间城市业主维权行动例》等著作，则是实证研究方法的自觉阶段的发展，本系列中的四本书也属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典型的特点就是主动的模仿经典实证研究著作，积极的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发现问题、解释底层社会的政治现象，也就是我所说的生活政治的研究。

方法论的自为阶段。如果将方法论的学习、模仿、运用和创新分为三个阶段，即自发阶段、自觉阶段、自为阶段，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应该处在第二个阶段的中期，即大部分研究人员和硕博士能够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但是还没有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没有达到信手拈来、非常熟练的程度，更不用说达到了方法论的自为阶段。所谓方法论的自为阶段，应该是除了熟练的掌握实证研究的方法，明白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内在逻辑，而且还要具有创新实证研究方法的能力，能够将新的研究工具、新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农村政治实证研究中来，能够通过整合、借鉴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推进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方法和水平的提升，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自觉阶段能够“随心所欲”的运用农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自为阶段不仅能够“随心所欲”，而且还能够“创新”方法而“不逾矩”。我们现在离这一阶段还有一定的距离。

从中心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掌握程度来看，本系列四本书属于第二个阶段，能够达到第二阶段也殊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也有诸多发现。总体来说四本书大体都是从底层的视角，研究生活政治，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是社会史或者社会生活史范畴；按照人类学家的说法，属于政治人类学的范围；按照政治学家的说法属于政治社会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范畴。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四本书的选题都比较新颖、视角独特，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别出心裁。

樊红敏博士的《县域政治：权力实践与日常秩序——河南省黄市的体验观察与阐释研究》，以县为研究单位，以地方政治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和分析起点，研究县域日常政治，作者试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县域日常政治是如何展开的？县域政治权力运作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实践形态？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从它的运作我们可以看到县域政治包涵有什么样的特征？按照作者的理解和界定，所谓日常政治是指具体的、动态的、繁杂的平常的政治活动，即政治生活的实际运作过程。作者选择日常政治中特定的场景、关键词或“微小实践”作为阐释地方政治实践的切入点，再以地方性的话语，给予学理上的解读，并赋予其理论内涵。通过实证研究，作者发现，地方政治权力运作的实践形态呈现为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县域政治呈现为结构与运作的二元化特征，台前的“正式文本”与台后的“剧场运作”共同构成地方日常政治生活的全部。

吴晓燕博士的《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以建国后的乡镇集市为研究对象，将集市纳入国家对乡村社会整合的历程中来考察。作者从纵横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在纵向维度，通过考察建国以后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曲折历程，透视国家政治权力与集市兴衰的关系，探讨国家权力是如何借助集市空间渗入乡村社会的；在横向维度，以三中全会后集市贸易的恢复发展为背景，从市场规则、主体、空间三个层面展示集市活动和市场社区运行的现状，描叙多元主体的参与、利益的分割和空间的互动，以呈现“国家在场”背景下经济社会的自我整合与秩序建构趋势。通过实证研究，作者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集市作为一个经济交换活动的场所，其规则和秩序的形成既有国家建构的痕迹，也是社会自我生成的动因。现代国家成立以后，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共同建构和改造着集市，集市的参与主体也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国家与集市。

任宝玉博士的《财源政治：“财政下乡”视角下的财政合法性研究——河南省刘乡的个案研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个案乡20多年乡镇财政水平的变化、财政合法性基础及其演变、财政与乡镇政权建设关系的深入考察，提出了基层政府财政合法的概念，并得出了五个结论：乡镇财政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县乡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是制约乡镇财政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在传统财政治理体制下，农民负担水平是影响乡镇政府财政合法性及政府存在合法性的重要变量；在影响乡镇财政合法性的诸因素中，乡镇财政治理体制及治理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税费改革提升了乡镇财政的合法性，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合法性问题。

邓大才教授的《土地政治：地主、佃农与国家——从价格和交易成本角度的考察》与前三本书有所不同，主要采用历史文本分析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作者从大历史的角度，以农地流转的价格为研究对象，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工具，考察地主、佃农和国家如何通过交易成本影响土地价格。作者运用博弈论建构了一个简单的三方博弈模型，考察地主、佃农和国家三者的互动关系。经过历史与计量分析，作者认为，交易成本既可以促使土地流转价格上升，也可以诱致流转价格下降；制度安排既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也制造交易成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各有调节空间和范围，只有较好地处理两者的度，才能够最大化节约交易成本；国家－地主－佃农以交易成本为工具影响三方的力量均衡，佃农和自耕农以反抗和暴力制造交易成本推动王朝更替和租佃价格下降、土地买卖价格上涨；反抗和暴力源于国家对民间财力的吸纳――特别是以土地为目标的赋税制度，国家既是自己的缔造者，也是自己的掘墓者；当今农地流转市场既是传统农地市场的延伸，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在外部就业机会及国家财力基础较强的条件下，承包地流转不会重蹈土地兼并和王朝更替的覆辙。

四本著作都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资料详细，结论比较有趣，但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时都不同程度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掌握并不完全熟练，有些文章运用时比较生硬；二是对实证研究有一定的顾虑，担心实证研究没有理论，有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为理论而理论”的对话和议论；三是材料与理论、事实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明确，特别是不少结论还有进一步提升和抽象的空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四本著作的实证研究及生活政治的探讨，既是作者在学术海洋中的实证试游，也是我们中心的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的进步。我相信，在中心研究人员及硕博士生的共努力，中心的实证研究一定能够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自觉走向自为。

                                                        徐　勇

                                                2008年2月于武汉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