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期的白玉村，自然之“法”约束着农户，乡土社会之“法”辅助着农户，生存之“法”引导着农户，只有国家之“法”对于农户的作用甚微。费孝通也认为：“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由此可见，国家制度对于农户而言，是很遥远、很虚幻的东西。

然而，自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以来，随着发动、组织农民的步伐的加快，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也是日益深入。1949年8月9日，中共在宁乡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即人民治安委员会，以维护城乡治安，筹集粮草，支援过境解放军。1949 年8 月，宁乡县解放后，县委便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宣传发动农民，通过征粮、剿匪、减租退押等运动，提高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通过建立政权和宣传阶级意识，广大农民被调动起来了，于是从1949 年12 月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于全县220 个乡分批展开。1953 年，土地改革全面完成。通过土改，全县没收和征收土地74.75 万亩，12.5788万户、56.28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70 余万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土地改革将占农户多数的佃农和半自耕农改造成自耕农，每个农户都拥有自己的土地。

随后，中国的农户迈入了国家调控主导下的集体化时期。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3 年至1968 年，此时以计划调控为主，市场调控为辅；第二个阶段是1968 至1979 年，此时为完全计划经济时期。在集体化运动中（也称合作化运动），政府和国家主导了农户的行为，人民公社制度将生产队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

国家对市场政策的改变，使得粮食市场时开时禁。1954年6月30 日，双江口开办了第一个由粮食部门管理的粮食市场，产销见面，余缺调剂，落市余粮由粮食部门收购。1957 年粮食自由市场被关闭，1962 年全县又恢复了34 处粮食自由市场，双江口市场包含在内。1963 年7 月，自由市场又关闭，直至1972 年后，粮食市场每年2 月或三月开放，7 月20 日关闭。1983 年后农户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的余粮，允许在农贸市场自由购销，粮食部门管理的粮食市场随之消失。

一、个体销售与集体行动

土改后，白玉村平均每人分得1 亩田，3 分菜地。1955 年白玉村组织初级合作社，农民个人所有的耕地和农具入社。1956 年农户土地由初级合作社并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白玉村划分为白玉大队和新桥大队，各有14 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大概三十户人。后来并入檀树湾人民公社。同年开始兴办“大食堂”，不多久就办不下去，解散食堂。农民再次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但是农民的土地、生产工具归大队和生产小队所有，变成了集体财产，私人与自己的农具和土地联系中断。农村财产制度由农民个人所有变成生产大队或生产小队集体所有。

虽然农户大部分的耕地都收归生产队了，但是，每户人家还是留有一小块耕自留地。自留地面积很小，平均每人不到一分田，一个五口之家自留地只有3—4 分，最多的也不会不超过半亩地。然而，每家农户都在这一小块地上倾注了心血。

大部分的地都是公家的了，只有自留地是自己的。大家对于这块地十分地爱惜。自留地上栽种的，是由最好最饱满的种子发起来的秧苗。每天一清早爬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去自留地上看看，看苗长得怎样了，有没有杂草，有没有虫子。有杂草就要赶紧除草，有虫子了赶紧喷农药（一般从队里拿的），要不然，就下田一个一个地捉。由于农具基本上都交给生产队了，因此农户自留地施的肥都是农家肥，这个对土壤好，有利于保养土质，农作物也长得好。白天在队里干活时，一有空就溜回自留地了。傍晚回家，也要去自留地上转砖。盼望那些秧苗长好点，就像疼惜自己的孩子一样。

农户认为，自留地的各项工作，如翻土、插秧、拔草、打药，施肥，灌水等，这些都马虎不得；而对于公家的地，就没有这么细心了，秧苗倒伏、肥料不济、灌水不足等现象时有发生。有一年（1968年），白玉村第五队早稻收割，平均每亩田只收得两百多斤谷子。而自留地上，平均一年（早晚稻）可以收获1000－1200 斤/亩。自留地上的产量比生产队的产量每亩平均可以高出200－300 斤。而这些“高产”的自留地上所生产出来的粮食，便能保证一家人4－6 个月口粮需求。

每年上半年，生产队会进行一次预算，按工分发放谷子和钱，下半年进行年终决算，以工分按劳分配。每次分配后，农户都要严格预算，因为手中的货币要计划用一年的。但是“计划不如变化”，面对突如其来的货币需求，农户只得再次利用手中的粮食了。

那个时候，农民私底下的交易很经常，交易的本钱呢，一般都是米和谷子。如张家粮食有余，则用粮食换取李家的棉被或鸡蛋。粮食交换的物品中，有代表性意义的是鸡和鸡蛋，因为在当时，它们是农村婚、丧、庆等重大事件的必备之物。1955 年村民张得生的大儿子出世，全家人喜出望外。张得生用三斤大米从隔壁吴家换得一只母鸡和两斤红糖，给老婆补身体。随后在儿子满月时，又用两斤米和两斤糙谷换来十个鸡蛋，从丈人家讨了一斤白酒，大舅子又送了半斤猪肉，就着干萝卜咸菜花生米，请亲属吃了一桌，为孩子讨个好彩。

集体化时期，依靠乡村社会关系，仍然是农户解决家庭需要的一大法宝。但是这种交易，只能解决贫困农户的基本生活问题，如果有特殊的需求，则以粮易物的“法宝”就不“灵”了。特殊需求有很多，比如：祭祖，尤其是头年，需要香烛、纸钱、贡果；家里有人突然去世，需要立刻买棺材、操办丧事；嫁女儿需要嫁妆，娶媳妇也需要聘礼……这些事情，由于情况紧急，费用支出也比较大，单靠亲戚邻里之间的交换，是应付不过来的。同时，就算是农户一早计划好了，一旦发生“紧急事件”，一时间也难以周转过来。所以，农户只好选择以售粮来获取货币。

五十年代，在双江口镇上的集市上，几乎每天都有农户担谷子、白米上街售卖。粮店也收农户余粮，但是每百斤谷子比市场价低个5－8 毛钱，因此农户都不愿意卖给粮站，而是选择上街售卖。买主大部分为住在镇上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吃国家粮的”。当时在粮票制度下，每个人每个月计划用粮29 斤米，这些米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刚刚好，没有一点多余的。若是有多余的需求，怎么办？只能到农民手中买。由此便促成了集市上的米谷交易。

然而，我们想知道的是，集市上交易的米谷，有多少是来自于自留地，又有多少来自于生产队分配的？

农民自留地的谷子比生产队的谷子长得好些，因为种得细心些，施的又是农家肥。生产队的地用的是化肥，打农药时作死地打，影响了谷子的质量。农民一般都愿意吃自家的米，好吃些嘛！但是若要卖米，也只能卖自家的米。因为一来呢，自家的米卖得起价钱些，“吃国家粮的”都想吃好米；二来呢，生产队在年中和年末分两次集中分配，这两个时候一般是钱、粮用得干干净净，只等着分米下锅的时候，除非有特殊情况，农民一般不会卖米。

在集市上，“自家米/谷”和“生产队的米/谷”已成为两个档次的代言词，区别很大，就像人们经常所说的“土鸡”和“洋鸡”的区别一样。在六十年代，自留地上产的粮食比生产队产的粮食，市场价要高个2－4 毛钱，因此，农户一般就卖自留地上的米，而队里分的就自己吃。如若货币还是不够，那么就接着卖剩下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

农户个体销粮是为了满足突发的家庭需要，然而，个体的力量是弱小的，若是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农户就选择“集体行动”。20世纪六十年代，白玉村发生了一件尤姓“集体销粮”事件。

现为白玉村第五组的尤姓农户总共有十五户，他们的祖先清朝中期由于饥荒从河南逃到此处而安居下来。余姓一户有一个儿子，叫尤明，那从小就聪颖好学，灵泛（活泼）得很啊！初中他被保送宁乡十一中，后来继续读高中。高中毕业以后，就在双江口镇上的农技站做事。由于工作表现好，1965 年被单位提名，保送到西北农学院学农机管理。他便成为双江口的第一个大学生，光宗耀祖啊！尤明上大学已不是一家之事，整个尤姓家族的大事，也是村子里的大事。

队里奖励了两百斤谷子。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路费贵，读书虽然不要学费，但是生活费总要点吧！为了凑齐读书的路费和生活费，余家想尽了办法啊。最后余家几户人将家里的粮食集中起来，共计300 多斤，租了队里的拖拉机，运到双江口粮店，卖得二十几块钱，再从几个邻居家借得七块钱块多钱，总共约三十块钱，这才安心送尤明去上大学。这件事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掀了出来，说他们搞“秘密组织”，尤姓农户几乎都遭受了批斗。

“集体行动”更表现在对政策的不满上。1956 年底到1957 年初，按政策规定，白玉村连同其他十几个村一起，被划入檀树湾公社。然而，有些村子的农户就开始“闹”了。一个组一个组的农户，一齐跑到社里，嚷嚷着要退社，要单干。

闹事的村往往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有的办社时，违反自愿原则，强迫拉人社；有的社内各村之间有历史纠纷的也勉强拉在一起；有的社政策处理不当，遗留很多问题。

有的社将一些单干户的布证、油证、周转证收了，逼他们进社来。他们一进入就闹退社。他们在自己田里单干，说自己是“只结婚，不同房”。有的村之间有“活不上门，死不吊孝”的宿仇，并在一起后，社员说，“我们身上的疤痕还未好，怎能一起办事?”

当时，双江口的五一公社搞得非常好，得到了上面的表扬，因此檀树湾公社决定下大力气狠搞一把。公社命令社员将所有的包括鸡、猪、衣服、锅碗在内所有“私产”上缴“充公”，而且要农民居住在一起，过“共产主义”生活。为了应付上面检查，公社命令农民将自己的草屋烧掉，把烧后的草灰撒入田间，造成“黑土肥田”的假象。在这样的情况下，白玉村许多农户觉得公社在骗人，用他们的话讲，是“信不过”，“这样搞下去，粮食没了，房子也没了，人也会没了的”。因此，许多农户相邀一起去“闹”。还有的人认为，把自己的东西都交上去了，“谁知道干部们会怎样分了它们”，因此，都不愿意搞公社，想要回自己的物品。

农户家里的东西都交上去了，还把一些草房子烧了，好多家庭全家借住在邻居家，有好几个月。一些农民跑到社里，想要回自己的东西，说不参加公社了。公社干部们先是想压下来，但是看压不住，只好先将衣物、锅碗退还。

村民刘为民家里人口多，劳动力也多，因此每年挣的工分不少，家中养了五、六只鸡和三头猪，也算是富裕家庭。但是，由于搞人民公社运动，将家中养的猪和鸡给“共产”了，而且社里安排几户村民居住在他家。全家气不过，都不出工了，闹退社。

据统计，1957年夏，宁乡县有309 个社的1280 户社员“闹退社”，牵走耕牛，拿走农具。后经过“反资斗争”，才平息了“退社风”

然而，虽然平息了风波，农户并没有妥协，而是选择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抵制，“最佳”的方法便是怠工、逃工。有的人早上去队里的田里晃悠一圈，不一会就跑回自家地上干活去了。还有的人干脆不出工。村民李顺贤那个时候还不到十岁，每天可以挣到4 个工分。然而，他父亲要她不出工了，而是每天清早将自留地上的菜秧子担到街上去卖。大概一分多钱一把菜，有时候一个早上可以挣得六、七角多钱。” “街上卖菜卖谷的人很多，大多是逃工出来的。”

二、合法途径与黑市交易

由于在集体化过程中国家政策不时地变动，白玉村农户的粮食销售所面临的官方渠道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主要为以下几种：①自由议价销售，1949 年至1953年，实行国营商业控制下对粮食实行自由价格的收购政策，农户直接与县粮食公司进行交易。②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即农户自报余缺，确定留购数量，多余粮食全部交售给国家。1953 年底开始向农村余粮户实行统购，统购品种为稻谷、大米。到1957 年成立高级合作社，统购的对象不再是农户而是生产大队或小队。③余缺调剂销售，即农户完成余粮统购任务之后，可以在将余粮和节约的口粮上市交易，进行少额的余缺调剂，其前提是必须在交易所内进行。④生产队销售，即农户被纳入生产队，由生产队来充当市场的主体进行粮食销售，而这种销售又分为定价交售国粮和在集市上议价销售余粮两部分，该途径从1962 年中央发布“组织农村集市贸易”指示开始，到1966 年各地对粮油集贸市场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时止。⑤超购交售，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集市被取消，各生产队的余粮必须以超购的形式交售给国家，实行“三超”政策，国家对超购部分实行奖励，1985 年取消。⑥合同定购销售，由粮食部门于农户直接签订购粮合同，订购品种为稻谷、小麦，合同定购始于1985 年4 月。白玉村农户销粮合法途径即实施时间见表3.1。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国家开始向已完成争购任务而仍有余粮的生产队下达议购任务，同时收购落市粮，鼓励余粮上市。当时白玉村的各生产队，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之后，将余粮运往宁乡县集贸市场进行交易，交易价格随行就市，买卖双方议价，卖方按成交额向交易所缴纳大约5％的手续费。

每逢交易季节，整个交易市场人山人海，大部分是米谷交易，也有零星的小杂粮交易，讨价还价声吵闹得很。一般而言，一个生产队余粮也不是很多，三、四百多斤到一千多斤不等。 由于交售国家粮只称重量而不重视质量差别，而集市交易时，米质是讨价还价的关键因素，因此各个小队都将陈谷或质差的谷子交售给国家，而将质好、饱满的谷子保留下来，运往集市。

将好谷子卖给市场，差谷子送给国家”，这是普遍的做法。然而，同是一个队里生产出来的谷子，怎样辨别质量的“好”和“差”呢？

村里的耕地，由于土质有差异，地理位置不同，耕地的产出水平也不同。有些耕地靠近水塘，水分充足些，有的黑土成分多些，肥沃些。因此，队里有目的地在这些好土上，种上等的谷子。平时施肥时，也尽量施农家肥。在这些耕地上生产出来的谷子，虽然品种与其他地上的差不蛮多，但是就是颗粒饱满些，穗子上结得多些，营养价值也高些。这些谷子，队里一般都不交给粮站，觉得划不来，而是自己留下来。待到交易所开门的时候，便运过去销售。这销的算得上是上等粮了，比中等质量的谷子价格高了近20％。

随着集体化运动的开展，国家开始严厉打击私下的粮食交易，1953年11 月，粮食统购统销后，取缔自由贸易，禁止私人经营粮食，“黑市”便繁荣了起来。

在土改前，双江口镇上的老街 “竹荆寺”是附近几个村集会、交易的集中地，镇上的大粮商杨大爹在这里设点收粮，外地的粮贩也经常游走于此处。1951年9月，宁乡县成立了粮食公司，在双江口镇设立分处统一购销粮食。因此，白玉、檀树湾、全民等几个村庄的农户，就将粮食运过来，换成货币，随即在集市上购买诸如食盐、布、火柴、烟、酒等生活用品。1966 年，文革开始，不仅原有的粮食交易点被关闭，而且所有的赶集、交易活动全都被禁止，连“竹荆寺”这一名称也被禁止使用。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街被禁，老街旁50 米处的一条小胡洞隐秘地活跃了起来，部分地替代了“竹荆寺”的作用，后被唤作“新街”。

“新街”便是“黑市交易”的场地，而其中以“粮食黑市”为主。之所以“新街”的粮食黑市交易旺盛，主要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的便利性。“新街”临沩水，街尾就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码头，粮食的运输十分便利。农户和贩子进行交易时，都是场上议价，场外取粮。

粮贩李长顺，就是在那个时候秘密进行“黑市”收粮而发家致富起来的。他回忆到，一九五三年，东北遭水灾，粮食减产，粮食贩子开始活跃，全国的粮贩子，一下子猛增到几十万人。

那个时候，“虽然风声很紧，但是仍然阻止不了农户、生产队与粮贩子进行交易”。一到收获季节，尤其是晚上，就有人怀里揣着，或者用篓子担着粮食，到街上来了 。农户进行的黑市交易主要是为解决燃眉之急。农户的燃眉之急包括婚丧嫁娶，求神拜佛，祭祖，看病就医等等。

农户出售粮食，又从黑市换取急需之物。有在黑市上卖粮的一般都是散户，带过来的粮食有大米，有谷子，有杂粮，还有的卖糠。分量一般不多，胆子小的一次带个两三斤，分几次带来，胆子大的也有一次带个二十几斤的。

农户销“黑市粮”，主要是节省下来的口粮，部分是农民从大队里，从公社食堂偷回来的粮食，这被称为“投机粮”。不少人到处搞粮食，搞到一点就卖一点。如张伟阳，曾是白玉大队食堂的烧火师傅，由于“职务之便”，偶尔从食堂偷得一斤两斤白米或白面，时间长了也不便囤放家中，因此将这些粮食一并卖了。

农户“黑市”销售的粮食数量不多。有的生产队也进行“黑市”销粮活动。在白玉大队被划入檀树湾人民公社时，“瞒产私分”粮食，部分粮食秘密地销掉。文革后期，粮食增产，出现“储存难”和“卖粮难”，有几个生产小队冒险走“黑市”进行“消化”。

那么，当时的“黑市粮”价格是多少呢？先看看其他商品的价格。20 世纪六十年代，粮食凭票供应价为：籼米0.12 元/500克，粳米0.14 元/500克，糯米0.18 元/500克，普通面粉0.18 元/500克，精制面粉0.22 元/500克。六十年代，猪肉凭票供应价为0.51 元/500克，七十年代涨到0.73 元/500克。

“黑市”上，各种物品的价格都要翻一倍，而粮食价格远不止翻一倍，有时比十几倍还多。1960年黑市价格飙涨，如籼米黑市市场价格涨到3.00 元/500克。

然而，农户的“黑市粮”售价，并非以上所示买价。因为农户进行黑市交易，并不是卖家与买家直接交易，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粮贩子——来满足买卖双方的需求。

粮贩子要从中获利，而且是暴利，因为他太了解双方的心理了。农民卖粮，基本上都是需钱有急用，恨不得早点将粮食脱手；买粮的人呢，都是急需粮食的用户，也是逼不得已才走黑市的。因此，粮贩子先压低买价，再抬高卖家，从中获得的价差就相当大了。六十年代，黑市粮的价格基本上到了块把钱一斤，涨得高的时候到了三块多钱一斤。而粮贩子所收的粮，价格低得多，几毛钱也收得到。

因此，农户的售出价一般为国家牌照价的3－4 倍。销“黑市粮”的农户，都是村里干活勤快的“农活把式”。如李佳富，被大家认为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种田种得好，同时又是家庭副业能手，包括牲畜业、手工业以及经济作物种植，样样都在行。在集体化时期，他暗地里发展家庭副业，在黑市上出售粮食而多次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

三、集体暧昧与市场生长

三年灾害时期（1959－1961），粮食大面积减产，但是要上缴的还是必须上缴，自己分的就少得可怜，大部分的农户没有粮食吃。为了不饿死，农民纷纷想办法寻食物。

1958 年底还有些没挖完的红薯、萝卜，最紧张的就是1959 年，能挖的都挖完了，只好想办法“偷”了。有什么就偷什么，什么能吃的都偷。那时河里的鱼虾都不允许抓，规定是队里抓了卖给政府。因为不让人抓，长得很大。那个大个的，现在市场价要卖到好高的价钱。那时我们一小时能弄个七八斤。

偷，也得够胆，够计策。人多了不行，吃不了也不行，吃完要把虾壳挖个坑埋起来。还偷红薯，红薯皮也吃得干干净净。吃不了的渣滓、骨头，要拿到很远的地方埋掉，一点踪迹也不要给人发现。就是没有米吃。没有米又要想办法了。什么办法？还不是偷呗！半夜里到食堂去偷，几个人摸进去，偷一次吃几天。

除了农户“单独出动”外，生产队也采取“暧昧”的态度，帮助农民将粮食藏起来，对上面“瞒产”。

队长领上我们把粮食藏起来，对上边报一个假数字，那时候不叫瞒产，叫“打埋伏”。上头来找，我们就说：“没有啦！只剩下两堆稻草！”其实里边满是稻谷。但是拿出来时要想办法，不能光天化日地拿，还是得偷出来。瞒产一般是村长、队长，“组织”起来的，大家心照不宣。

村民将集体瞒产称为“大偷”，而个体偷粮行动称为“小偷”。“瞒产”过后是“私分”，“私分”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在分米时，本来一斤的，给一斤三两等；或者分所谓劣谷（即瘪谷）的时候，中间混上一些好谷，以劣谷做挡箭牌。据说一户大约能分到三麻袋（一麻袋好谷能装140 斤）。所有的都是全村来分。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饥荒过后。然而，即便是条件好转，“擦边行为”依然不断。

1962 年后，虽然条件好转，但是粮食仍不够吃，因此还是要靠偷的。最主要的是偷鱼虾。偷鱼虾要晚上出去，不让干部知道。秘密的，互相之间也不知道，自己干自己的事。家里人口多，负担大。捞回来主要是卖（由老妈妈去），再买回日用品，因为那时候缺油（一年只有一两二钱半油吃）、缺布票。除了鱼虾就没有什么了。鱼虾最好捞，又快，又方便。那时为防止人偷，家里发现斗萁都要没收，有些人就用两根竹竿一个网，不用很多时间就能捞好多鱼虾。别的社员也偷，每个人都要靠这个。每人有所不同，但都是以鱼虾为主。

大队干部对这个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除了不干涉之外，还指导农户进行“私分”。

1965 年夏天，村里各生产队开始按照指标分稻谷。别的生产队分得都很顺利，可是有一个生产队出了岔子（记忆中是六队，说不大准了）。原来，该队在分粮时，队长嫌用秤分太麻烦，干脆就用桶，事先标一下，按一桶折合多少斤算。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每一桶的实际重量比标称的要稍微多一些。这样大家可以多分一点，皆大欢喜，也算是功德一件吧。可事情坏就坏在这儿了。队里有一户人家，平日里就爱斤斤计较，吃不得一点亏。这一次也是，硬说给他家分的时候桶装得不满，跟队长大吵大闹。最后事情捅到了公社里，上边来人一调查，坏了，发现多分粮食了。也该着那队长倒霉，当时正在狠抓瞒产私分的“歪风”，正好撞枪口上，成了反面典型，被抓去挂上牌子到各村游街，多分的谷子也全部退回。而那位把事情闹大了的社员，在众人眼里顿时成了过街老鼠，全队乃至全村谁见了都冷眼相向，好几年都抬不起头来。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把秤。

文革后期，宁乡县人民开始怀疑、厌恶、抵制的这场“革命”，对于后期的“批”、“反”活动持沉默态度②。粮食的逐年增长，公社大队的余粮也增加了不少。当时国家政策是向生产队计划收购“三超粮”(超产、超购、超价)，超购增产部分40％以内的粮食，按统购价加价30％收购。然而由于增产，粮食部门仓盈库满，农村出现“卖粮难”。因此许多生产队走“黑市”，将粮食卖给粮贩子，销售所得分给社员。基层干部并不阻止，因为一来社员们都愿意，自己也可以得点好处；二来粮食太多了，仓库存不下，国家也不要，只能自行“消化”粮食。

与此同时，农村粮食市场开始复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新街”开始萌生，从“地下”转向“地上”。“新街”渐渐称为当地人民不可或缺的交易场所，不仅有粮贩子隐蔽收粮，而且有人经营起零杂小货，更有供香拜神之场所，只不过这些交易场所没有门面，驻扎于“新街”街坊邻居家中。有人向上告发，县里派人下来查过一次，也没有查出来什么。原来，“新街”里的人早已经同大队里的

干部打通了关系，而且这些大队干部几乎都曾在“新街”交易过。这样的话，干部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新街”发展。到了1975 年左右，白天也有不少人到“新街”进行交易了。白玉村不少农户在自留地上种植芝麻、茶叶和蔬菜，清早挑到“新街”街头卖。二是粮贩流动。虽然国家早就禁止民间进行粮食交易，但是一直以来都有粮贩子悄悄地收粮卖粮。到文革后期，除白玉村的几个粮贩以外，本省如望城、浏阳，外省河南、广东的粮贩子相继流入白玉村。李长顺是白玉村的粮贩，但是他不仅在本村收粮，而且经常到望城县、浏阳县收粮，有时候还跑到湖北去了。宁乡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因此外地来的粮贩子也不少。如曹运星，他本是河南人，他看到湖南的粮食生意“好做得很”，立马就过来了。粮贩子越活跃，农户销粮也就越踊跃，渠道也越广，极大地增加了当地的粮食交易量，一个显性的农村粮食市场开始生长。

小 结

土改后，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相继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 等运动，在思想上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在经济上，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牢牢控制了农民手中的粮食，使得原来属于农民的劳动产品，变为“国家的产品”，原来由农民自主决定的消费活动，变为“集体的消费”。通过这些手段，共产党在乡村社会构建了新的制度环境。

然而，“无论是什么制度环境，生存总是人的本能。尽管统购统销制度建构起有利于国家的治理格局，但‘饥饿逻辑’促使农民以各种消极抵抗的方式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等农产品，并突破既定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格局”。制度如果侵害了农民的利益，限制了农民的发展，那么农民就会本能地进行抵抗。

本章展示的正是了集体化时期，白玉村农户对国家力量所采取的消极抵制和积极反抗行为。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农户严格地区分了自留地和“公家地”，把更多的心思放到了自留地上，为了能够多产点好粮，销得起好价。在集市被关闭、交易被禁止之时，农户选择走“黑市”，销“黑粮”。农户不相信公社时，便“闹退社”，直接要求单干。灾荒时候，为了填饱肚子，农民想尽一切办法，更不惜利用“偷”的形式，以度过难关。生产队是由农户组成的“集体”，因此他了解农户的需求和困难，在非常时期采取了“暧昧”、“包庇”的态度，名地里暗地里支持农户的行为。虽然这种抵抗不比大规模的抗争那样令人震撼，但是，“农村社区中经年累月的坚韧的、沉默的顽强抗争将比大规模起义的昙花一现更为有效”。

在集体化时期，农户虽然失去了对其生产的绝大部分粮食的控制，但是，仍有一小部分粮食可以利用的——那就是自留地上产的粮食。这部分粮食成为农户生活的“救命稻草”，农户只能通过这一小部分自己能够左右的粮食，来解决其生活上的难题。然而，在强大的国家力量面前，农民的抵抗力和控制力又是极其弱小的，“既然不能对情况进行大的改变，那么，至少也要让它变得更好一点”。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农户的做法往往是这样的：在政策允许情况下，走合法途径进行粮食销售，风声鹤唳之时，进行“黑市”交易。对于农户而言，国家、制度仅仅表现为生产队和公社所指定的“任务”而已，在“任务”面前，农户能瞒就瞒，能躲就躲，能怠就怠，能偷就偷。这明显可以看出，这种行为与国家制度规定下的农民的义务，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这个阶段，农户销粮行为体现的是一种制度逻辑，具体表现是义务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