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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贫困”标示的是特定文化的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状态或特征。文化贫困既有绝对形态,也有相对形态。绝对文化贫困是指人们对文化的占有量严重匾乏,不能维持最基本的日常文化生活。相对文化贫困是指一定社会的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相适应,文化对社会的协调和制约弱化或丧失。文化贫困的基本内容有:知识贫困:文化生活单调落后;价值观念的低层次性或价值观念缺失;信仰迷失或困惑、精神空虚;文化学术的原创性和学理性缺失;文学艺术的品位低、粗俗化;审美价值的缺失;社会生活方式的贫困等。文化贫困的主体即可以是个人、群体也可以是国家和社会;即可以是生活贫困者也要以是物质生活富有者。第一文化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有:知识贫困,文盲半文盲人口多,人们求知欲低;思维迟钝,思想保守,习惯于旧式生活方式;生产兴趣弱化,劳动积极性不高,等待、依赖心理较为明显;精神空虚,得过且过,缺乏理想和追求,没有进取精神;文化娱乐设施严重缺乏,生活单调;价值观念陈旧,观念更新极慢;情绪低落,自卑感强,行为松散。第二文化贫困是所有其它贫困的根源,不消除文化贫困,就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富裕了,还会出现新的文化贫困。从媒体上报到的一些村庄可以看到,有一些先富裕起来的小康村,人们虽然脱贫致富,有的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文化却极其贫困,社会风气污浊,精神文明衰落。第三反贫困工作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和消除文化贫困。只有致力于消除文化贫困,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共同富裕。
从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显示,无论经济状况、就业、教育、健康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衡量,贫困地区妇女的贫困程度都更为严重;2002年世界银行的《中国国别社会性别报告》调查发现,女性相对贫困现象日益突出。特别是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现象对女性自身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日趋严重。
笔者通过对鄂西北石底河村的女性日常生活的深入调查,用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鄂西北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表现形式及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小区域的调查研究看宏观的大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构想。
从调查可以看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表现形式比其他群体文化贫困的表现形式更为突出,她们的知识更为贫乏,受压抑感、自卑感更强,等、靠心理更为明显,看不到出路所在。其原因是传统性别歧视文化、社会机制、社会地位造成的。
“培养了一个女人,就是培养了一个民族”。在中国农村反贫困斗争和新农村建设中,首先要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只有把农村女性与男性一样视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主体,新农村建设才能得以实现,才能保障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绪论
人类是从贫困和苦难中走到今天的。贫困是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生相伴的社会现象,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贫困问题更显突出,贫困问题的研究渐成热点。1985年,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辛秋水提出了“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的反文化贫困的口号,并在《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一书中,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农村的文化贫困问题,“他最早认识到农村地区的贫困或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匾乏,以及经济、技术的落后,更主要是由于这个地区社会文化的贫困—即民主、科学、进步文化的贫困,而农村社会的另一种文化即各种陈规陋俗、阻碍社会发展的某些传统观念却像乌云一样遮盖着这些地区的上空,内在地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产生贫因的主要根源是文化贫困,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们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特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过来又阻碍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乡民的文化习俗、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的积淀,是贫困者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维护。文化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以及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地区的经济贫困,必须解决他们的文化贫困,克服其意识形态上的“贫困文化”。文化扶贫的核心是“扶人”、“扶智”和“扶文”,因为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有了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就能创造一切财富,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与发展,这才是核心的问题。
(一)问顾提出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与贫困和苦难相随相伴的过程,也是与贫困和苦难作艰苦斗争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发祥、发展的过程。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方式,文化的进步、繁荣和昌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因为物质生活的贫困导致一种“文化贫困”: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去认识自己的困难。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也指出,贫困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文化贫困”这一社会问题将对社会的进步起着阻碍作用。
目前,“文化贫困”现象在的中西部农村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中国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现象却是中国农村贫困的主流现象。中国是农业大国,8亿农村人口女性占41.56,她们的文化贫困问题,体现在对个体、家庭、社会、国家等的生活、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和阻碍作用;她们的文化贫困问题对当前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也有影响和阻碍作用。
因此,从社会学视角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不仅能让我们对农村女性的社会现状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还能从中寻求更有效的解决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有助于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
(二)研究现状
1、贫困的社会科学研究
贫困问题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之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于是,这引起了历史上社会科学界的普遍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贫困的定义、贫困线的确定、总体贫困的测定以及反贫困战略及政策的选择等问题,都有着独具特色的研究。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时代,贫困问题仍然是当前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从关于贫困问题和反贫困问题的研究来看,仅从社会学视野的研究内容就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理论取向的研究和经验取向的研究。
理论取向的研究主要关心的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⑴关于贫困的定义的内涵的研究;⑵贫困的广义和狭义方面的研究;⑶贫困的界定和分析研究;⑷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研究;⑸区域性贫困和个体贫困研究;(6)贫困的社会认同和自身认同研究;(7)贫困与社会结构研究,以及其它贫困方面的理论研究。
经验取向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⑴贫困问题的成因分析;⑵贫困的表现形式研究;(3)贫困的基本特征;⑷贫困与社会政策问题;⑸贫困所造成的心理、经济和社会的后效的分析的评估; (6)反贫困的策略、手段的探讨和分析。
以上两种研究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冈纳·缪尔达尔(瑞典)著北京经济学出版社1991年),《知识贫乏是危险的》(戴尔·尼夫〔美)辽宁画报出版社2001年)。
对于中国社会农村社会的贫困问题,我国早期的社会学家也进行过相应的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当初他们之所以要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也主要是为了医治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贫困和积弱。但最终因为没有触及到当时的社会制度问题而以失败告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就把反贫困作为我们的主要工作,以“一切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一切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为宗旨,不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反贫困的成效上都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在反贫困的成效上我国的反贫困斗争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还相差很远,我国的贫困问题研究仍然处在一个发展阶段。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贫困问题仍然是严峻的,还需要我们的研究者根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色,进一步的对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的战略和政策进行研究、探讨、分析和评估,特别是不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就谈不上全社会的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研究它,探索贫困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从1979年我国恢复社会学学科研究以来,在社会学视角下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的主要方面有:王卓((2005)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一文中认为考察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城市化发展应该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过程中,在这一状态下的城市发展,难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渗透和正面影响,而是反作用于农村的贫困,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剧了农村贫困状态的恶化而不是缓解。焦国栋(02005)在《农村贫困问题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了我国农村贫困的基本理论、我国农村贫困的状况与特征、农村贫困的成因、我国农村反贫困取得的成就、当前农村反贫困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最后分析研究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思路,同时还研究了国外反贫困的经验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2、社会学视角下文化贫困研究
赵秋成(1997 )指出贫困地区的文化贫困是一种比物质贫困更深层的贫困。社会学家辛秋水((2006)指出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文化。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特殊的意识形态,即贫困文化。这种意识形态反过来又阻碍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地区的经济贫困,必须解决他们的文化贫困,克服其意识形态上的“贫困文化”。焦若水(2005 )为运用文化贫困理论在中国农村贫困中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文化贫困的基本特征,提出了构建文化贫困分析范式的基本构想。李锐(2005)对农民生存处境的烦扰窘困背后的文化贫困进行思考,对农村贫困山区家农民生存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揭示出贫困地区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上贫困,而是来自思想意识深处的文化贫困。
3、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研究
从社会学的视角就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文化结构、公平教育、人口素质问题、经济状况、生存状况的研究,学者们也做了大量工作。陈丽君(2004)指出妇女文化素质的高低的直接后果是:影响了下一代的人口质量、人口占有各项经济指标和剩余劳动力的产生,进而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周全德(2004)认为农村女性发展滞后的原因主要是在传统观念下对女性受教育的期望值低,农村家庭歧视女童教育乃是农村生产力低下、生活方式落后、文化教育状态低迷与父权制意识残余的相互作用的集中表现。蔡何芳(2005)对池州市3县1区农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当前,农村一部分妇女之所以还没有摆脱贫困,有缺少文化知识、科技和资金扶持、交通闭塞、身体条件差等客观原因外,最重要的是落后的意识和陈旧的观念。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5年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贫困监测调查显示:贫困程度女性比男性严重,女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及收入状况与男劳力比有较大差距,女劳动力文化程度低,女童在校率低于男童,妇女的社会参与程度低,妇女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差。从这些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表现形式可看出她们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用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结合中国农村发展的现阶段状况,从农村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生存状况与农村女性的个人和群体的文化结构、综合素质上讨论农村女性贫困的成因、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建议和脱贫路径,从中也提到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问题。但是,从文献引索中目前还没有发现专门的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研究成果。
因此,笔者的研究将在已有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进入到自然村中进行实地调查,到农户家中、她们(他们)工作的田边地头进行面对面的访谈,通过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和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原因,对当前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宏观研究作一点有益的补充。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笔者的研究将在己有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2005年7月至2006年5月,利用节假日,先后两次通过深入到鄂西北大山中的自然村一一石底河村进行实地调查。由于笔者从小就生长在那里,熟悉那里的人和事,体验和了解农村女性的生活状况。通过随机的到农户家中、她们(他们)工作的田边地头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也就是在自由平和的情境下像俗话所说的“拉家常”一样,了解和掌握她们家庭和个体的基本情况。再就是通过村委会对本村的人口数量、人口基本情况的收集。在对小范围的深入实地调查,加之其它数据、文献资料的引用,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和分析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原因,对当前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宏观研究作一点有益的补充。
在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中,难免有个人情感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笔者是尽量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问题,避免看问题的偏颇。还由于笔者自身的文化水平、知识积累的限制,从而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本文是尽量保证引用资料的权威性,主要采用了一些权威统计数据、重要期刊、知名学者、大型传媒的资料和数据。
本文的研究在对农村文化贫困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引入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分析,对农村社会的女性文化贫困作了定性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吸引学术界对农村贫困中的女性文化贫困的关注和重视,以便在农村社会转型中纳入女性文化脱贫的战略,以更为全面的视角进行农村贫困解除的研究。
(四)研究对象
本文所选取得研究对象,是地处鄂西北大山区的农村女性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把她们作为研究对象,是出于对她们的了解和同情,想能从我力所能及的方面为她们做一次呼吁,希望以此能对她们有所帮助。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
(一)贫困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贫困始终是一个困绕着各国政府、学者的世界性大问题。各国、各社会学科都没能给贫困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仅能赋予它相对确定性。它表现一种存在的状态,同时又是一个过程,随着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历史时代、社会制度、经济背景不同,贫困的特征也很不相同;同时,也由于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社会身份不同,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与评价也存着较大差异,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给贫困下了很多定义。比如20世纪初,英国学者西博姆·朗特里通过对英国约克市工人家庭的收入与生活支出状况的普查,将贫困定义为“家庭收入不足支付仅仅维持家庭成员生理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须品开支。”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著作《经济学》中就表示,“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贫困一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还有的定义为“缺乏获得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物质上的、社会上的和情感上的匾乏”、“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必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机会和手段这一生活状况”、“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等等。
表述的方法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贫困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缺少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手段、能力和机会。这是一种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生活状态,是社会上普遍公认的社会评价,而且这部分个人或家庭缺乏手段、机会和能力,又同与社会环境不适应有关,也可以说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社会后果。最初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是指纯经济意义上的贫困,而且强调的是绝对贫困,认为贫困是收入不能维护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状态,这时对贫困的研究仅仅是从消除学的角度、从狭窄的收入概念和物质生活的维持去讨论贫困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对贫困的考察也由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能否正常维持扩展到收入水平的比较,这样贫困就不只是基本需要能否满足的问题,还有基本需要满足的程度问题,从而引申出相对贫困问题。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按其范围和程度来划分的。绝对贫困是由生产不足引起的消费不足带来的,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相对贫困是比较而言的贫困,是指生活水平低的那部分人占社会成员的比例的相对贫困人口。这一概念意味着对贫困的研究不再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且涉及到社会道德规范。
人类在向贫困宣战、努力减少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收入缺乏问题。实际上收入方面的问题只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面特征,贫困深层原因在于人的基本能力的缺乏。根据1998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定义,所谓贫困,是指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贫困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应当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才能把握其本质及种种效应。从贫困的内涵上看,有不少学者已经跳出
“物质贫困、收入低下”的框子。如桑志达提出“贫困还包括文化贫困、精神贫困”,阎文学认为“贫困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
根据以上定义,至少存在三类贫困:一是传统的收入贫困,即收入水平低下,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二是人类贫困,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三是文化的贫困,对文化贫困人们有不同的解释,下面再作具体分析。
总之,贫困是诸多因素系统运动的结果,贫困的特征也是多方面的。把贫困归咎于某一个单独的因素是不能完整地概括贫困的综合成因的,贫困的涵义是多层的。
(二)文化贫困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贫困的涵义,如何界定文化贫困,还要再从文化说起。“文化”在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凝练的产物。人类从原始的人到现代的人,从原始的生存方式到现代的生活,从原始的社会到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这便是文化创造、演化、凝练的过程。文化从人类的发展史中得到创造和发展,是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根据人们不同的理解方式,中外学者都没有给“文化”一个确切的定义。关于什么是文化?到目前为止竟然已经多达200多种的定义。文化定义本身成为一个有趣的、争论不休的学术现象。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性的,他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此,泰勒的文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亦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
在文化定义现象中还有一种典型的情况,就是各种学科对于文化的不同定义。
关于人类学家对文化所作的定义,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与个人》一书中作了一些总结:(1)文化是学而知之的。(2)文化是由构成人类存在的生物学成分、环境科学成分、心理学成分以及历史学成分衍生而来的。(3)文化具有结构性。(4)文化分隔为各个方面。(5)文化是动态的。(6)文化是可变的。(7)文化显示出规律性,它可借助科学方法加以分析。(8)文化是个人适应其整个环境的工具,是表达其创造性的手段。他认为:“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描述可以和地图作个比较。地图显然不是一片具体的块,而是特殊地域的抽象表示。地图如果绘制得精确,人们看了它就不会迷失途径。文化如果得到正确的描述,人们就会认识到存在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生活方式,认识这些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会学家在文化的定义方面与人类学家最为相近,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分析文化定义时认为,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
我国学者认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改观,更反映在个体与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即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但都认为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被称作‘大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括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规范的、艺术的、器用的、社会的等等。
面对如些庞杂的认识对象,人们自然要将文化的结构解剖当作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
关于文化结构,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我们在这里以四层说展开论述。
一是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种社会的活动,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人类高于动物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创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服务于他们自己,同时又约束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创造出一系列的处理人与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相互关系的准则,并将它们规范化为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庭、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等。这一部分文化成果虽然不直接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但它们的特质、发育水平归根结底是由人与自然发生联系的一定方式所决定的。
三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这是一类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民族的、时代的文化即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文化,首先,是社会的、集体的,它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即使有的原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和发起的,但是他们也必须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民俗。其次,跟集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传播的。
四是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细润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具体而论,心态文化又可以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层次。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的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等。社会心理直接地受到物质文化的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与行为文化交融互摄,互为表里。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加工的社会意识,它们往往是由专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完善,并以物化形态—通常是著作、艺术作品—固定下来,播之四海,传世于后。
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一般来说,文化哲学、文化人类等科学的研究工作者多持此此类文化界说。
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的“文化”。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称作“小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
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界说。在汉语言系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范围。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里的“文化”,也属于狭义的文化。
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涉及范围大小有别,“文化”概念广狭的确定,就应由研究者的学科、课题、内容而定。
需要说明的是,狭义文化在逻辑上从属于广义文化,与后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在研究人类精神创造时,不能忽略物质创造活动的基础意义和决定作用;在讨论关于心态文化诸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对于心态文化的影响、制约,总之,不能将“小文化”与“大文化”割裂开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与方法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据以上所述,来讨论文化贫困的涵义。
由于“文化”的多义性,因此,人们对文化贫困的理解也是多样的。“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文明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所谓贫困,不能仅仅限定于由于自然环境的贫瘩和经济生活的贫困所导致的物质生活的贫困,而且还包括由于社区的社会人文面貌,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道德水准、社会风气、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落后和消沉所导致的精神生活的贫困,即文化贫困。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难以摆脱的贫困有两种,一种是经济贫困,一种是文化贫困。
“文化贫困”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素质低下,如智力低下、科学文化知识缺乏等,它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范畴。”中央党校的王列生教授对文化贫困作了较全面的说明:“所谓文化贫困的意思是指,社会整体和个体的生存结构中,非文化的现实含量明显大于文化要素的含量,文化已经无法作为文明整体框架来统辖对现实生存的意义阐释及其现实本身。……我们可以把这一境况描述为,人类整体抑或个体因抵抗不住某种利益当前的过分诱惑而恍恍惚惚地抛弃家园。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化贫困也就是精神贫困,它与物质贫困对称于精神物质二元结构模式,而与经济贫困、技术贫困、宗教贫困等一系列相关范畴统一于多元结构模式。文化贫困即有绝对形态,亦有其相对形态。绝对文化贫困是指对文化的占有量严重匾乏,社会综合文化指数急剧降低,国民文化素质出现实际上的弱化,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参与低于其它参与的平均值,公共文化空间萎缩或者个人文化权利未能真正获得,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尤其容易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相对文化贫困的意思是指文化结构功能未能形成对特定社会的框架力量,高值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递进未能与之相适应地出现文化跟进,文化与社会乃至人类命运发生不同程度的价值冲突,一系列文化目标和文化价值取向出现歧义或者缺乏明晰性,这些情况较多地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且尤其在某种突进的过程中。当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同程度或不同议项的绝对文化贫困和相对文化贫困,而且从根本上说来,文化贫困是与人类的生存命运相始终的,只不过有时矛盾缓和而有时矛盾激化而已。旧的文化贫困消除以后,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新的文化贫困,而人类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恰恰就在于不断地解决文化矛盾和改善文化境遇,这也是对特定社会价值判断的一根铁尺。”
总之,“文化贫困”标示的是特定文化的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状态或特征。文化贫困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文化贫困不仅仅是指知识贫困,更是指某一群体、家庭或个人在知识水平、科技修养、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主体性、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趋势上落后于当代社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文化贫困也可以分为绝对文化贫困和相对文化贫困。
(三)女性文化贫困
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个事实,即贫民中的大多数是妇女。因此,一些发展研究者提出了“反贫困方法”。这种方法将妇女的贫困作为出发点,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重点项目都反映了这一思想,低收入妇女被确定为特殊的目标群体。
20世纪70年代后期,“贫困女性化”概念在美国提出,该研究发现“贫困率增长最快的家庭结构是女户主家庭,由低收入或贫困的妇女和孩子组成。”这一概念将妇女的贫困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在学术界提出,开创了对妇女贫困问题的概念化和系统化探讨。
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妇女贫困问题,学术界和发展研究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消除妇女贫困的方法,如反贫困方法、平等和福利方法、效率方法等。其后,妇女贫困问题更引起女性学、发展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也成为政府研究机构及妇联等社会群众团体较为关注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多从女性主义、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的角度关注妇女贫困问题,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四个方面:对妇女贫困指标和内容的探讨、对妇女贫困测量标准的探讨、对妇女贫困操作化定义的探讨及对反贫困方法的探讨。
1995年,随着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妇女贫困问题被作为第一个特别关注的领域。会上形成的《行动纲领》对妇女贫困的世界性问题进行了一次详细、客观兼具理论性的探讨,其对现状的描述以及原因的分析都具有代表性。文中指出:当今世界上10亿多人生活在令人无法接受的贫穷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行动纲领》认为“在转型期经济国家,妇女贫穷人数日增的现象最近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短期后果。除经济因素以外,造成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认定的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以及其他导致家庭不稳定的诸因素。”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在过去20年世界上贫困的农村男性增加了30%,而妇女增加了48%;美国的统计表明,妇女占贫困人口的57%。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家庭是由女性支撑的。这显示了一个严峻事实:“贫困女性化”女性相对贫困现象日益突出。
女性的贫困问题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见导致女性贫困化的主要根源是女性的文化贫困。鉴于对文化贫困的涵义的界定,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女性文化贫困”的涵义界定为: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男性群体而事实存在的,女性的文化贫困不仅仅是指知识贫困,更是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知识水平、科技修养、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主体性、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趋势上落后于当代男性群体的综合发展状态。女性文化贫困是女性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从而影响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影响到社会其他群体和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落后状态,也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女性文化贫困同文化贫困一样,也可以分为绝对女性文化贫困和相对女性文化贫困。绝对的女性文化贫困是指女性自身的文化贫困现象,女性自身的文化贫困是决定自身综合生存、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对的女性文化贫困是指相对于男性文化贫困而存在的文化贫困,是决定女性综合生存、生活质量的核心问题。并对绝对的女性文化贫困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要审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我们就要从其基本内容和其表现形式来考察,笔者在鄂西北石底河村的调查中发现,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石底河村总人口:1257人,女性人口:631人,占人口总数的50.2%,总人口中受学校教育层次比例:文盲、半文盲的11.7,女性占52.3;小学文化程度的33.32,女性占49.8% ;初中文化程度的47.01,女性占37.7;高中文化程度的7.16,女性占18.9%0 7-12岁女童在校率为93.7%, 12-15岁少女在校率为53.3%, 15-19岁女子在校率为27.1。女劳动力接受过各种职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仅占12.9%。
1.知识贫困
知识贫困不仅是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和文化知识匾乏。社会歧视和偏见造成了对女性的教育排斥,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农村女性在接受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终生教育受到限制,使她们受教育程度低下。又因为社会性别的因素和女性所处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女性的活动和交往范围较男性要小,社会关系网络势示弱,很难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获取信息如科学技术的掌握,教育与培训的机会,信息的占有的传递等等,限制了她们对知识的获取、吸收、交流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2.文盲、半文盲多,受教育程度低
在农村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一是农村的教育事业远不如城市的教育事业发达,农村的教育事业困境重重,使受教育的条件受到限制;二是在社会性别歧视下,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男性。在农村固有的乡土文化环境中,女性从事农业劳动之余还要从事繁琐的家务劳动,劳动时间较男性长,而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家庭对女性的受教育的期望值水平偏低,认为在女性身上的教育投资浪费的观念(女孩都要出嫁,她们所受的教育只会使丈夫家庭受益),几乎每一个农户都会限制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使两性间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加大。三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受过一定的教育、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女性大多进城务工或从事第三产业。
3.文化生活的单调落后
由于受经济及其它因素的困扰,我国文化事业经费短缺已成为一个共性问题。尤其在农村,文化设施严重不足,村里又很少组织有益的文化活动,再加这她们的超负荷劳动,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参加文化活动的事。使农村女性更表现出文化品位的贫乏,她们日常生活中又必须参与和体验的文化生活是一种贫困文化,如封建迷信、装神弄鬼、宗族聚会、婚丧嫁娶的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习以为常或约定成俗的贫困文化。虽然,某些农户家庭因有人在外务工有了经济收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买电视,有电视信号看电视剧,无电视信号看电视剧碟子,注重故事的情节,不注重文化内涵,更很少有看其它知识性、科技性节目的,当然,这也与她们的自身素质有关。笔者的个案调查也显示了这一点:
个案1:李某,女,46岁,从事农业劳动及家务劳动,文盲.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婆婆,81岁,文盲.丈夫,49岁,小学未毕业,外出在铁矿打工年收入4一5千元。女儿,21岁,小学毕业后外出在砖厂打工,年收入3一3. 5千元,现已出嫁.儿子,19岁,初中未毕业,现外出在城市建筑工地打工,年收入4一5千元.村里也很少搞科技种田(地)的培训,我也听不懂.平时也很少看电视,怕费电。除了种地和家务事之外,就是在家闲着,或“串门子”、“拉家常”和参加“婚丧嫁娶”活动。
个案4:马某,女,40岁,从事农业劳动、家务劳动和养猪(20多头).家庭成员基本情况:丈夫,44岁,高中未毕业,腿有残迹,主要从事指导村民建房工作,年收入1一1. 2万。女儿,高中毕业,外出在武汉某酒店打工,年收入5一7千元.儿子,高中毕业,现在上大学。村里也很少搞集体活动.我种了一亩多地,种两季,主要是油菜籽和芭谷(玉米),又要养猪。我平时忙得不得了,那有时间搞别的,都要累死了,有点空就想睡觉。
4.生活方式陈旧落后
生活方式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综合体系中运行状态的一种综合性反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所从事的一切社会活动方式。狭义的生活方式是指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这里所指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指狭义的农村女性在家庭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上的陈旧落后。在面对农村逐步进入现代化的社会形态下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村女性可能会有心灵上的震撼、显的迷茫和不知所措。但很难改变自己习惯已久的生活方式和陈旧的生活观念。具体表现为卫生观念落后和持家无术上。在低收入、经济困境的状况下,自身卫生和家庭卫生管理和建设上,是无意识的随意和倦怠,穿住脏乱是共有的现象,自身卫生的管理缺陷表现在个人卫生习惯上,家庭的卫生建设管理表现在屋里屋外卫生的打扫、畜牲、畜圈的建设与管理,这与个人卫生习惯也有直接关系。这些直接导致了自身的生理健康状况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下降。持家无术主要表现是缺乏对家庭日常生活的安排和长期生活的规划。
5.平等意识和参政意识淡薄
自我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如男性,界定自己从属于弱势群体,产生对男性的依附性及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服从。在乡村,女性参与集体的管理者占绝少数,也不愿意参与和参加集体的管理活动。在乡村干部的选举活动中,是参与和参加,但由于自卑、不自信的情结所影响而不积极主动。也不主动关心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只是在闭谈中道听途说。与个案4和个案3的访谈中体现了这一点:
个案4:(谈及对村干部选举的看法)选举那都是他们(男性)的事,他们怎选怎好.某某的能力还好,选他也行,我听他(丈夫)的,他说选谁我就选谁.谁当村干部都行,只是大家都有的好处莫少了我的就行。
个案3:陈某,女,39岁,初中未毕业,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与家务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