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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人们对损农利己的土地交易义愤填膺，对农民失地、失利和失业忧心忡忡，然而，对于如何保护农民的权益及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却莫衷一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今中国再次走到土地制度改革的十字路口：是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或公有制还是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完整产权？是走向市场化的地权平等交易和流转，还是维持现行的地权交易的行政主导？ 是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还是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 等等，这些已经成为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在农地改革的争论中，不少人深深地陷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土地情结，自觉不自觉地赋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强烈的政治含义，甚至将其视为社会主义不可改变的制度基础，用一种“政治正确”的立场否定改革并制造政治陷阱让不同意见者“失语”。其实，土地，从其本质来讲，只是一种生产资料，它在参与经济过程中为人们带来收益。土地的价值和性质与企业的价值和性质并无不同。20 多年来，城市国营企业及农村集体企业大面积的转制，有的实行股份制或私有化，并没有动摇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也是一种可选择的经济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农村土地同样可以实行集体所有、股份制以及私有等多种形式的所有制。
农地产权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有两种逻辑支配：一是国家(政府) 逻辑，即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代表全体人民整体利益，国家所有权优先，以国家为本位；一是国民逻辑，即认为土地财产权应该更多地由作为国民的农民所支配，公民个人的财产权也是神圣不可剥夺的。在当代社会中， “ 赋权于民”和“地权属民”已经成为现代国家重建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我们也需要重新构造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和收益由“责任田”向“权利田”转变，以国家赋予农民土地权利来重新建构农民的土地主人地位及对国家的认同。
在此还必须指出，在长期的农地制度改革争论中，很少有人关注到农民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其实，农民是农村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占有者和使用者，对于任何涉及农民土地权属关系的调整和制度安排都必须考虑和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否则，相关的政策和制度难以真正落实，并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尊重和赋予农民个人以土地制度的选择权。
本专栏组织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农地制度的变迁和改革进行分析。项继权的论文探讨当前农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分析近年来农地制度改革的进展和限度，在此基础上对农地制度的后续改革提出若干建议。强调迄今为止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不断扩大、强化和稳定农民的土地产权。这一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改革仍不彻底，必须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农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与此同时，作者对农地制度的后续改革及其条件进行分析，强调在农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社保、财税、行政及乡村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龙志和、陈芳妹的论文对农村土地禀赋与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行为进行分析，旨在解释农民在何种条件下会坚持或放弃农地，这种对农民决策行为的精细研究也是把握未来农地流转及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据。邱新有和邱国良通过对一个村的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让我们看到农地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关系及艰难的过程。这些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农地制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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