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农民也积极地融入市场的浪潮中。迈入二十一世纪，白玉村农户生产、生活各方面，包括衣食住行，农资设备都离不开市场。市场化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常年外出打工的人数保持在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2006 年统计，全村劳动力数为2462人，从事家庭经营人数为1020 人，占总数41.1％，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经营人数为850 人，占总人数的34.5％。全村内部兼业户占总户数的14.5％，常年外出打工人数占总人数的20.7％，占劳动力总数的33.9％。

从2000 年起，白玉村基本上实行了机械化，耕田、播种、收割、脱粒等一系列程序都不需要人工操作，就连磨米磨面全是机械化。播种机一趟能种好几垄，犁地、点种、埋土都一次完成，而且只需一个人操作着农机具。以前都是插秧，现在基本上是采用抛秧，不需要下田操作了。除草也并非人工拔草，而是使用除草剂。秋收，稻谷用收割机来完成的，村里有两台收割机，收割机一过，田垄上便干净利落。自从农村实现了机械化，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刀耕火种不再重演，苯拙的体力劳动由机器来代替。白玉村农户不用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年的种植和收获任务，剩下的时间他们自己支配。

市场化和机械化使得村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从事副业、外出打工经商，因此也造成了农户的分化，以收入占较大比例为标准进行分类，可以分成商品农户、务工农户和自给农户三类。据2006、2007 年两年的调查情况看，216 份样本中，约有30.8％的农户搞承包、搞养殖，走承包致富、副业致富的道路，这部分人被视为商品农户。调查中约有50.5％的农户，没有在经营副业和承包集体产业，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常年在外地打工，只有老人、妇女在家作田。或者留有一两个主要劳动力在家，但是他们在村内做零工。这部分人被视为务工农户。还有15％左右的农户是纯农户，不离村也不离土，靠粮作经营养活自己，这一类被视为自给农户。值得指出的是，有许多农户，既承包土地，又发展副业，还在村内打打零工，家庭成员中也有人常年在外打工，这种“混合型”农户在白玉村确实不少，故在下文分析中，将举例予以说明。还有有4％左右的农户在村上、镇上开食品店、服装店，据2006 年统计，在白玉村，有3 个米厂，1个无纺布厂，1个化工厂，1个私人开的幼儿园，1 个私人诊所，62个小商店。

一、商品农户的利润最大化

在白玉村，搞承包、搞副业的农户数量日渐增多，前面举过彭纯生、高老头的养猪经验，他们是这一批人的领军人物。之所以称他们为商品农户，是因为他们均是为市场生产产品，其生产经营行为受市场供求变化的影响。

在216 份调查问卷中：“耕田大户”（10 亩地以上的）有15 户；“养猪大户”（10 头以上）的有67 户，“养猪超大户”（100 头以上）的有2 户；“蔬菜大户”（2 亩以上）有8户；“种树大户”（2 亩以上）有7 户；“承包大户”(特指承包池塘、山林等集体财产)有3 户。

有一些农户，既是“耕田大户”，又是“养猪大户”，如高老头，2000 年后他养了六十多头猪，同时租种了邻居家的4 亩地，共耕种11.3 亩。有的农户既是“蔬菜大户”，又是“耕田大户”，还有的各种副业都搞，而且都还上了一定的规模。

周保国今年五十五岁，是一名共产党员，高中毕业后，他就在家种田了，由于他勤劳肯干，善于经营，被村里的人称为“多产户”。周家有5 亩田，2002年起以每亩100 斤米的价格承租了别人的7 亩田。2000 年承包了村里的大池塘株木湖，约有十亩，湖中养了各种鱼类，成为村里的养鱼大户。家中一直都养猪，规模越来越大，2002年养猪规模达到了75 头。他还学了一门手艺——建墓，村上哪家人要修墓了，他就上门“讨生意”，再请四五个泥工，组成一个班子一起搞，一般建一个中型墓可以赚七八百元。

由于家里劳动力不够，所以我在2002 年底买了一台耕田机，除了耕自己的12 亩地以外，还耕了别人的二十几亩，120元一亩。每年收的粮食呢，除了留一两千斤自己吃以外，全都卖掉。以前还留点粮食喂猪，现在不了，喂猪都用猪饲料。猪吃饲料，长得快，也长得肥，以前半年才长到170 多斤，现在两三个月就可以长到200 斤啦！鱼塘有时也要去看看，不过花的精力不多。农闲的时候，就做做墓碑，做石狮子，我一般只套形状，写字啊、画图等一些精细的工作还是要请专业师傅来做。

周保国认为2003 年是利润最多的一年，因为一方面，市场行情都还不错，粮食和猪肉都卖得起价格，另一方面，家庭经营也上了规模。因此，据保守估计，2003年纯利润便有七万块。2004、2005 年受“禽流感”的影响，喂猪亏了本，因此就缩减养猪的数量，把心思都放在养鱼上面了。他告诉笔者，他准备买一些好的品种，如财鱼、青鱼，然后在鱼塘四周建几个小凉亭，把鱼塘建成一个集钓鱼、餐饮、休闲于一体的“度假中心”，接待从宁乡县、长沙市驾车过来的游客。

在白玉村，像周保国一样搞多种经营的农户，不在少数。他们共同的特征是，“统筹兼顾”，哪个利润大、前景好，就干哪个。

从粮食销售上多捞利润，那是很难的。一方面，粮食生产的成本大大地提高了，农药、化肥等价格年年攀升，以前作田只要一百把块钱的成本，现在涨到了三百多块钱。另一方面呢，粮食销售价格起伏不定，低的时候，如2002 年，交了税、除去农药化肥投入，基本上每亩只赚得三百来块钱，太少了！但是，田是不能不作的，如果把田废弃了，那么支付的成本则可能更大：家里五口人要吃米，如果自己不作田，到市场上买米，则每年要花去两千多！尤其是2005年以来，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还补贴了一些，成本降低了，利润空间上涨了不少。

免除农业税以后，由于销粮的利润上涨，使得原先转租给别人的农户，想将自己的田要回来。周保国的12 亩地中，7 亩是承租自外出打工的两户邻居家的，2006年，其中一户人跟他打商量，想不租了，“可是我耕田机也买了，合同也跟别人签了，怎么喊不租了就不租了呢”？后来做了好久的工作，耕地的补贴全归他们，每亩地加了50 块钱的租金，才答应再租给他五年。对于这个问题，他感叹到：

种田要赚钱，只能是搞规模化经营，才赚得多，才值付出人力和财力。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白玉村很少有种田上十亩的“大户”，而这个“大户”在别的地方都只算得上是“中户”或者“小户”。只有搞规模化经营，将土地集中在想作田又懂得经营的人的手中，才能实现优质培养、科学治虫、提高产量，还可以进行粮食深加工，做出品牌，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土地，创更多利润。

周保国的“规模化种田”的观点，同时也是村里一些搞粮食生产、副业经营大户的心声。他们认为，只要将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经营，才能创造更好的效益。如何融入市场经济中，通过粮食销售创造更多的利润，是他们所关注的。因此，商品农户常常表现出“唯利是图”的一面。在粮食销售问题上，商品农户对价格的敏感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农户。如在2007年的问卷中，有两个调查农户对粮价变化的态度的题目：

①粮价持续下降时，您将会：＿

A 留足口粮，随众卖出余粮；

B 贮藏余粮，市场回升时售出；

C 没什么改变。

②粮价持续上涨时，您将会：＿

A 分批卖出，回笼资金；

B 压粮待机，高价出售；

C 担心跌价，尽快售出；

结果显示如下：

在第①题中，商品农户有72.8％选择“贮藏余粮，市场回升时售出”，高于务工农户的20.1％和自给农户的42.6％,也高于总体数的52.1％；第②题中，商品农户选择“压粮待机，高价出售”的有54.8％，均高于务工农户和自给农户。

从以上数据对比可知，商品农户更倾向于将粮食视为“投资”，希望获得更大的利润回报。因此，商品农户并不急于销售粮食，而是寻找最佳的时机。

2000 年以来，白玉村最大的变化是，手机在农村已经普遍起来了。据2007 年调查统计，将近80％的家庭都买了手机，有些家庭还不止一台手机。许多家庭还没有安固定电话，就直接成为了“无绳一族”。

有了手机，信息资源就丰富多了。我每月定购了农资价格信息，所以每天都有各个地方的粮食价格情况，还有专家的预测。2005 年卖夏粮的时候，专家就提醒，说会高开低走，要农民趁早卖粮。我就将粮食以75 块钱的价卖掉了。一些农户觉得还有大的来，压着不放，结果最后跌到68 块都没有人要。现在要发家致富，主要靠以下三点：一要信息灵通，二要分析市场，三要脑瓜灵活。

手机的使用，使得白玉村的农户能够更便利、快捷地掌握农业信息。据了解，在白玉村，拥有手机最多的年龄层是30－45 岁的中年男子，他们一般是家庭收入来源的核心，也是家庭生产决策的制定者。其次，便是二十多岁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家中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一般没有单独配备手机。

周保国在1997 年就买了一台诺基亚手机，一直用到现在。手机主要用来联系卖主、洽谈业务的，近几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了解，许多发达的农村信息化建社已经十分超前了，所以他提出了这样设想：

单凭一个手机，还是不抵用，其他地方，如山东、浙江的农村，都开通网络了，在网上进行农产品交易，搞农产品期货。我在电视上看到，那里的农民与大型交易所都有联系，通过用手机、网络了解每天的价格行情，不仅可以卖个好价钱，而且还指引农民进行生产经营，今年种大豆，明年种蔬菜，难怪那边的经济发达得多啊！所以我们搞新农村建社，就是要搞信息化建社，普及电脑、网络，多渠道地获得信息，带动农民致富。

除了重视信息以外，商品农户还尤为重视科技，他们认为“高科技能创造高效益”，体现在对于种子、农药化肥的选择上。根据2006、2007年两年的调查的213份问卷中，许多农户既购买普通种子，又购买优质种子，只购买优质种子的农户占30％。而商品农户中大约有80.7％全部购买的是优质种子。一般而言，农户种普通种子产的粮食，是供自己吃，觉得自己吃的米“不应该那么讲究”，而优质种子产的优质米，“销得起价些”。商品农户更愿意多花点成本，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在农药的使用上，八成以上的商品农户摒弃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使用的18％杀虫双水剂、井岗霉素等农药，而是使用久久杀、卷叶飞虱杀、纵卷杀等新型农药，虽然在价格上比前者贵了七八倍，但是由于“杀虫快”、“效果好”，成为商品农户的首选。

二、务工农户的销售“鸡肋化”

自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就有村民外出打工赚钱了，那是白玉村外出的“第一代人”。“第一代人”中经熟人介绍，到外地搞基建、做生意的人居多。据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第一代人”大部分集中北上内蒙和南下广东。从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成群的年轻人南下到广东省的各个市，这批人平均年纪小——还不到20岁，教育程度高——基本上都经过了初等教育（初中），这一批人成为外出的“第二代人”。

“第一代人”在外面闯了十几二十年，要么就摸出门路做了老板，在外面做生意，要么就是年纪大了，不想在外面闯了，就带着这十几年赚的钱回来，搞点副业或者做门面。现在在外面的厂子打工的，基本上是“第二代人”，这些细伢子，读书读不进，有些初中毕业就出去了，赚钱呢也赚不了好多，他们都不愿意留在农村，总想去闯世界。

白玉村的农民十分重视教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读点书，能够读大学是最好不过的了。据了解，现在白玉村大概有80－100 户人家，有一个到两个上大学（大专包括在内）的孩子。从20 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就有不少农户将自家的孩子送去读技校（中专），学厨艺、磨具、汽修、电脑的专业，而这些人通过一年到三年的专业训练，现在已成为在广东打工的“主力军”。还有一部分孩子，被大人们认为“没有读书的种”（天生就不会读书），所以也不逼迫他们，等他们拿个初中文凭就送他们出去了。

2005 年白玉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有1442 人，平均每户家庭就有1.35 人在外打工。2005年农民外出劳务总收入为533 万元，占白玉村全部收益的18.5％，平均每人收入为0.37 万元。

然而，据调查，“第二代人”出去以后，在外面成家落户的比例并不大。在216个样本中，只有37 户人家中的第二代，在外面结了婚、生孩子，有的还买了房子，在城里定居下来了。其中15 户定居于宁乡县，3户定居于望城县，12户定居于长沙市，7户定居外省。

“第二代人”外出打工，导致农村留守人群的“断层”。大部分在外打工的男青年，回家结婚生子了以后，还是继续在外打工。家中留下了父母和媳妇，以及年幼的孩子。待到孩子长大到两、三岁，许多家庭中的年轻妇女，也外出打工去了，或追随丈夫，或者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厂子里工作。因此，许多打工农户家里只剩下了祖孙两辈。由于家中种田的基本上为中老年人，这些人在传统的“重农”思想影响下，作田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

在2007 年的116 份问卷中，只有有17 户农户认为种粮“不太重要”，还有4户认为“一点也不重要”。在这21 户农户中，共有人口105 人，其中外出打工的有34 人，本地务工人数有28 人，在读学生（大中小学）有20 人，其中读大学的有7人，余下的基本上是60 岁以上的老人和5 岁以下的婴幼儿。每户平均人口为4.3个，平均承包的耕地为4.9 亩，21户中将耕地出租的有9 户。

其中有一户户主叫熊平，今年59 岁，家有5 口人，3 亩地，儿子媳妇两人都在广州打工，自己也在本地做木工。

现在粮食对于农民来说，真的是不太重要了，有了发不了财，没有也饿不死。我家的3 亩地，年年还是种着，不像有些人干脆就将田荒在那里。但是，种田就没有以前那么上心（用心）了。家里劳动力少，能够用机器的就用机器，比如，耕田就用耕田机，这个要120 元一亩，办禾（收割）就用收割机，花去五十几一亩，农药啊、化肥啊，紧一般的买，不搞太好了。所以我家的田产量不是很高，中等水平，冒得时间搞啊！销粮呢，就是等粮贩子上门，他说好多就好多，也没有蛮多价讲的。

熊大爹大致估算了一下，家里一年的收入（包括儿子媳妇打工和自己做木工）大约有2 万元，2006 年粮食销售得了2000 元，除去农药化肥等成本，只赚了1000元，因此粮食销售收入占全家总收入的比例仅为5％。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熊大爹认为粮食“太不重要”了。据统计，116份样本中，粮食销售收入占全家总收入的比重，平均数为20.3％，而认为粮食“不太重要”和“一点也不重要”的21 户农户，该比重的平均数为10.7％，比总体平均数低了将近10 个百分点。

在调查中，九成以上的务工农户，选择粮食销售的方式为“粮贩上门”收购，主要原因，正如熊大爹所说的，家里人手少，没有时间和精力运送粮食。务工农户一般也不商讨粮食价格。因此，务工农户可以说是白玉村每年的第一批销粮户，也是粮贩最“忠实的顾客”。

村民张丽萍是一名家庭主妇，今年55 岁，同时也是家里务农的主要劳动力，因为家里的男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丈夫在宁乡县开的士，儿子和媳妇在东莞做凉菜生意。平时就只有她和上小学的外孙女和外孙子在家。 种田，对于我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大麻烦！男人和年轻人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守着屋子，守着这两亩多地。不作田吧，家里还有两个小孩，要吃饭，而且一听说要把田租给别人，我家老头子打死也不愿意，说租出去容易，要回来难！农忙的时候，老头子就回来帮忙一个把两个月，其余的事情，比如买药啊，打虫啊，都是我来搞。我还要招呼（照顾）两个小的，没有什么清闲的时间。所以啊，这个田啊，有了呢，不得了，没有呢更不得了。

由于张丽萍将作田视为“鸡肋”，因此在销粮上，是“能怎样简单就怎样简单”，“能怎样方便就怎样方便”。 这几年，我家基本上跟李长顺（粮贩）达成协议了，每年给他收3000 斤谷子，基本不变，但是价格呢，我也难得讲多的，只要跟国家价（最低保护价）差不多就行了。剩余的1000 多斤谷子呢，我也要他帮我打成米，稍微出点成本费。

粮贩与农户经常有着“互动”的联系，粮贩从农户手中收粮，同时也替农户打米，打米的费用直接从农户粮食销售收入中扣去，价格为每100 斤谷子4 元钱。

另一户人家，只剩下妇女许爱民一人了。2007 年，她的女儿考上了辽宁大学（本科），原本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许爱民却愁容满面。 一直盼望儿女有出息，今年女儿考上大学，真应该高兴一场，但是，烦恼的事情就来了，听说学费要一万多一年，这从哪里来呢？我男人在外面打工，没有稳定的工作，做过泥匠、瓦匠，还跑过运输。今年包了一辆的士，在宁乡县跑，但是没有赚钱。我还有一个儿子在武汉学电脑，每个学期也要4000 多学费。哎，下半年一开学，就要准备一两万块钱，这该怎么办啊！许爱民准备今年（2007 年）这个夏天，搞完双抢，就不管田地了，出去打工去。至于家中的4 亩地，虽然“年产达到了每亩1800 斤”，“每亩地可以赚七八百块钱一年”，但是，还是“应不了家中的急”，只得以150 元/亩的价格全部转租给邻居。

据调查的216 户农户，约有10％的农户将自家的耕地全部转租给他人，约有24％的农户将部分耕地转租，只留下提供口粮的那部分耕地。转租的租金，有的用米算，如100 斤米/亩，有的用钱算，如100 元/亩，平均起来租金为每亩120 元。其中有7 户还不收租金。

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屋子都锁了。田放在那里，没人管，那也不行。他们只希望保证它不荒了就行了，以后万一回来了，就可以接着种。所以，田给别人种，收不收租金都无所谓。

李玟家3 亩多田，都是给他哥哥种，自家人也不会讲价钱。只要他照看好田就好了。这7 户农户，一般将田转租给邻居、亲戚这些“信得过”的人，把田免费给别人种，主要出于要别人帮忙照看、管理的目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希望将来回来能够继续这个作田的事业，因此他们觉得不收费也是应该的。

2005 年，湖南省全面免征农业税，至此，2600多年“皇粮国税”的历史划上了句号。笔者调查的农户中，绝大部分的人对免除农业税这一政策，极其之兴奋和赞赏，认为这是政府对农民的“恩情”。笔者同时发现，免除农业税对于务工农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05 年，我们正式免除了农业税，以前每亩地要上缴个两百块钱的，现在不仅不要交，而且还发个几十块，对于我们来说，等于说种田多赚了两百多一亩。好多在外打工的人，都回来了。还有一些人，农忙的时候，就回来，空闲了再出去，打半年工。

2006 年，白玉村农户可以获得每亩田25 块的补贴，2007 年补贴上涨到63 块/亩，农户种田的负担进一步减轻。此时，务工农户更舍不得家里的那几亩田了。据统计，大约有60％的务工农户，将原先转租出去的田都收回来了，自己种。但是，仍有四成多的打工农户，并“不为所动”，像之前提到的许爱民，在子女学费的货币压力下，她不得不放弃家中4 亩好田，而只领取农业补贴。

同时，即便是大多数的务工农户种田积极性有所增强，但并不代表其销粮的主动性有所提高、对销粮的关注度有所加大。因为对于务工农户而言，销粮收入在全部收入中的比重仍是不高，他们掂量的是“离开土地”还是“守住土地”，而并没有考虑是否将主要精力放在从事粮作经营上。而且，种田热情基本由外出打工的“第一代人”所展示出来，“第二代人”仍积极地朝着“脱离农村”、“脱离土地”的方向努力着。

三、自给农户的“无畏化”

在白玉村，大约10％的农户，既不外出打工，也不进行本地务工，只作田，兼养猪、养鸡，或种点蔬菜。这些农户与前面所提到的进行副业经营、搞承包经营的商品农户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是为了销售，而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类似于传统时期“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因此笔者将他们也称为自给农户。

白玉村七组的张庆丰，今年51 岁，由于在家中排行最小，被称为张满爹。他的两个儿子都在部队里，家中只有他和老婆两个人。他家里承包了2.3 亩田，还有将近1 亩的菜土，养了两头猪，前两年还养了鸡，2007年就没养了。

大儿子95 年就出去当兵了，后来就留在部队里，小儿子2000 年出去的。自从小儿子出去后，家里就只剩下我们两口子了，平时没有什么蛮多事做，打打麻将，看看电视。农忙的时候，在田里劳动下，现在也不太需要下田了，什么都机械化了。养猪养鸡呢，也不要花蛮多精力。别人都说我们日子过得好舒服的呢！

张满爹的老婆喜欢打麻将是出了名的，几乎每天都去村上的娱乐室——也就是去麻将馆去打上半天。据了解，2000 年以来，村里出现了上十家这样的娱乐室，这是专门供附近村民打扑克、打麻将、打天九的场所。这种“娱乐室”都是开在农户家里，农户提供一两个房间作为娱乐场所，规模不大，大的一般也只有三、四个桌子。有的店家还兼营零杂小吃，卖猪肉、烟酒之类商品。许多“牌友”在这里打上半天以后，就从店子里买半斤猪肉回家，省得再跑一趟街上了。在娱乐室打上半天，每人要交“桌子费”，收费标准基本上是10 元一人，店家免费提供半天的茶水和瓜子糖果等小吃和点心。近两年来，有些店家购买了“自动麻将机”，收费标准从10元提高到20 元，“虽然价格贵，但是过来玩‘自动’的人还真不少，每天还要赶早占位子。”张满爹说到。

到娱乐室打牌的一般是妇女，老头子也比较多，年轻的男人少。有些妇女怀里抱着（小孩子）手里牵着，也到这里来打牌了。还有一些人，过来不打牌只看牌，或者只聊天、看电视（店家一般会将电视机打开招揽生意）。“娱乐室”成为村里聚集、交流的场所。你如果到别人家里找不到他，那就最好去附近的娱乐室看看，保准他就在这里。

有些在外务工的农民，过年、过节回家，也会到娱乐室转一转；还有些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民，也有时候忙里偷闲过来消遣一下。但是，经常“光顾”娱乐室的人，基本上都是那些像张满爹和他老婆一样生活惬意、别无所图的农户，即自给农户。

他们空余时间多，又有没有什么“乐子”可找，所以到娱乐室消磨时光，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粮食对于张满爹而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就“冒得饭吃”了，那么他是如何看待销粮的呢？

粮食是我们两口子生活的保证，有了粮食，就不怕没得吃的了。我家2 亩，每年产粮将近四千斤，我们两口子一年吃八百多斤就够了，有三千多斤要卖掉。卖粮虽然赚不了好多，但是手里有闲钱了，就可以满足其他生活开支，比如，买柴米油盐啊，扯布做衣服啊。还一个呢，就是打牌要用点钱，虽然大得不大，有时候一天下来也有个几十块钱输赢。我们两口子平时也没有什么大的花销，所以卖粮的钱还可以抵（维持）那么一阵子。

张满爹夫妇将粮食销售收入用作“平日里开销”，即作为生活费、零花钱，而他们夫妇到底需要多少生活费、零花钱，张满爹觉得“无法计算”。

每个月要花好多钱（生活费），这是说不清楚的。手头宽裕一点，就多花点，手头紧呢，就少花或不花。假如这个月，买了化肥、农药，花了几百块钱以后，手里没钱了，我们两口子就会节约点，不买肉吃了啊，多吃自己家里的小菜啊，衣服什么的就不买了吧，那又不是年年都要买的。打麻将，输了一定的程度，百把块钱，就不上桌子了，最多在旁边看一看，解瘾。

由此可见，像张满爹这样的自给农户，生活开支是十分有收缩性的，由于家里种了田，又养了猪或鸡，所以“吃饭”问题就解决了，在其他方面的需求，即除了食以外的衣、住、行等方面，他们觉得可多可少、可有可无，具体分配则看手中的“闲钱”有多少了。

在白玉村，有一些中老年人，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通过各种途径脱离了农村，成为城市户口，而这些中老年农民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宁愿留在农村，过自己“熟悉的”、“轻松”的生活，或者说，他们都选择在农村养老。这些农户，由于不为衣食住行担忧，所以货币支出压力不大，在对待销粮问题上，并不像其他农户一样斤斤计较，而是体现出 “无所畏惧”的态度。

在调查的216 份样本中，自给农户有34 户，按不同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家里只有夫妇2 人，第二代在外面，第三代也没在农村，这样的农户有14 户；还有1 户无儿无女，也并如这一类；

第二类，家里只有夫妇2 人，第二代中有在农村的，但是儿子女儿都不同住，即儿子已分家、女儿已出嫁，这类农户有17 户；

第三类，家里有3－4 人，除了老夫妇以外，还有1 到2 个儿子，但是儿子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父母也管不了他，只能随他去。这类农户有2 户。

第一类和第二类有32 户，占了绝大部分。这两类农户都有共同的特征，即近期生活无所忧虑，下一辈已无需他们操劳。事实上，已经到了第二辈“反哺”第一辈的时机，但是由于他们觉得自己“身子骨还牢靠”，还可以多活动几年，就不愿意依靠第二辈的赡养费而生活。

除了依靠卖粮、搞副业赚点生活费、零花钱以外，许多农户在城里的儿子女儿每年都会拿钱回来。像张满爹，他的大儿子在北京，二儿子在郑州，每年过年的时候他两个儿子都会拿点钱、物资回家，大约有3000 元；平时有也会间或寄几百块钱回来，用作急用。因此，张满爹一年可以从儿子那里获得4000 块钱。除了有急用，他一般都将钱存起来，以备今后生病住院之用。

在白玉村，很少有人会不务农事的，即便是家里条件非常好、已经可以不依靠种田而生活了——除非“下不了地”、“活动不了”了。因此，对于没有近忧、没有生活压力的自给农户而言，粮作经营、搞副业都是一种“生活习惯”和“职业习惯”， 同时，农民“克己”的天性在这类人上充分地得以体现，即能通过现在所掌握的资源，而时时调整自己的欲望和需求。

粮食价格对于我们来说，高快把钱和低快把钱，都没有多大的区别了。我们销的粮食又不多，不像别人七八千斤、万把斤地销。我们这两三千斤谷子，粮价高低差2 块钱，我们的收入也不过是五十几块的差别，打麻将少放几个大炮，就回来了！把谷子销出去呢，一来是家里难得放，放了难得管，有怕起霉，有怕叨（引来）老鼠。二来呢，粮贩子收粮，方便得很，钱马上就到手里了。所以每年谷子一收，我们就把多余的卖了，也没多考虑价格什么的。有时候还经常多卖了！那也没有关系，到双江口街上去买米就好了，有时候还可以买几斤泰国香米尝尝呢！

张满爹还告诉笔者，这几年他卖的粮食越来越少，因为有部分用来煮酒（酿酒）。他觉得，现在的谷酒价格越来越贵，从以前的7 毛/斤涨到了4 元/斤，所以还不如自己酿。一般而言，180 斤谷子可以酿70 斤酒，可以吃上大半年了。在白玉村，许多农户都有煮酒的习惯，而且随着谷酒价格的上涨，煮酒的人越来越多。

对于自给农户，作田是他们的习惯，而粮食销售只是他们解决“多余粮食”的办法之一，他们对于粮食价格、粮食销售方式，甚至连粮食补贴的政策，都不太敏感，粮价下跌他们也不怕，“平稳、舒适地过日子”，这便是他们的追求。

小 结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农户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首先表现在农户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市场，许多农户也积极地为市场提供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其次表现在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不断扩大上，农民的发展空间拓展到了除农村以外的其他地区。同时，在科技的助推下，农民种田的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由此而节约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分配于副业经营和外出务工之上。

这些对于农户的影响是巨大的，农户能够选择自己所适合的“发展之路”，从而造成了农户的分化，即分成商品农户、务工农户和自给农户三大类。商品农户从追求利润的角度出发，积极寻找一切有利于增加利润的经营方式和手段，分散投资、多种经营、充分利用信息资源、走集约化生产道路等，是他们致富的“法宝”。务工农户，在强大的货币支出压力下，走出了农村，他们认为其使用自身劳力的比较效益大于利用土地资源的比较效益。自给农户，已经不受生活压力、货币压力的左右，选择的是平稳、舒适的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农民需要的，“不是一种帮助，而是尊重与信任”，只要将农民与市场联系起来，“就像过去的丝绸之路和大运河那样，农民就会找到一系列有利可图的经济机会”，“从而使之变为沟通由落后变先进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