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农户与市场的联系从未割断过。早在宋代，由于封建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全国性市场体系。经过明朝直到清朝，商品经济持续发展。据考证，清代两湖是全国最大的稻米产区，米价较其他省份低，使得许多农户自食杂粮，稻谷外售，“入谷卖钱，不以田为食”；另一方面两湖米价长期上涨，使两湖与江浙等省的粮食流得以维持和加强，生产地域分工日益明显，形成了汉口、湘潭、衡阳、长沙、岳阳、常德等一批重要的粮食贸易中心，并通过它们构成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商品米流通网络。

由此可见，湖南作为粮食大省，在全国范围内，其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清代湖南约有85％以上的耕地用来种植水稻。白玉村所在的宁乡县又是湖南省的产粮大县，这里的农民勤于耕作，以高产粮食著称。据《宁乡县志》记载，清朝末期，宁乡县常年产稻谷2 亿公斤左右。除了产量高以外，宁乡还是湖南省粮食输出的重要地区，民国27 年（1938）宁乡县的粮食常年向长沙、靖港和益阳输出米谷三十万石。清代湖南的农户种植水稻，不仅为了自己食用，更是将它作为商品来买，而且这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宁乡县双江口镇有一个集市，它也是距白玉村最近、与白玉村民关系最为密切的集市。这个集市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固定赶集日，因为基本上每天的人流量都很高。这个集市自清代起就很繁荣，村民交换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如鸡、鸭、猪、纱布、篮子、种子、农具和各式各样的节日与婚丧用品，洋货也是集市上的热门商品。为了获取现金，许多人都“瞅准”了集市，杂货摊、理发师、做糖油粑粑等地方特色小吃的人，从乡村跑到集市，又从一个集市跑到另一个集市。

一、环境：农户销粮的外部制约

Eills 总结了传统时期农户所面临的几种风险：一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粮食产量的不确定性，二是市场价格的变动，主要指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价格的变动，三是社会动荡，四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Eills认为，这些错综复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影响和制约着农户的行为。本章研究表明，自然、社会、国家和市场的力量都对农户的销粮影响巨大，且都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制约了农户的销粮行为。

1、传统的乡村社会

如同大部分中国乡村一样，传统时期的白玉村，具有封闭性、亲缘与地缘性和自成体系的特点。封闭性主要表现在地域上的封闭和信息上的闭塞。由于交通的落后，村民外出基本上是靠步行，极少数的富农和地主依靠畜力（驴子、马等）。集镇双江口镇离白玉村较近，仅4 里路程，因此白玉村村民经常往返于村镇之间。虽然相较地处深山的偏僻之地，白玉村与外界的联络密切多了，但是，白玉村的农户仍然处于浓厚的乡村文化与氛围之内。信息的传递仍然靠熟人、亲戚之间的口传，谈论的内容基本上是家长里短的琐碎之事。因此，总体而言，整个乡村社会仍是处在封闭的环境之内。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农户的需求很大部分是依靠 “内部”解决的。最为平常的是农户之间的粮食调剂，哪家没有米下锅了，可以用家里的其他物品，如棉、布、煤油等从亲戚或邻居哪里换得几日之食，以度过难关。也可以采取借的形式，而且不需支付利息。

乡村社会中人际关系基本上是以亲缘与地缘关系而展开的。家庭是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农户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家庭的生计而展开的。家庭放大就是家族，家族势力是决定家族在村庄内的地位、身份以及“脸面”的重要因素。在白玉村，大的家族有熊、刘、彭、周这四个。19 世纪末，村里熊、周两家因为土地纠纷，而引发了一场大的宗族械斗，最后是两个族长谈判商讨出折中的方案，才平息了风波。

除了亲缘性的特征以外，地缘性也是乡村社会的一大特征。由于许多耕地以及水资源的分布呈现零散性，而且在婚嫁的作用下，大部分村民并非同族同宗而居，因此“邻里”往往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乡村社会中，各家庭中有什么人、事、物，彼此之间是“一目了然”的。“远亲不如近邻”，农户有什么困难，给予援助之手的往往是邻居，信息的来源也来自于乡邻之间的闲谈。哪家要外出了，邻居帮忙守屋和照看牲口，农忙时的帮工与换工也基本上发生于邻里之间。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个结论对于白玉村来说是相当契合的。在亲缘与地缘引力的作用下，村民彼此之间相当熟悉，久而久之相互之间产生了信任感和依赖感，由此又引发出一种“安全感”。单个农户的行为方式都是围绕着这种熟悉感和安全感而产生。而所有单个农户的行为方式集合起来，就形成了整个乡村社会的规矩、“惯例”和人情世故，就如同一个无形之网，约束着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

以上特点可看出，这个“传统乡村社会”是稳定的。稳定的乡村社会，使得农户相互之间可以较为容易地进行“余缺调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将几个同族或者邻近的农户联合起来，提高抗风险能力，共同抵御“生存威胁”。农户之间的交换和救济最为典型的是粮食的调剂。“无米下锅”是对农户最为悲惨的表述，哪怕是这家农户在村上再无人缘，再不招人喜欢，一旦到了“无米下锅”之境地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他人资助，因为一旦被饿死，他的邻居和亲戚则会被认为“缺德”、“没良心”而成为谴责的焦点。常见的粮食调剂是物物交换，如用大量的杂粮换取少许白米。有的农户善于织布置衣，但是由于家里田少人多，口粮不足，就用织布、衣服交换谷子。由于稳定秩序的存在，使得农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赖乡村社会来满足生活之所需，解决生存问题，而农户依靠其他力量——譬如说，市场力量——的需求就因此而降低了。

2、外力

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因为白玉村经常受到外力的冲击和干扰。常见的外力有自然灾害，战争动乱，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变动。

对白玉村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是水灾。每年一到夏季，村子里“人人自危”，气氛紧张。白玉村所在的宁乡县是多灾之地。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旱灾害泛滥，清代宁乡县域所发生的大型灾害就有数十次之多，如嘉庆二十九年（1849年）发生水灾，导致“饿蜉盈路”；宣统元年（1909 年）由旱灾引发的饥荒，导致村民吃树片、草根、观音土度日；等等。近代宁乡县发生的最严重的水灾发生于1931年和1935 年。水灾造成大量人背井离乡，逃荒讨米，本地农业生产全线瘫痪。白玉村更易受水灾的影响，因为全村依沩水而居，晚清以前，白玉村的前沩水堤坝不牢，且年久失修，因此一旦长江涨水，洪水就会涌入沩水，使得整个白玉村及附近村镇变成一片汪洋。粮食交易严重地依赖于当地粮食的收成情况，自然灾害对粮食收成的破坏力巨大。传统时期的农户在“天灾”面前，基本上的无能为力的。水灾过后，一片狼藉，农户要花大量时间和力气才能重新组织生产和生活。

相较于自然灾害的冲击，由战争、武装冲突等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也直接地影响了白玉村农户的生产和生活。由于日军侵华，国民党军队需要大力补充兵源，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宁乡县开始实行抽丁，先是“三丁抽一”，后来变成“两丁抽一”，最后干脆是“见丁便抽”。民国三十三年四月（1944年4月）到民国三十四年八月（1945年8月），日军占领了宁乡县，并在双江口镇上建立了一个“维持会”，作为战争的军需供应点，控制了当地的粮食交易。兵役制度和日军的控制，造成农村社会的大恐慌，使得大量农民为了逃避兵役和战乱而逃离家乡。因此，战乱的影响是极大的，不仅在于延误农时、减少粮食产量，而且造成社会混乱，极大地增加了农户的不安全因素，使得农户的粮食交易急剧萎缩。

政策在短期内一经形成，就相对地成为一种必然事件和刚性约束，从而给农户的经营行为有着更大的制约作用。民国三十年（1941年），宁乡县政府为完成省分配收购稻谷30 万石，决定在双江口等地设粮食查运所，各乡也在交通要道设卡查禁谷米出县，少量出境，需经县政府批准。而当年的政府收购价远低于市场价，因此农户情愿将粮食储藏于仓，也不愿意售粮。当年县仅收购12.5 万石，没有完成任务。地主张徳先为躲避县政府稽查大队“收缴”，将谷子分藏于佃户的家中，后又怕风声走漏，只好将谷子低价卖给佃户。这件事后为白玉村民津津乐道。

民国时期货币政策的变动，也对农户产生深远的影响。国民党统治后期，由于当局大量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粮食市场价格变得极不稳定。

在外力的作用下，使得乡村社会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如果说“稳定”的乡村秩序增强了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使农户减少了对市场的依赖、降低了销粮的需求的话，那么，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或直接捣毁农村农业生产系统，或破坏粮食流通体制，或造成农户的心理恐慌，从正面对农户的粮食交易进行阻碍和制约。

3、纳粮与交租

传统时期，白玉村所纳之粮主要是指国民政府的赋税。一般一年两次，一次是秋后，一次是年关之时。纳粮的数目不多，以田亩面积按比例计算，一年下来一般农户交税额大约为“十分之一二”。

自清代起，湖南的租佃制就十分发达。据民国6 年(1917)农商部统计，湖南各地佃农占农民的比例为80％，居全国之首③。交租粮的比例各地不一，在白玉村，民国29 年（1940）左右，一亩田产谷约3～4 斗，交租去了近2 斗，占亩产粮的十分之四五。对于农户而言，交租的紧迫性远远大于纳粮。在白玉村，许多农户既要耕种地主的田，又要耕种自家田，因此一年之中，既要纳粮又要交租。当时存在“拖税不拖租”之说。村民廖海南（73 岁）说到，当时的农户最担心的是交租，因为“倘若不能按时交租，地主就会派人来催，一次，两次，还不交的话，打手就上门了，把你全家掀个底朝天。”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地主把地收回去，使得你没田种、没饭吃”。因此，一到收获季节，佃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租缴清。

至于纳粮，基本上是采取“拖”的政策，“塌下常就拖散了（运气好就不要纳粮了）”。

佃农将粮食以租的形式集中到地主手中，其手中的余粮减少，势必制约了粮食销售的数量和频率。史学界对于粮食交易市场是“地主市场”，还是“农民市场”这个问题，有一些争论①。倘若是前者，地主将集中起来的粮食销出，也活跃了市场。但是据笔者调查所知，白玉村以及双江口镇都应该算是“农民市场”，因为一来，白玉村地主人数不多，二来，据记载，“本处乡民肩挑背负入城卖米义工朝夕”。因此可见，租佃制压缩了农户周转的空间，制约了农户的粮食销售。

4、市场势力

市场势力控制着农户的销粮行为。首先表现在粮价波动上。据《宁乡县志》所记载，即便是不受旱涝灾害的影响，一年各月中粮食价格的波动幅度都比较大，“稻谷价格的变化幅度常为100％以上”。民国时期，各地的粮食交易价格均为自由议价，农户在粮食收获之后，一般马上就出售余粮，以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因此，粮商在此时压力粮食价格，农户迫于生活的需要只得贱价卖出。而到第二年春季青黄不接之时，粮价又大涨，使得缺粮户不得不高价买进。白玉村粮食市场季节性差价非常明显，高低悬殊极大。除了季节差以外，粮食丰收导致的“谷贱伤农”现象也存在。叶圣陶在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讲到由于粮食丰收，谷贱伤农，糙米价格由15 块跌到5 块，下跌了近70％。在白玉村，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在丰收年，农户的销粮收入反倒减少了。操纵农户的是市场价格，而操纵价格的是垄断势力，宁乡县的大地主、大粮商利用了广大贫困农户急需销粮的心理，从中进行盘剥，获取暴利。

另一种表现在洋货的冲击上。20 世纪开始，就有洋货在集镇上崭露头角了，20世纪40 年，各种洋货随处可见。洋米、洋面、洋纱、洋油等生活必需品，纸烟、糖果、洋镜、妇女发饰等奢侈品，均在集镇上可以看到。时常出没于农村的小贩，担子里一半以上的物品都是洋货。起先，农户觉得这是个“新鲜玩意”，尝尝“鲜”以后，就觉得洋货比土货好使用。因此，在白玉村，农户条件稍好就开始购买洋货，不单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洋货更为实用。“以前农民吸旱烟，现在好多都吸洋烟；以前农民点灯用自己的豆子、芝麻取油，现在都点煤油；以前农民取火用火石及火纸，现在基本上都用洋火；以前农民用本地打的钉，现在都用洋钉……”在洋货的刺激下，许多农户秋收后，不论粮食够食用与否，即贱价出售，用以还债或购买用品，待明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借债购买粮食吃。

农户的生活日益紧密地依赖市场，而市场也必然加大对农户生产活动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力度。市场垄断、洋货的冲击，对农户的粮食销售的时间、数量和方式，有较大的控制，不利于农户的自主选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农户逐渐融入商品经济的环境之中，农户从市场寻求帮助、解决家庭困难的要求就愈发强烈了，这为农户的粮食销售带来了契机。

二、需求：农户销粮的内在动力

在外界环境约束和制约下，粮食似乎仅成为农户的“裹腹”之物，粮食销售似乎也成为偶发的行为。然而事实并非这样。《锡金识小录》中记载农户“售粮置衣”、“织布易粮”的过程如下：

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所余米舂臼而置于囷，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米”。及秋，稍有两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

从上述记载中可知，江南地区的农村中，农户销粮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华北村庄的情况，杜赞奇是这样记载的：

……根据满铁的调查资料，我们无法算出农民出售其产品的确切数量……尽管自清末一来，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的农户及面积大幅度提高，但农民仍然以种植粮食为主。就棉花来说……农民也只是在满足自身(织布作衣)需要之后再出售剩余棉花。就粮食而言，只有种植比例很小的细粮，如小麦和稻子才在市场出售。如同棉花一样，这些细粮也是在满足家用（主要是春节消费）后才出售剩余。高粱和玉米是农民的主粮，但对大多数农家来说，即使这种粗粮也不够吃，他们不得不卖掉细粮换粗粮，甚至在青黄不接之时借粮度日。即使在较为富裕的河北省候家营，那里的粮食基本上是自产自销，但是在114 户人家中，仍只有6 户未曾卖粮度日。所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在青黄不接之时，亦不得不求助于市场调节。

华北农村中，农户销粮现象比比皆是，而且，不仅是贫困户，连较为富裕的农户也不得不求助于市场调解。鸦片战争以前，全国的情况是，在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易中，主要流向大体是粮农出售粮食，换取布和盐。卜凯对1929－1933 年全国19省148 县151 地区农村产品运销情形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农产品运销至市镇者，小麦地带和水稻地带分别为43％和46％.在湖南，据统计，20世纪20 年代至30 年代，宁乡县农产品的25％在当地进行交易，接近于施坚雅（1998）所估计的数值。

由于资料缺乏和调查的限制，笔者无法得知传统时期白玉村农户销粮的数据，但是据老人们回忆，建国前基本上是“每家都要卖粮”，“户户都要上街”。

每年的七月末八月初，大批人就挑着谷子上街，卖粮的在双江口集镇的主街上沿街排开，等待上街的村民前来购买。价格有高有低，质量好的谷子稍微贵一点，不过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比较大。毕竟卖粮的都希望快点将谷子卖出去。街上有一个大商人，姓杨，大家都喊他杨大爹，街上一半以上的铺子都是他的。他也经营米谷买卖，只是价格差大，尤其是收粮价低。因此，上街卖谷的村民，一般都不卖给他，但是若到快天黑了还没有卖完，就只得将剩余的谷子卖给杨大爹了，总不能再将这些谷子再担回去吧！这些卖粮的村民有挑担子的，有推独轮车的，也有背麻布袋的，一般是清晨来，日落之前回家。

凡属肩挑运至双江口镇上卖粮的农户，基本上都会“满担子来，空担子回去”。

因为农户全家人对于卖粮寄予了厚望。

卖粮人上镇来，心里都揣着许多计划。洋油用完了，洋火也没有了，都要从街上带一些回去。洋油如果向挑着担子到村里游走的小贩买，几张票子过去，只换得回一小瓢，太吃亏了！但是如果几家人在街上合买一罐分来用，那就便宜得多！听说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降价了，家里的老婆子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几尺，大仔几尺，二妹子几尺，早就算得清清楚楚的。家里的妹子伢子也吵吵嚷嚷地要这个那个小玩意，不买几个回来，几天都不得清静！一年到头累得个半死，自己也要犒劳一下吧，买几支洋烟吸上几口，那感觉比呛口的土烟可是再舒服不过了。

集市对农户而言，意义是深远的。白玉村离镇不远，4 里地，不到一袋烟工夫。镇上的主街称“竹荆寺”，是店铺摊位的聚集地，也是村民交易的主要场所。村民们一有时间就“上街”。家里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大老爷所需的茶叶香烟，小姑娘所需的针线头绳，都可以在街上找到。村民们喜欢上街，更喜欢谈论“街上”， 今天“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街上”出现了什么新变化，都是他们饭后茶余聊天的主题。“上街”和“街上”成为白玉村农户生活的一部分。集市的重要性，更在于为农户提供了交易的场所，在这里农户可以出售农产品，获得货币。

在需求的引导下，农户都在积极地利用手中的“资本”——粮食。尤其在收获季节，稍有点余粮的农户都会上街销粮。然而，对于仅剩口粮或者连口粮都不足的贫困户而言，他们销不销粮呢？

有些农户的生活条件很差，物资也十分贫乏。一般而言，除了口粮以外，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盐、白市布、棉絮、煤油这几样。食盐是除了口粮以外，农户最急需的。但是贫困家庭经常连饭都吃不上，更别说盐了，“能够嚼上几口红薯饭，就是天大的喜事了”！但是吃不上盐，干活没力气，一天到晚就是肚子空空，走路都没啥精神，以村民的话来说，就如同“跌了气的老母鸡”一样。因此许多农户压缩餐数，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或一餐，大部分人上午吃野菜红薯粑粑，下午吃一顿白米饭，天一黑就上床睡觉，生怕饿了睡不着。

由此可见，无论是贫困农户，还是稍富有的农户，都存在销粮需求。传统时期，粮食对于农户而言，一则是满足口粮的需要，二则是销售余粮以换得生活必需品，必要时候，为满足即期生活的需要，即便是口粮不足，也不得不暂时售出口粮。农户销售口粮，是万不得以的无奈选择。可见，农户粮食销售的需求，是一种“引致需求”，即农户的销粮需求，来源于对其他物品的需求，具体而言，是由生活必需品的急需程度而决定的。

国民党统治的后期，由于当局大量发行货币，通货膨胀严重，使得农村市场价格极不稳定。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已经不能充当交易媒介，取而代之的是农民赖以信任的大米和稻谷。一直到建国前，无论是盐、布、肉、煤油等生活必需品，还是做长短工的工钱，都普遍用米谷来计量，达成交易。清末、民国时期，宁乡县多数农户处于贫困状态，由于少地或无地，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长工年薪8－14 石谷，零工每天2－4 升米。米谷不仅充当薪水和工资，而且作为其他日常用品的衡量尺度。据访谈调查所知，当时作为交易媒介的米谷的单位并不统一，笔者通过换算，得表2.1。

由于米谷是农民认为最实在、最值得信赖的物品，在非常时期，它不仅代替货币实现“价值尺度”和“交易手段”的职能，而且实现“贮藏手段”这一职能。对于农户而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百岁老人胡有粮回忆到，在民国时期，村民们彼此关心和问候的主题是“家里剩了多少粮”，如果这家仓里还有那么点粮，“那可真要缓了口气”，是“天大好事”。如果说“只剩下瘪壳子了”（没有多少粮食了），则他家将来的生活就有大问题了，因此民国出生的小孩多取名为“存良（粮）”，“满良(粮)”。从这个角度上看，农户持粮相当于“持币”，销粮就等于“消费”，农户的销粮需求其实就是“消费需求”。

从而，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富裕户还是贫困户，无论是粮食丰收年还是物资匮乏之时，农户都具有销粮的内在动力——销粮需求。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农户以粮食销售为手段，利用销粮的微薄收入来换取各种急需物品，从而满足各个时期家庭生活的需要。

三、配置：最大限度维持生存

“一个产米的农家，除非不得已，他不向市场上购买粮食的。”因此，农户从内心深处，并不愿意卖粮，尤其是出售维持家庭生存的口粮。可是农户所需其他生活必需品，凡是要从市场上购买的，都只能利用农产品进行交换。费孝通也认为，即使在生活窘迫、不得不出售农产品之时，农户也不愿意销粮，而情愿去借粮和借钱。前面已分析过，传统时期乡村社会的地缘性和亲缘性，为农户之间的相互救助提供了良好平台。然而，这种救助是有限的，因为邻居和亲属经常也处于缺粮、缺物的困境之中，而且，由于彼此的经济条件相似，经常是大家同地处于一种困境之中——就缺乏相互调剂的物质基础了。从而，向市场销粮获取货币，成为最妥当的方式。

传统时期，白玉村农户几乎都利用手中的粮食来换得生活必需品，然而，他们具体是如何分配销售粮和食用粮，粮食（主要指大米）和杂食的呢？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粮作生产情况。传统时期，白玉村的耕地绝大多数是水田，且均种植一季稻。每年三月底四月初，农户就将上年预留的种子或购买的好种拿出来，在专门的育秧土上进行秧苗培植。等秧苗长到三十厘米时，就应该着手翻土、犁田、施肥和灌水，准备就绪后便开始插秧。插秧时应注意力度和角度，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秧苗应跟水面垂直，以防倒伏。秧苗的间隔尤其要注意，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保证秧苗有足够的阳光、水分和养料的吸收。插秧完后，要密切关注农田状况，水位的高低，杂草的多少，都应时刻关注。如若长草，就要下田拔草。还有治虫，也马虎不得。到七月中旬，田里成黄澄澄的一片，就要割禾了。割禾的劳动强度很大，全家下田，昼夜开工，也要个把星期才能割完三、四亩田。农户将割来的禾子放入木制的打谷机内，两人边踩踏板边翻禾子，将禾谷分离。农户再将收割的谷子，交租的交租，纳粮的纳粮，剩下的谷子才是可以支配的。

传统时期白玉村一亩田产量大概有300 斤到400 斤，作田好的农户可能有500多斤，作得不好的可能只有200 来斤。平均而言，自耕农出去税粮，每亩还剩的200多斤谷子，佃农除去租粮每亩还剩100 来斤谷子。村民廖海南当时（20世纪40 年代）算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家庭，一家有七口之，自家有田3 亩，租得田5 亩，则秋收后一般可获得余粮1200 斤谷子。

那么，这1200 斤谷子可以维持这个家庭多久的口粮之需呢？建国前，白玉村的农户一天只吃两顿，一顿是早上干完农活之后，大概是上午10 点钟左右，一顿是天黑之前，就是下午5、6点的样子。而且并不是每顿饭都是米饭，经常掺杂红薯、芋头、土豆等杂粮。因此，可以推算，一个中等水平的七口之家，按照每天用米3 斤、杂粮2 斤来算（这是平均数，节日里会多一点，有时也要紧衣缩食），一个月需用米90 斤，即130 斤谷子，则廖海南的家庭收获的粮食大概可以维持全家9个月的生活。在白玉村，条件还好一点的农户，可以维持家庭一年的口粮需求还有多余；条件差的却只能保证三、四个月，维持半年生活的农户占大多数。

前面说过，传统时期的农村经济是部分自给的，农户由于其他需求的存在，粮食不能仅用来当作口粮。那么，对于余粮仅能维持半年左右的农户而言，他们会如何处理即期口粮需求与其他必需品需求的关系的呢？

农民一般保留5、6 个月的口粮，而将多余的粮食销掉。因为家里对于其他日用品的需求很大，比如秋冬来了要准备棉衣棉被啊，快过年了要准备瓜子、糖果、炮竹啊，还有对于盐、肉、面粉的需求，都逼得农民把粮食卖掉。只要粮食能够保证过冬、过年就行了。至于过完年怎么办？有的农民将菜土上的蔬菜担到街上去卖，有的农民家里养了鸡的，就卖蛋卖鸡，再用这些钱去买米。如果米缸剩得的米还不是那么少，农民就继续卖米，去换红薯和白薯，这样又可以顶几个月了。

因此，即便是只能维持全家9 个月生活的中等家庭，仍会销掉三个月的口粮，也就是400 来斤谷子，来满足即期生活之需。如果家里的余粮连半年都维持不了，难以度过年关，那么农户该怎么办呢？农户采取的手段就是进行粮“杂”配置，即加大“杂”粮的比重，或者以“杂”替粮。

杂粮对于农户而言，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白玉村农户的菜土里，长得最多的就是红薯。因为红薯生长周期段、发得多，而且对于环境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有水就行，因此它是米饭最为经常的替代品。除此之外，白薯、土豆、芋头、萝卜和野菜，也经常是农户在青黄不接之时食用的主食。

每年春天，野菜长得快，村里的小孩就提着篮子去採野菜。橛子菜、茼蒿、山药菜、莴苣菜、蒲公英等等，都可以吃。春季的饭桌上，就少不了野菜。上午有野菜红薯稀饭，晚上有野菜粑粑。其中茼蒿粑粑味道最好。把蒸熟的红薯、面粉、碎米和茼蒿和到一起，揉个把小时，搓成坨坨，压成小饼，再放到大锅里蒸，茼蒿的清香和翠绿，红薯的香甜都在一起，别提有多好吃了！

另一种配置是粮糠配置。在白玉村，一些农户除了种植粮食以外，还养猪和养鸡，一来可以满足自家肉食所需，二来也可以通过出售来获取货币。一般人家是舍不得用饭来喂食的，糠、猪草是猪的主要食物。鸡一般是放养，让其在草地田间啄虫子吃，有时也喂糠。农户打谷子后，一般把糠留下来，当作自家禽畜的饲料。糠少了的，就向没有喂养禽畜的农户购买，一般是3 斤米兑100 斤糠。灾荒年代，糠便成了村里的“抢手货”，此时它已陡然成为人的“口粮”了。一些农户预计到自家的存粮远不够用，便早早地将一部分米换成糠，做成米、糠、野菜混合的糠粑粑，作为一天中的某顿正餐，以抵减大米的食用速度。

农户除了进行粮“杂”配置、粮糠配置以外，还有一种手段是向邻居和亲戚借粮，以度过难关，这种借粮周转的情况，时有发生，时间一般不长，最长至半年，最短半个月，而且不计利息。

再一种手段是借贷。借贷分贷钱、贷粮两种。贷钱的利息也是用谷子计算。民国29 年（1940），借100 元（国币），年利息为4 石谷，按照当时每石谷子8 元计，则年利率为132％。贷粮的话，利率稍低一点。借1 石谷子，一年后还，付息2 斗，则年利率为20％。这个利率在农户可以容忍的限度内。提供借贷的人一般是地主，某些条件好的自耕农也提供借贷，以增加收入。如果利率高于132％，农户就不能忍受了，觉得是放高利贷。白玉村内没有专门放高利贷的，但是隔壁的全民乡以及双江口镇上放贷的人很多。镇上的大商人杨大爹，就是放高利贷的大债主，他的利率高至200％以上。不过农户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是不会借高利贷的。白玉村借高利贷的人很少。

小 结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经历了自然灾害的袭击和朝代的更迭，中国内陆农村仍然是稳定和封闭的。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农户仍然处于自给自足占主体的自然经济时代。在这个时期，农户不仅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然而，小农经济虽然处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却同市场有着渐趋密切的联系。“对许多人来说，出售农副产品是生死攸关之事。”

此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构成了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

位于中国内陆的白玉村，虽然在长时间内维持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格局,即具有封闭性、地缘与血缘性和自成体系的特点，但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受到了冲击。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也对农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社会、国家、自然还是市场，外部环境是控制着农户、制约着农户的。在环境的控制下，农户几乎是毫无招架之力。能“自主决定”的仅仅在于对租和税的不同态度上，“拖税不拖租”，从而也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对于乡村控制力量的羸弱。

而真正能为农户所控制的，也许只有手中的粮食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户借助于市场交换来满足家庭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大。此时，担当此重任的，便是粮食。粮食成为获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在粮食充裕之时，还是在口粮紧缺之时，无论在和平之时，还是在战争年代，农户的销粮需求都存在，因为粮食是农户最为信赖的，也是最能依靠的。特殊时期，米谷代替了货币，行驶了货币的职能。

“种田人不卖米，除非万不得已”，这个“万不得已”，便是生存受到威胁。传统时期农户的销粮活动，都是紧紧围绕着“如何维持家庭生存”这一中心而展开。费孝通在《云南三村》里面，提到了一个“公式”，即农户贱价卖谷、高价买米的交换形式，而这个公式“农家难以逃脱”。白玉村的农户将这一“公式”更为深入和透彻地予以展示：有多少粮食用作销售，有多少用来“糊口”，大米和杂粮如何配置，少粮怎么办，多粮怎么办……这些无不体现出农户的销粮逻辑，即最大限度地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