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研究》编辑部约我谈谈经济研究方面的一些想法，实在惭愧，笔者对经济研究理论方面并不是特别在行，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只是在农村政策研究方面浸染10年，对农村问题研究方面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并非是拾人牙慧，而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反思和批评。

1.价值中立的原则

价值中立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原则。只有价值中立，才能够避免意识形态、先人为主的价值取向对科学研究的侵蚀和干扰，真实揭示问题的本质。特别是农村研究尤其如此。现在的农村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门、热闹的领域，读者多、参与者众、文章汗牛充栋。这一领域也是最复杂的领域，发表见解人的学术训练也参差不齐。更重要的是读者、参与者融入许多个人感情色彩，带人了许多先人为主的个人观点和立场。而且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都带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将个人感情、个人立场、个人道德责任感带入学术研究领域，其研究势必剑走偏锋，偏离学术研究所追求的价值中立和非意识形态的原则。结果有三:其一，研究路径就会变成集中精力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立场和感情的依据，放弃学术研究真正应该重视的“怎么样”、“为什么”。其二，因为研究融人了个人感情、立场因素，其结论俨然以真理自居，自己也以农民利益代言人自居，容不得其他人批评和商榷，批评和商榷的人也得掂量掂量，否则就会被带上“汉奸”、“走狗”之类的帽子，使得正常的学术对话、交流和批判难以进行。

其三，因为研究融人了感情、立场因素，研究者就会有一种改造世界、拯救农民的理想和心胸，其研究注重对改造路径、发展道路开“药方”。其实研究人员一旦走上开“药方”的路子，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研究人员，要么是一个“动员家”、“革命家”，要么就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御用学者”。

当然笔者主张学术研究价值中立并不表明研究人员没有价值取向，也不表明学术研究人员没有道德观念，而是呼吁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时摒弃意识形态、摒弃互相攻吁、漫骂，摒弃以观点拉帮结派、排队划线，还原学术研究的本原，格守科学研究的规律，本着理性务实的态度寻找经济社会政治现实背后的一般性规律。只有如此，研究人员的价值取向、道德责任感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才能够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对话。

2.强调研究规范

研究的规范性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只有规范的学术研究，才能够与国际接轨，只有规范的学术研究才能够实现学者之间的正常对话，也只有规范的学术研究才能够最大化的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做贡献。中国学术研究已经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远远没有达到的规范“争鸣”、规范“齐放”的程度。规范成了中国学术研究的软肋和瓶颈。主要表现有三个:一是不接受一般的学术研究范式，总想另起炉灶，建立所谓的“中国范式”、“中国特色”。知识和规律具有一般性，具有内在演进逻辑，任何国家和任何研究人员都无法回避，也无法置之不理，除非不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如果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就

必须认可一般性的、大家公认的学术规范、研究范式。否则就是“自说自话”，要么制造“学术废品”、要么被“边缘化”。就像中国加人WTO一样，只有先加入这一组织，才有可能参与修改组织的规则。学术研究也一样，只有先接受这一范式，才会知道这一范式的缺点，才有可能全局性修改范围，才有可能将自己的特殊性融人既存范式，改变范式。美国经济学如此繁荣就在于美国学者遵循了传统的经济研究范式，然后参与范式的改造。二是不尊重知识产权。中国学术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尊重知识产权，不注重智慧存量积累，不注意知识的边际增长。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过去都有这个毛病。只有尊重知识产权，才能够找到研究的前沿，只有尊重知识产权，才可能节省社会研究成本，也只有尊重知识产权，才能够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三是以政策研究代替学术研究。传统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都受“以策取仕”的影响，而“策”只注重策略和政策，特别现代政府非常关注“应该怎么样”、“应该如何发展”，相对忽视“怎么样”、“为什么”，许多擅长开处方的“术士”成为政府官员的“座上宾”。这种以策取胜的价值取向，对整个学界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在学术界，策论研究喧宾夺主，大行其道，而真正规范的学术研究却‘.边缘化”，大有“劣币驱逐良币”态势。

笔者在此强调研究规范，不是不考虑中国学术研究的特殊性。而是希望遵循一般的学术研究规范，在大家公认的、约定俗成的研究范式下解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演变规律和发展逻辑。笔者强调学术研究及其规范的重要性，不是否认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任何学术研究的落脚点都是政策，都是为了改造世界，但是学者要格守学术研究的分工，千自己应该干的研究，不要政策研究者的饭碗。笔者强调学术研究的规范，更不是拒绝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学术研究应该多样化、多元化，多元化和多样化是学术创新的源泉但是学研究应该有基本的界限，有基本的框架、范式，在基本的框架和范式下的多元化、多样化，才能够比较学术研究的高下，也才能够进行正常的学术对话和交流，贡献知识增量，否则范式不同、框架不同，或者干脆另起炉灶，建立自以为是的范式和框架，就会陷人“学阀混战”的局面，不利中国学术界的健康发展和对世界学术研究的贡献。

3.突出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与规范研究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回答“应该怎么样”的问题，而实证研究是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实证研究主要特点是客观性，用事实说话，进行事实判断，避免价值判断。可是现在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时，都背离了这一传统，而是热衷于规范研究，热衷于回答“应该怎么样”，一份份发展“处方”满天飞。这一点在“三农”研究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大家热衷于开“处方”，热衷于当“参谋”，热衷于“救国救民”时，就不能够算作学术研究。而且规范分析太多，学者之间的观点就无法比较，失去了评判标准。规范研究大行其道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历史上中国以策取仕的选拔制度的影响，许多人从小就“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进行“应该怎么样”的思考和探索就成了许多的习惯和传统。现实中每五年一次的规划，也使许多学者转人其中，长期浸染规范分析，习惯于开“处方”，习惯于做规划。久而久之，规范研究成了显学，而实证研究却被人忽视。

强调实证研究是因为中国学术研究中，规范研究太多了，实证研究太少;思辨性分析太多，事实描叙和分析太少。很多所谓的研究就是学者呆在书斋中按照自己的经验而进行的逻辑演绎，或者根据报纸上的一些零碎的报道而进行推测形成的，根本谈不上实事。许多所谓的问题是“伪问题”，是学者杜撰的。突出实证研究不是回避规范研究，也不是不要规范研究。任何实证研究都不能说没有规范的成分。而且实证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进行规范分析，也在于为政策研究提供依据和理论指导。但是规范分析必须在严格的实证分析基础上进行，避免“空对空”、“规范对规范”。进行规范分析时，也必须尽量客观，结论、政策与实证分析之间应该有严格的因果关系。要尽量避免开过多的“药方”，在分析“应该怎么样”时，也要将重点放在“为什么应该这样”。

4 树立分工意识

社会化大生产强调分工，学术研究也要强调分工笔者在此说的分工有两种内涵:一是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看，学术研究则重于分析问题，而政策研究人员或者政府参谋人员侧重于解决问题。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学术研究侧重于认识世界，政府智囊或者官员侧重于改造世界学术研究人员要专注于寻找规律、构建理论框架和模型，对于政策的选择应该交给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人员进行。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来看，学术研究侧重于探讨“怎么样”和“为什么”，政策研究人员侧重于“应该怎么样”。二是学术研究的分工也要求学者必须格守自己领域和专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和专业中进行学术研究现在有许多学者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讲一特别是现在有些媒体，也不管采访的专家是不是本专业的，只要名气大就行。如研究企业管理的谈农业问题，学工商管理的谈粮食问题这些现象都是不格守自己的学术分工导致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专家只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不是“全才”，也不是“通才”在自己不熟悉的专业和领域发言，犹如隔靴搔痒，雾里看花，有时甚至会产生误导作用

笔者在此强调分工意识，是因为中国学术研究几乎没有分工，学者经常抢政策研究人员的“饭碗”，还名其曰“学术研究”，其实很多是政策研究、对策研究，而且没有学术规范，不讲究研究方法，不使用研究工具，与真正的学术研究相差十万八千里笔者在此强调分工意识，就是许多学者不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田”，而是不断越界，到处“放炮”。强调分工意识就是要学者们既要格守学者身份，也要倍守专业领域，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研究和发表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