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研究通讯200903

※ 重点推介(1)：世纪大讲堂：中国乡村民主的崛起

※ 重点推介(2)：社会化小农：一场伟大而未结束的历史变革

※ 中国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研究基地正式成立

※ 南农实验第四期新型农民培训班成功举行

※ 徐勇教授应邀南都公众论坛讲座和龙华干部大讲堂

※ 徐勇教授在湖北省政协常委会讲解农村改革发展问题

※ 徐勇教授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 “百村十年观察”总结会议在山西大学召开

※ 徐勇教授、唐鸣教授一行深入青海农村回访调查

※ 广东省蕉岭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卢尧生一行访问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国情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村人口占多数，所以天下未稳农村先稳，天下未乱，农村先乱。在整个20世纪可以说谁抓住了农民，谁就抓住中国，谁丢掉农民，谁就会丢掉中国。

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农民，进而抓住了中国，那么她的武器是什么呢？两条，经济上给农民以土地，政治上给农民以民主，说白了经济上给你饭碗，有了土地就可以吃饱饭了，但是光有土地还不行，还得给权利，因为你饭碗随时可以被人拿走，所以就是靠这两点，得到了天下，得到了天下以后还得安天下，靠什么安？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政权的基础根基在基层，关键在基层领导人，这就有了干部和群众的矛盾，我们知道在农村里边，农民最关心两个人，哪两个人呢，第一是总书记，胡总书记，他决定了包产到户的政策能不能延续。第二个人呢，村的书记，他决定了这块土地包给谁，包多少，包多长，所以他直接关系着咱们每个农民的命运。干群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权巩固的基石，那我们要知道中国农村的封建专制历史很长，弄不好这些干部就可能会骑在群众头上，怎么样解决？就要通过让村民参与村务管理，大家来作主，这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特别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如何选好民主的突破口，这可是充满着政治智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乡村就可以分散这个政治风险，因为乡村离政治中心比较远，如果有了一个地方弄得不好，不会对全局构成冲击。这就是我们乡村民主首先在中国民主化进程当中先行一步的重要原因。那么20多年来，中国的乡村民主有什么变化呢？

第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民主选举在农村扎下根了。我们现在有60.1万个村民委员会，这60.1万个村民委员会完全是由农民直接选举出来的，选举250万个村干部，这就是经常所说到海选。因为过去的干部是指选、派选，“海选”就把提名权交给全体选民，这样就保证我们能够选出我们相信的，信任的干部。就是这种海选改变了授权机制。我们知道政治学有一个原则：谁授权对谁负责。我们知道传统社会的权威是自然权威，权力来自于这个传统自然血缘。

我们现在的海选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突破口，就在于它在授权机制上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民授权，由过去替民作主到由民授权。“海选”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把我们的民主机器运转起来。我们说我们的民主在制度上，在文本上，那可以说是非常优异的，但是是否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呢，应该说还有相当距离。这个海选的作用就在于它使这个民主机器运转起来了，从文本，从墙上走向田间地头，现在已经成为常规，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我们知道当民主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以后，它才不会移转，所以说这个村民自治首先在民主选举突破了，改变了我们过去的授权机制。

接下来我们选了村委会主任以后，村民就马上提出问题呀，我们选来选去怎么选了个二把手呢？因为我们村委会主任叫二把手。十多年前我们在农村做民主实验，刚开始大家听说选举了，高兴不得了。我们还多年来没有啊！现在民主好不容易到了我们身边，大家都要参加选举，结果真正到了选举那一天大家都不来了，马上就有人会说，你看到底是农民，素质不高。

但是且慢下这个结论，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因为农民说我选来选去，选个二把手也不当家，也不能作主，我要选这个主事的人，主事的人是谁呢，书记，你要选就把书记拿出来选，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的党内民主提出来了新的要求。过去是少数党员在选这个书记，现在这个书记也得过农民群众这一关。后来中央适应这个要求，明文规定，要当 书记，你首先得参加村委会主任选举，接受群众的挑选，你过不了群众这一关，别当书记了，这样就我们的党内民主提了出来。那么民主选举一马当先以后，如果没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跟上的话，这个选举出来的人，他也可能变质。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民主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手段，有人就借用民主这种方式实现权力的更迭，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权力用于为民服务。所以除了民主选举这一马当先以外，还得要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叫做四个民主一套车，这样保证一个民主的平衡，这就是我们村民自治这些年的发展。那么村民自治，村级民主发展了以后，接下来就给乡镇提出了问题。我们知道前些年，前些年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农民负担，负担哪里来呢，乡镇。

接下来在1998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开天辟地的乡镇长直选，直接选举。乡镇长直选和我们现有制度有一定的冲突。但是这个事件说明乡镇长直选并非不可能，而且随着现在的利益不断地往乡镇延伸，它的作用会越来越大。那么税费改革以后，我们国家农村最主要的是进行乡镇体制改革，要减人、减事、减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一肩挑，那么怎么样来产生这个乡镇党委书记呢，就采取了公推公选的方式。

接下来就是这个乡镇的财务，特别是发达地区财务越来越多，谁来管钱，怎么管，过去是书记“一支笔”，我说了算，但是我们知道所谓民主就是管钱袋子。过去“一支笔”就可能出现暗箱操作，就可能会发生基层腐败。

那么现在要把这个“一支笔”变为多支笔共同来监管，看这个财怎么去使用它，钱怎么使用，使用得当，这就有了财政预算公开。这就是乡镇民主的进展是一步步深入。所以说农民的利益逐渐由村往乡镇扩展，甚至往县扩展，因为税费改革以后虽然不找农民收了，但是国家给农民的补贴越来越多。

但是如果这个补贴不能很好的使用，在阳光下操作的话，就可能会层层截留，农民得不到实惠。所以我们的乡村民主正在由村到乡，再往县延伸，这就是这几年我们乡村民主的进展。可以说乡村民主它在中国民主化进程当中起到一个先行者、探路者的作用。这个历史时间不长，才20多年，与我们的长达2000多年的专制历史相比，它还是历史的一瞬间，而且还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制度跟不上。我们知道民主化和制度化是相携而行的，没有制度保障的民主很容易昙花一现。而我们现在制度上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村委会组织法，这是我们保障基层民主的一部最重要的法律，但是这个法律实施起来比较困难，这就是违了法难以惩处，没有惩处的法律就是一个软法律，所以就有人说这部法是“豆腐法”。

这就是有了这个法律，但是违了法没有办法去追究他，它不像《刑法》及其他的法律，你违了法，对不起，判多少年，这使我们法律没有硬起来，这样就使我们地方上出现很多不按法律办事的一些现象，农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治理体制跟不上。因为几千年来我们习惯于替民作主，为民作主，还不习惯于让民作主，所以这些年政府体制往往是单边行为。

为什么这些年群体性事件比较多呢，就是在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觉醒以后，我们的地方领导人还是习惯于按老办法来办事，他给村委会越来越多的行政压力，本来村委会是为群众办事的，结果他要求村委会完成大量的行政任务，上面压得任务太多，你选出来的村委会，结果都是为政府去办事的，就使老百姓对选举产生了，有人叫做民主疲劳，选举疲劳症。

第三个因素就是民主能力跟不上。我们知道民主是一个需要有民主技巧、民主意识这种人掌握的，他才能运行得好。我们的民主启动了，但是人民的驾驭民主的能力比较有限。还有就是金钱、暴力因素也开始进入到我们选举里边来，所以前几年出现了要选一个村官，要花210万。

那么近年来听说这个价格又在往上涨，可能要三四百万，富人越来越用金钱来介入到选举当中，这是对我们民主的一大挑战。还有暴力因素，我们选举本来是一个和平行为，就是和平地更迭权力，大量的暴力因素介入进来以后，它扭曲了民主的精神，所以中国的乡村民主道路还非常漫长。有了这些问题并不可怕，因为民主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你这个民主还不一定是真实的。这是因为在过去这张选票可能大家没当回事，但是现在值了钱。我们也不能把选票去换钱，简单的换钱，那种权钱交易也是对民主精神的一个扭曲。所以这就要想办法，就是我们能够创造民主形式，也要有办法去克服民主带来的副产品，这是民主必然带来的副产品，怎么办呢？

过去毛主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农村流行的是选举不是请客就是吃饭，就是选举的时候你也请吃，那个也请吃。

但是人家农民有智慧，农民有政治智慧。现在不是秘密投票吗，把那个床单一围，我在里面爱选谁选谁，所以农民说饭是要吃的，票是不投的。正是在这个政治实践当中培养了农民的政治能力、民主素养，他可能一次选错人，但是他不会犯第二次错误。有的人说现在农村选举当中就选的四种人，富人、恶人、头人、强人，选的这四种人。

据我们长期的观察不是如此，富人当选有没有，有了，但是要怎么看，如果这个富人当选了，把他的财富用于造福于本村村民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这个富人当选了，能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有什么不可以呢，可以。关键是你不能把金钱作为一种获得权力，然后获得权力以后，又去剥夺民众，这是要防止的。说恶人有没有呢，也有，个别的有，但是我们知道农民智商也不低，他不可能选出一个在你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如果是选错了，他有机制，罢免，三年一次换届，把他选下来，这就是民主的精髓，他有纠错机制。所以说我们的乡村民主现在发展是完善制度。

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现在乡村民主发展面临着新的情况，这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就是农民流动，大量的农民外出了，进城了，那么他的利益也进城了，利益进城以后，民主也要进城，因为他的利益不在村里面，他干吗要关心村里事呢？

所以这样子就给我们村民自治带来新的挑战。现在的乡土中国变成一个流动中国，除了农民流动以外，土地也在流转，现在正在进行土地流转，这个利益格局也在发生变化，这就给我们的村民自治带来新的挑战。再一个也是我们的形式要多样化。过去我们讲村民自治，讲村级民主，好像就是选举，其实村委会选举只是在乡村民主当中一个很小的环节。村民自治它只是一个制度平台，要在这个制度平台上，每个人都能够发挥他的作用，同时能够管好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制度平台上要生长出一个一个的经济社会组织。

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我们的内容要不断的丰富，形式要多样化，从大家聚焦在村委会选举到大家把更多的眼光，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到与他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村民自治，乡村民主还在拓展。我们现在的乡村民主叫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如果没有高层的民主相配合，那可能会出现我们过去的改革所出现的情况，下动上不动，动了也白动，就是它的空间不大。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乡村民主发展逐渐在往上延伸，也就是利益扩展到哪里，民主就要延伸到哪个地方，这方面乡村民主正在给我们展开一幅生动绚丽的画卷。

乡村民主，我经常说到的，它还是草根民主，虽然它根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它还是一株小草，我们还得精心的培育、呵护、施肥、剪枝，让它茁壮成长。乡村民主发展了，中国民主政治大厦就有一个牢固的基础，我们就会说连农民都知道学会使用民主，哪个中国人不能够使用民主？20世纪是农民改变中国，创造中国，同时以农村基层民主为起点，创造一个民主中国。我们对乡村民主充满着信心，但是也要共同的努力，谢谢各位。 

（来源于凤凰卫视）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农村地域大国，农民占多数的农民国家。中国变化的根本基础是农业，中国变化的深刻标志是农村，中国变化的主要动力是农民。

一、传统小农：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

在长期农业文明历史上，我国的基本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即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封闭的生产。

家户经济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却无广阔的发展空间。

家户经济有强大动力，内在动力在于自主生产。农民是“自由人”。中国，特别是汉民族地区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在于没有经历过一个长时间的农奴制。家户生产是自主的，外部力量并不干预生产内部过程。即老子所说“日出而出，日落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由于生产者主权，使他们的生产与分配能够有效结合。由此刺激其生产积极性。

但家户经济缺乏广阔发展空间，是在一个没有社会化分工的封闭家庭环境里生产的，没有与社会的广泛交换，也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这也是中国农业文明只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演进的重要原因。

湖北省是黄梅戏的故乡，现在最有名的是“夫妻双双把家还”。最生动地描述了传统小农的情景：你耕田我织布，你挑水我浇园（没有社会分工只有简单的家庭分工）。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传统小农生活是艰苦的，主要依靠道德维系。特别是外部环境的压制，造成“自给”并不能“自足”。农业文明相伴随的是饥饿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是天大的事，无“饣”必“反”。

二、社会化小农：中国农业文明的伟大变革

进入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最大、最深刻的历史变革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传统小农正在向社会化小农转变。农民以家庭为基点，生产、生活和交往迅速社会化，正在改变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封闭的生产方式。

1．生产方式社会化：（1）生产资料社会化。除了土地以外，农业生产的大多数生产资料都是从家庭和村落以外获得的。（2）生产过程社会化。在大量农民外流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更加紧密。不仅如此，农户还寻求村落以外的帮助，如专业收割、专业浇水等。生产过程由一系列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你挑水，我浇园”的家庭内部分工日益为家庭内外的分工所替代。（3）生产产品社会化。它从农户创造的产品变成了许多人共同劳动创造的社会产品。农户的生产产品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主要是进行交换，由此有了农业产业化和“专业户”。

2．生活方式社会化：除了粮食以外，农民的衣食住行等主要生活资料都是向外部购买，特别是历史前所未有的大量消费品进入农家。

3．交往方式社会化：（1）交通和信息将封闭的农户与外部世界联接起来。（2）农民处于高频率、跨区域的流动之中。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熟人社会”，而是一个充满机会和风险的“陌生人社会”。传统话语是“方圆十里”、“十里不同音”，如今流行的是“弯管子普通话”、“川普”、“汉普”等。

小农社会化过程中的两个关键变量：

1、国家化。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国家大规模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键词是“组织起来”。农民从家庭、家族走向国家。通过一系列改造，亿万分散的农民被组织到国家体系中来，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组织制度化基础，“以农业支援工业”，强化了国家与农民的纵向联系。但其问题是农民是“被组织”，家户经济的内在动力被改造少了，管得太多，管得太死，农民缺乏积极性。

2．市场化。新中国建立后的后30年，进行了全方位的农村改革。关键词是“市场经济”。农村改革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创造了前提基础。传统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的产物。只有有相当的剩余产品，才能实行自由竞争式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为小农社会化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扩展了农民与社会的横向联系，极大地解放了“人”――农民。

三、小农社会化的三大历史成就

1．农业持续增长，实现温饱向小康的历史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两减一增”：务农人口（实际务农人口不到仅一亿多）、务农时间减少（大量农闲时间增加），农产品增加（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为3亿吨，2008年已过5亿吨）。为什么能够增产，主要在于农业领域以外的涉农产业，形成超越传统农业领域的“大农业”。

由于持续的农业生产，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迅速增长，我国产业结构得以转换为农、轻、重的合理结构。我国还得以告别数千年的饥饿历史，实现由温饱到小康的伟大转变。农民用于避风雨的“破窑”几近绝迹。正因为有了饭吃，我们才有了宝贵的和平、和谐的30年，也才有宝贵的至理名言――“不折腾”――穷就会折腾――“穷折腾”。

2．实现历史从未有过的国家一体化过程

家户经济是以家户为中心和本位的经济。造成中国“一盘散沙”，大而不强，长期历史上受到周边民族的侵扰。在近代更受到建立现代国家的西方列强的灭顶之灾。中国为什么“大而弱”，西方列强为什么“小而强”，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而无“国族主义”（孙中山语），处于无组织、无纪律、无信仰状态。小农社会化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城乡大交往（农村产品和劳动力“进城”，城市商品和文化“下乡”）、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联系（农民为国家提供产品，国家各种支农惠农政策“下乡”）。

3．农民成为变革社会的积极主体

如果是商人改变西方，那么，是农民改变了中国。在先进政党领导下，中国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建立了新中国。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农民冒险引起的。中国的建设力量主要是农民。国有企业50%以上是农民工，民营企业实质是农民企业。外资企业的工人70%以上是农民工。

历史形成的农民理性的扩张创造了“中国奇迹”，并助中国度过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为“低工资、中消费、高储蓄”的经济类型。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6%，而美国则为－0.5%。这使得中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积极投资，扩大内需。

小农社会化是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将传统家户经济的内在动力充分发掘出来，同时又大大拓展了小农的发展空间，将“小家庭”与“大社会”联结起来。他们不仅走出乡土，走向国家，而且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主体。

小农社会化还是一场未结束的变革。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农民还是规模和能力都很弱小的“小农”。当今中国的小农之“小”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们在走向“大社会”时，有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发展空间，也有可能被社会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小农走向“大社会”的中介是货币。农民“不差粮”但还“差钱”、“差文化”，还没有改变软、弱、散的根本特质。这使得大量乡村精英涌入城市，农村处于空心化状态。到21世纪，“谁来种田”成为严峻的问题。如何通过新农村建设将“小农”变成“强农”，在告别“破窑”住进楼房的同时维系夫妻恩爱，还是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

借用现代中国的奠基者孙中山先生的话：革命还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借用新中国创立者毛泽东的话说：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但一个伟大的开始预示着伟大的结果！（原载于《湖北日报》）

 2009年7月2日上午，由国家林业局与我校共建的“中国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研究基地”在我校十号楼406学术报告厅举行签约暨揭牌仪式。这是国家林业局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批准设立的农村林改研究基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司长张蕾一行莅临我校参加此次挂牌仪式。我校党委书记校党委书记丁烈云、社科处处长石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等领导出席了揭牌仪式。湖北省林业局局长王海涛也应邀参加。仪式由政治学研究院副院长唐鸣主持。最后，张蕾司长还为我校师生做了一场《生态文明与现代林业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为主题的讲座，张司长以长期的林业工作经验，深刻的理论素养，生动精辟的讲解，博得我校师生的阵阵掌声

 2009年7月8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组织的博士宣讲团，在南农实验基地吴川市吴阳镇上能村，举办了第四期南农实验新型农民培训班。此前，南农实验课题组曾先后在蕉岭、连平、博罗等地举办了三期培训班。

 2009年7月5日，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应邀做客深圳南都公众论坛，做了题目为“农民理性扩张”：破解‘中国模式’之谜”的演讲。7月6日，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应深圳宝安龙华街道办事处的“龙华干部大讲堂”的邀请，做了“农村城市化的社区居民自治”的演讲

 2009年7月23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应邀在湖北省政协常委会结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讲授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湖北省政协主席宋育英等领导听取了讲解。

 2009年8月9日上午8：25，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做了题为“中国乡村民主的崛起”专场讲座。其后，徐勇教授还就主持人王鲁湘的提问，做出了相应的回答和观点阐述。

 2009年8月21日，“百村十年观察”项目总结会议在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召开。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教授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长王臻荣教授致辞并讲话，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致辞并申述“百村十年观察”及项目总结会议的意义。 

2009年8月17日至19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唐鸣教授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西北调研基地主任王宗礼教授、副主任丁志刚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王勇副教授、甘肃省社科院政治学所侯万峰老师一起，深入“百村十年观察”项目调研点——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申中乡窑庄村进行调查。   

2009年9月14日，广东省蕉岭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卢尧生一行参观访问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卢书记一行在中心工作人员陪同下参观访问了中国农村研究网、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书库、博物馆等。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唐鸣教授及南农实验课题组成员在三楼会议室与卢尧生书记一行进行了深入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