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认识当今农民,要从小农与市场的关系着手,通过小农与市场结合的程度、方式、媒介考察小农的性质及其变化。文章认为,当今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大异传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从“以业为商”走向“以农为市”,农村、农业、农民分别成为交易内容、市场载体和商品主体。当今小农是“无人不市”,当今乡村是“无物不商”,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蜂窝结构”走向“网状结构”、从“人情交换”走向“货币交易”。

[关键词]　以业为商;以农为市;纵向交换;横向交易

　　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是确定小农性质的主要标准,也是认识小农的重要视角。表面上看,当今小农与传统小农没有区别,规模几乎没有变化、仍然以农业为生,孤立、封闭、隔离。其实当今小农与传统小农相去甚远,已经从过去极少的“以业为商”变成如今大量的“以农为市”,从过去单一纵向交换的商品关系变成当今纵横交错的市场关系,从过去的伦理、人情二元交往体系变成当前的货币、伦理、人情三元交易体系,货币关系取代了大部分的伦理、人情关系。从市场的视角看,小农已经走出了孤立、封闭、分散状态,变成社会化的农户和农民。

一、传统小农:“以业为商”

传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以家庭消费剩余的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为商品与市场交换;二是小农与市场交换是纵向的关系,即农户→村庄小市→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①三是小农之间的交往、交流、交换以非货币的方式进行。第一个特征说明了小农生产、生活的自然、自给性质,交换具有剩余性;第二个特征说明小农孤立、隔离和封闭的性质,小农以纵向性交易为主;第三个特征说明了小农共同体内部的熟人性、非货币性、道德性。小农与市场关系的三个特征可以化约为“以业为商”。

(一)小农交易的剩余性

马克思认为,传统小农的生产主要是满足家庭需要,只有多余的产品才会出售,“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出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1]297传统小农出售农产品的目的,只是换回家庭不能生产的日用必需消费品“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2]173。农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3]271。“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4]52。显然传统小农与市场发生关系是出售多余农产品,交换具有剩余性。

黄宗智曾经将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分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与“谋利推动的商品化”[5]105。小农为谋生的商品化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家庭消费剩余产品出售换取生活必需的日常用品;二是为维持家庭生存,劳动力外出帮工或者从事家庭手工业。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小农+手工业或帮工”维持中国传统农业的稳定与延续。“多数织布农户在务农所得不足养家糊口的压力之下,将无别处可用的家庭辅助劳动力投入家庭手工业……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成为补充种植业收入不足、养家糊口和维持再生产的主要手段。两者的结合是那里的小农生存和再生产的关键。”[5]307家庭手工产品成为商品是小农维生的拐杖。

马克思和黄宗智都认为,传统小农只有部分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市场,前者是“农业”的产品,后者是“家庭副业”的产品,笔者将此称为“以业为商”,“业”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除此以外,小农的生产过程、家庭其他资源都没有变成商品,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也没有成为商品。

(二)小农交易的纵向性

纵向交换意味着小农之间、村庄之间、基层市场之间相互隔离、缺乏横向交易。小农的隔离性体现在农户、村庄和市场三个方面。

“马铃薯似”的小农与隔离的农户。对于小农的“隔离性”,马克思论述得最充分、最透彻。“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因为小农生产条件相同、生产结构相同,双方没交换的条件,也没有交换的需求,更没有交换的动力。“一块小土地,一个农户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形成一个省……(小农)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6]693村庄就是同质的小农简单相加组成、市场也是由结构相同的“同名数”村庄构成。小农之间、村庄之间相互隔离,没有交换和交易的内在需求,“马铃薯”之间不仅没有化学变化,甚至连物理变化都没有。

“蜂窝结构”的村庄与分离的市场。施坚雅认为小农只与所在区域的市场进行纵向交易,不与其他村庄发生横向交换,市场之间就像“蜂窝”的“蜂眼”一样,彼此不相连,填满所有的乡村。“建立了新的村庄,它们填满了旧有村庄组成的独立圆环之间的空白。由集镇放射出的6条道路延伸到了外环的村庄,市场区域逐步扩大并互相挤压成为六边形。”[7]73“角落(圆形之间的空隙)通过圆形互相挤压而得到利用,直到生产一个蜂窝图形。”[7]113舒绣文(Vivi-enneShue)将此称为“蜂窝结构”。小农只与自己所在村庄的基层市场或中间市场发生联系,而不与邻近的其他基层市场发生联系,基层市场之间既不往来、也不竞争。“当建立新的基层市场时,所采用的集期要尽量不与邻近的中间市场发生冲突,而不管邻近的基层市场的集期。”[7]27-28农民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以走出基层市场社区为“外出”,姑娘绣的花都带有她所在基层市场社区所特有的花样,不同基层市场之间的语言有差别,只有同一市场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游走在不同市场社区的小商贩甚至要使用不同的计量工具,否则无法进行交易[7]40-51。小农只有一个交易的“窗口”———社区市场,通过这个“窗口”进行必需品的输入与输出。

斯科波尔也持同类观点,认为小农以市场作为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进行市场交换,“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共同体才是他们真正的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市场集做买卖”。基层市场是“小农的社会生活的圈子”,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8]23基层市场社区边界构成了小农交易的边界,基层市场之间交换少,不构成竞争,各市场独立运行,形成一个个相互隔离的“煤球的蜂眼”,“蜂窝结构”导致了市场隔离和村庄隔离。

“细胞组织”的社区与纵向的市场。虽然各个基层市场之间不来往,但是基层市场内部却有着较密切的商品交易。萧凤霞(HelenF.Sui)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村庄的隔离性与对外交流的纵向性,传统乡村的确是“天高皇帝远”,皇权难下县,乡村有较大的政治自主性,它是国家统治的基本单元,也是基本的社会“细胞组织”[9]。虽然萧凤霞是考察村庄与政治的关系,但她的研究也透露了一个信息:村庄这个细胞组织不与其他的村庄发生联系,只有乡、县、省等政权单位发生纵向联系。施坚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农民不能生产的日常必需品通过中心市场→中间市场→基层市场→农户向下传输,农产品通过农户→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向上传输,小农与市场发生纵向联系,在低一级市场不能满足需求时才求助于高一级市场。小农与市场联系的区域性和纵向性是由传统习惯和交易成本决定的,既使国家强制力也无法改变。施坚雅认为,农村人民公社的失败就“源于没有把新的单位与由农村贸易所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结合起来”[7]132-167。显然“细胞组织”与纵向交易传统根深蒂固,不依外部强制而改变,强制改变必然导致失败。

(三)小农交往的非货币性

村庄内部小农之间一般不进行商品交易,而是人情交易,不需要支付货币报酬,“人情”是小农之间交往的计量工具。

地缘无市。村民之间一般没有市场关系,也没有货币交换。“在日常生活中,当某人家有搬运笨重东西等类似的家务活动,需要额外的劳力时,邻居们齐来帮忙。如果经济拮据,也可向邻居借到小额贷款,不需要利息。”[10]70在生产环节,小农之间很少采用市场化的雇工形式。“即使自己家里劳力足以耕种自己的农田,也需要和别家换工……换工的性质是信用,所以一定要利用亲戚朋友邻里等感情关系。”[11]334另外,家里的婚嫁、丧葬、建房等重大活动,亲戚朋友也无偿帮忙,不过事主要提供烟酒饭菜,要牢记这份“人情”。

血缘无商。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血缘社会,商业是不存在的。如果要交易必须“在血缘之外建立商业基础。街市时常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方,各以‘无情的身份出现’……在这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4]61村庄内部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外,大多是外边来的商贩,商业在血缘和地缘之外发展。费孝通认为,村庄内部之间的交换要通过外部市场除掉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然后以“陌生”的面孔讨价还价、进行货币交换,即熟人之间的交易要“陌生化”、“面具化”,否则难以启齿。

“人情无价”。在熟人社会、血缘社会中,小农之间不言商、不言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换不以货币来衡量,而是以“人情”来计算。家庭之间的帮助不用进行人与币、物与币的兑换,而是用一个非常笼统、模糊的计量单位———“人情”进行换算和兑换。各种无偿的帮忙都是“人情”,需要当事人经常念叨,需要主动寻找机会偿还(人情)。农村有句俗语,“人情猛如虎”,人情具有刚性,到期必须偿还,否则就会影响亲戚关系和熟人关系。农民俗称“宁可负债,不可欠情”。因为人情无法立即折算成货币,可以说无价,如果找不着偿还的机会,必须一辈子担着、背着。

村庄内部是熟人关系不好意思“言钱”、血缘之间是亲戚关系不好“言商”、村庄和血缘之间的人情关系不好“言利”,三种关系决定了传统小农交往、交流、交换的非货币性和非市场性。

传统小农以剩余农产品及家庭不需要的手工业产品为媒介与市场进行纵向交换,村庄之间不往来、村民之间不交易、市场之间不竞争,隔离性和交易的纵向性是传统小农的主要特征。

二、当今小农与市场:“以农为市”

当今小农则与此相反,生产、生活、交往几乎全部市场化、商品化。市场已经渗透到家庭和村庄的各个角落,市场“无处不在”、商品“无时不有”。如果说传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是被动的,外部力量建构乡村市场,当今小农则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乡村市场,从“以业为商”走向“以农为市”。

(一)以农业为市:以农业生产环节为市场载体

“以农业为市”并不是传统小农的“以业为商”的简单扩大和延伸,而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农业为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主要为市场提供商品。根据满铁的调查,20世纪40年代的苏南地区,粮食主产区小农的粮食60%来自家庭生产,40%来自市场,而且来自市场部分还有青黄不接时从市场返购部分粮食(约占15%)[11]217,产粮区苏南农户真正出售部分只占家庭产量的25%左右。20世纪40至50年代的华北地区小农的粮食除小麦出售比重为46.20%外,其他粮食产品都低于30%[12]。当今小农的主导农产品销售比重已经很大,笔者调查的湖南湖村粮食销售比重达到68%,棉花、苎麻的销售比重达到100%[13]109-133。笔者调查的河南开封县的一个村庄,小麦、花生对外销售量也超过60%。二是农业生产过程实现了商品化。20世纪40至50年代,华北81县187村农户生产投资自给和购入的比重大约65.75∶34.25,自给部分占七成左右。种子的外购率只有4.2%,肥料的外购率为69.39%,饲料外购率为16.51%,牧草外购率为8.95%[12]210-216。当今农户生产环节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则更高,种子、肥料、耕作和收割的社会化率几乎接近100%。如湖村粮食种子的外购率为71.7%、棉花为100%、油菜为50%;肥料的外购率达到100%;耕作的市场化达到44.33%。小农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分别为64.87%、41.93%、70%,小农生产市场化和社会化加权总体程度为57.74%[13]109-133。如果说传统小农生产环节自给和市场交换的比重大约是70∶30,当今小农则是30∶70,生产环节与社会、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产前、前中、产后已经全方位市场化和社会化,小农离开了市场和社会就无法再生产。

(二)以农村为市:以农村各个领域为市场内容

“以农村为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农村为内容创造市场关系,舒尔茨曾经说过只要有条件,农民能够“将黄土变成黄金”。当今小农已经将农村能够市场化的领域都市场化或者正在市场化,乡村社会中的“熟人关系”和“宗族关系”二元体系变成了“熟人关系”、“宗族关系”和“市场关系”三元体系,而且市场关系的作用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如喜庆节日宴请宾客,帮工需要付费、厨师需要开工资、蒸饭烧水需要请专门的锅炉;外出需要租摩托;建房帮工需要支付劳务费;黑恶势力打群架也需要付费;老人去世请人哭灵需要付费。传统的熟人关系和宗族网络的无偿服务体系逐渐被市场化的有偿服务网络取代,“人情”被货币替代。二是以农村为载体发展农村市场关系。正如斯科特所说“脱离人与人之间直接联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旦侵入农村,前资本主义的互惠性道义经济便会遭到破坏”[8]20。小农将家庭产品和用品以农村为载体创造市场,如将自家菜园中的蔬菜以邻居为对象出售;小农也将外部特别城市工业产品、外地农产品以农村为载体进行贩买贩卖。前者将小农与熟人、亲戚关系市场化;后者将小农与邻近村庄、城市、工业的关系联结起来。小农以市场扩展了交流和交换空间,以市场参与了城市、工业、邻村的社会化分工。三是以农村为载体提供商品及服务。当今小农不仅以村庄为载体发展市场关系,而且将不在同一基层市场的村庄作为市场提供服务,生产环节的有偿服务和生活环节的加工服务主要在横向层面展开。最典型的是收割机服务,一台大中型收割机一个夏季可以收割几千亩稻谷或者小麦,村庄、基层市场内部的业务不能完全满足需求,收割服务势必突破传统市场社区,进入“他者领域”和“外地市场”。生产环节还有犁田、播种等也超越了村庄和传统市场社区,如花生、油菜、大豆加工等服务也日益“平面化”;生活方面的如运输、小汽车出租、乐队服务等都已经越过村庄和市场社区边界,形成了横向的乡村内部市场。

“以农村为市”实现了三种关系的替换:以“市场关系”替代费孝通的“熟人关系”和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以“货币关系”联系“陌生世界”和施坚雅的“区域市场”;以横向交易建构乡村内部市场———“他者市场”、“平面化市场”。“以农村为市”不仅从经济层面构建了内部市场和横向市场,而且从文化层面重塑了小农与小农、小农与市场、小农与社会、小农与城市和工业之间的关系,施坚雅和舒绣文所说的“蜂窝结构”已经被打破,费孝通所定义的熟人社会也逐渐淡化,萧凤霞所描述的“细胞组织”也发生了物理和化学变化,整个乡村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市场关系和货币付费制度。

(三)以农民为市:以农民本身为市场商品

“以农民为市”是小农将自身作为商品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换。按照马克思小农的观点,小农本身成为商品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产物、是资本的产物。“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14]120-121,“只要还存在着资本权力,所有的东西———不仅是土地,甚至连人的劳动、个性,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15]282虽然当今中国仍然是小农经营,但小农并没有停留在传统阶段,也没有发展成为社会化大农,而是处于传统小农与社会化大农之间。此间的小农已经出现了只有资本主义阶段才有的商品,常常以身体、劳动、劳动力价值的形式进入市场,即“以农民为商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劳动力为商品,这种形式自古以来就存在,小农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取货币收入,只是当今以劳动力为商品的农民数量庞大。2004年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已经占乡村劳动力的38.43%,直接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接近1个亿,占乡村劳动力的19.1%。2005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已经达到12578万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达到36%[16]3-9。二是以小农的身体为商品,即以小农身体器官为商品,当然这并不普遍,法律也不允许,但是“身体商品”的“黑市”仍然存在,如河南省的艾滋病村,以及广东的“卖血一族”,就是农民以身体部分器官为商品获取货币收入。三是以小农的良心、信任、欺诈、爱情等无形活动和行为为商品。笔者在《湖村经济》中描述的乞讨、诈骗、算命、传销等都是农民以自己的无形行为为商品,获取货币收入[13]169-192。“以农民为商”则体现了当今小农“无人不市”,当今乡村“无物不商”的特点。

当今中国小农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小农的“以业为商”的阶段,也没有成为社会化大农,小农仍然是小农,只不过是一个与市场相互渗透、以市场为生产生活前提的社会化小农,不仅农产品成为商品,而且农村、农民本身也成了商品;小农不仅进行纵向交易,也进行横向交换。

三、结论

无论是市场内容、市场结构,还是市场地位、市场伦理,当今小农都大异传统小农,市场无处不有货币无时不在、乡村无人不商,已经从“以业为商”的简单商品关系变成“以农为市”复杂市场关系。

小农的市场内容:从自然交换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传统小农主要进行自然交换,市场交换仅限于日常生活必需品,小农完全可以不依靠市场和社会而自我完成再生产。但当今小农主要进行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离开了市场和社会,小农再生产根本无法实现,市场化和货币化已经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小农的市场结构:从“蜂窝结构”、“细胞组织”变成“网状结构”。传统小农通过与不同层级市场的纵向交换满足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基本不与其他市场社区、村庄发生联系。但是现在区域隔离的“蜂窝结构”被打破,袋中的“马铃薯”变成了“烤薯片”,“细胞组织”不仅发生了纵向的物理变化,也发生横向的化学变化。传统市场的“蜂窝结构”变成“网状结构”,小农之间、村庄之间、市场社区之间的交换与联系日益增多。

小农的市场伦理:从熟人社会、人情关系转向市场社会、货币关系。传统小农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换主要以抽象的“人情”为媒介和计量。但是当今小农正在逐步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社会”,以市场关系替代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货币付费制度已经普遍化、经常化,村庄共同体内部的宗族、血缘二元体系逐渐演变成货币、宗族、血缘三元体系,而且货币体系变成了主导体系。

小农的市场地位:从被动的市场参与者变成主动的市场建构者。传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是被动的,市场和外部主体构建着小农与市场的关系,乡村市场被外部力量强制打开。但当今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是主动的,小农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乡村市场和市场关系,特别是小农之间的横向交换与内部市场主要依靠小农的能动性、创造性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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