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 是指农村区域内的人群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在农村广泛流传的文化形式, 它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 多民族杂居碰撞的历史使农村文化形成了具有多元因子的异质特点, 使得农村地区拥有大量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遗产, 其表现形式极其多样化: 有丰收庆典、清明祭祖、求雨祈福、避灾消难等仪式活动; 有龙狮舞、赛龙舟、对歌、唱戏等娱乐活动; 亦有剪纸、刺绣、木雕、石刻等民间艺术活动。这些农村文化世代相传,构成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基石。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因素的渗入, 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风险与危机, 一些优秀的农村文化已经消失, 而更多的经典农村文化正濒临灭绝。农村文化的现状是怎样的? 如何保护作为华夏文明基石的农村文化? 这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一、农村文化的风险

农村社会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 不断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 使得原有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 一些优秀文化形式正逐渐从农村消失, 甚至灭绝。可以说农村文化独特性的根基已经动摇, 准确地说正在丧失。

1.农村传统文化载体持续缩减, 而现代科技文化载体加速流行

当代农村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二元混合体, 存在着戏曲杂技、电影、电视和计算机互联网等多种文化介质和媒体类型。传统戏曲杂技以人的身体为介质, 电影基于近代光影技术, 电视基于现代电子技术, 计算机互联网和数字电影则是当代众多高新技术的集成, 这些不同的文化介质、媒体类型构成了一个从低技术含量到较高技术含量再到高技术含量的等级阶梯。调查[1]表明,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影响到农村文化消费方式。随着农民家庭自有的现代文化设备的增多, 低技术文化服务产品已经不能满足消费习惯“现代化”了的农民的文化需求。戏曲传统开始在农村出现断裂,“有线广播”和老式胶片电影,无论是在普通农民还是在乡镇干部的排序中, 都被排在了靠后的位置。社会经济愈发展, 这种趋势愈明显。

调查发现, 西部地区由于相对封闭, 传统文化艺术形式( 主要是地方戏曲) 保存相对完整, 民间“自乐班”发展较好。作为现代文化消费标志物的电脑和互联网已开始进入农民家庭, 普及率虽低, 但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家庭已经进入一个电脑和互联网服务普及化发展时期。据对广东吴川市、电白县、高州市、南海区、清新县的调查, 拥有一台电脑的家庭占22.7%, 拥有2 台以上电脑的家庭达到3.5%。

分析表明, 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戏曲杂技等娱乐活动持续缩减, 而电影、电视、电脑等现代文化载体正在加速流行, 这些现代文化的普及大大挤压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 使得传统文化的市场份额急剧减少,目标群体持续收缩, 有面临“灭顶之灾”的风险。

2.农村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传承危机

近代以来, 我国农村传统文化一直受到各种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文化越来越强的冲击和侵蚀, 农村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社区记忆正在逐步消失, 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传统仪式活动、娱乐活动和民间艺术, 在现代化的车轮挤压下生存空间日益萎缩, 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如在河南的一些地区, 豫剧已不如以前那样受到大家的欢迎, 一些豫剧演员为了生活, 不得不迎合大众的口味而转行改做歌舞演员。一些经典文艺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 作为基础载体的农村文艺人才的流失加剧了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萎缩。又如青海湟中县的“农民画”有着辉煌的过去, 带有浓郁高原民族特色的作品还曾被推介到国外, 湟中县也曾被文化部授予“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乡”的荣誉称号,但现在一些农民画家纷纷“转行”从事其它艺术创作, 湟中县的农民画已经名存实亡。

与此同时, 原有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瓦解熄灭了农民参与的热情, 优秀传统民间文化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学习、继承和发扬。

此外, 大量农民外出务工, 直接导致了农村精英( 包括文化精英) 外流, 农村出现了“空心化”发展趋向, 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如今在农村的演出剧场, 也很少看到过去人山人海的观剧场面, 在剧场中看戏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学龄前儿童。按照一般规律, 青年人是最爱热闹的, 那么农村里的中青年观众到哪儿去了? 我们在闽南调查时,采访过一户农家。三层楼房的大院里, 只有两个老人。儿子、儿媳和孙子到北京打工去了, 每年春节时才回来住几天。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到贵州黎平采集戏剧资料, 当地干部介绍, 现在农村的业余侗戏很难开展, 原因是喜爱演戏的青年都到广州、深圳打工去了。

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 特别是青壮年到城市谋生, 可能是农村青年戏曲观众减少的重要原因。农村文化中坚阶层的流失, 首先削减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后劲, 造成了农村文化传承的断裂; 其次使得当代主流精英文化因为缺乏农村中坚力量的参与, 难以在农村得到长足发展; 再次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 这种变化带动了娱乐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变化, 这是戏曲观众剧

减的根本原因。[2]

3.若干优秀农村文化形式在濒临“灭绝”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社会主流娱乐方式和审美趣味发生变化, 农村文化精英外流, 传统文化的内容、形式和农村的文化需求发生了错位, 使得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目标群体规模持续萎缩, 一些优秀的农村传统文化几近“消亡”。

如上海市奉贤区的奉贤土布。土布, 俗称“老布”,指农家自纺、自织的棉布, 至今在奉贤农村家家都有。从元末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到奉贤传授技艺算起, 棉纺织业在奉贤的历史已有700 年之久, 如今这门技艺正在消失。

又如湖北长阳传统文化。千百年来, 勤劳智慧的长阳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 积累了深厚的巴文化底蕴, 有“歌舞之乡”之美誉。长阳山歌、南曲、巴山舞被誉为土家文化“三件宝”, 蜚声海内外。域内民风淳朴, 习俗奇特, 除了以高亢激昂的山歌、祭奠亡灵的跳丧舞、哭泣庆贺婚嫁的哭嫁歌为代表的民俗文化独具魅力, 还有那浩如烟海的歌谣、典雅隽秀的南曲、欢快炽热的吹打乐、婀娜秀美的花鼓子。但是在现代化大潮中, 长阳传统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碰撞,一些民俗已经消亡, 更多的民俗文化已如“风中残烛”。

二、农村文化的危机

和风险的未来性、潜在性、可控性不同, 危机指的是已经表现出来的, 为大家所直接感知的风险, 对它的处理具有事后性、弥补性的意味。下面我们将来探讨如今农村文化面临的危机。

1.农村文化团体生存困难

总体上看, 作为农村文化团体主力军的国营文化单位, 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 几十年来人员的工资福利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拨款。改革开放后, 国家出台了文艺演出团体差额拨款的政策。以闽南[3]为例, 政府给国营剧团成员的工资, 梨园戏、木偶戏、歌舞团是80%, 高甲戏、莆仙戏是60%。1998年以来, 财政拨款主要用于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医疗费, 在职职工的社会保险。在职人员的工资仅能发20%- 40%, 其余靠演出收入来支付。以仙游县“鲤声”剧团为例, 1 年的工资和各项费用需要开支140 万元, 财政拨款60 万元, 演出收入30 万元, 缺口足有50 万元。如此拮据的经济状况, 让剧团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艺术生产和演职人员的生活条件, 剧团的生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农村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正在消失。

同样的现象在山西、河南、陕西等戏曲大省也屡见不鲜。群众爱看戏, 戏曲剧种多, 但经济欠发达, 地方财政给剧团的拨款非常少, 近乎于无, 使得剧团发展步履维艰, 已经到了历史性倒退的境地。如山西忻州市级剧团只有20%的财政支持, 县级剧团几乎是分文没有, 剧团全靠演出收入维持。经营较好的剧团还能勉强维持演员的基本生活, 经营差的剧团已经解散。到目前为止, 80%以上的县级剧团已经解散, 即使能维持到现在的也困难重重、入不敷出。

2.农村文化人才流失严重

经济的困难直接导致了农村文化艺人的流失, 加上老一辈农村文化艺人的相继辞世, 新一代农村文化艺人严重短缺, 从而使得若干优秀的农村文化形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载体, 若干优秀的农村文化得不到传承, 从而使得农村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首先, 在职农村文化艺人流失严重。现在由于大多数农村国营文化单位经济状况拮据, 日常运行经费也日益紧张, 甚至在职人员的基本工资都不能保证;同时, 常年下乡演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使得不少演职员难安其业; 而且, 现在艺人没有了以往优越的地位与条件。于是有的出国去做劳工, 有的下海经商或改行做其他工作, 造成严重的人才流失, 当前这在农村文化界已经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此乃农村文化人才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

其次, 老一辈农村文化人相继退休或离世。一批又一批的老年农村文化艺人相继退休或辞世, 而后备农村文化艺人也严重匮乏, 这使得农村文化的载体出现“脱节”的现象, 若干优秀的农村传统文化得不到传承, 有随着老一辈艺人的辞世而“永埋黄土”的危险,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传统文化“消亡”的危机。

再次, 艺术学校的后备艺员严重缺乏。艺术学校是培养艺术人才后备力量的重要阵地, 过去艺校招生, 每年报名者数千人。家长为了送孩子学戏, 千方百计找关系, 走后门, 可谓“门庭若市”; 但现在报名时, 几天也招不到一个学生, 形成了“门可罗雀”的尴尬局面, 这进一步加深了农村文化人才危机的程度。

3.一些农村文化遗产正在消亡之中

“孝”文化, 指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孝意识、孝行为的内容与方式, 及其历史性过程、政治性归结和广泛的社会性衍生的总和。“孝”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 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称为孝的文化。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经指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 自是没错。”台湾学者杨国枢在其《中国人之孝道的概念分析》中指出:“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 而且是以孝立国”,“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

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现代化, 改革开放的深入, 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加剧, 传统“泛孝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长幼地位颠倒, 晚辈“剥削”长辈, 养儿不防老等等“不孝”行为常有发生。在亲子关系上, 概括地说存在以下几种扭曲的情况:

第一, 长幼地位颠倒。在农村的一些家庭中, 出现了“一切以孩子为中心, 一切围着孩子转, 一切孩子说了算”的亲子关系扭曲现象。年轻人对老人使用多,关心少。

第二, 晚辈“剥削”长辈。许多年轻人不顾父母的困难, 借结婚之机, 要求父母大操大办, 为其成家立业。即使父母东挪西借使其立业或成家后, 子女也不体谅父母的难处, 常年在父母处“啃老”。

第三, 养儿不防老。农村绝大部分老年人都无收入或收入甚少, 需要子女的赡养, 此外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需要在精神上享受“儿孙绕膝”之乐。而许多年轻人不但不担负自己应尽的赡养父母的责任, 更不了解父母的这种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