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1]。狭小的生产规模将农民束缚在家庭经济的蜗牛壳中，农业和手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便是这种经济结构的典型写照[2]。狭隘的社会交往，不发达的社会分工，使小农与外部世界相隔绝，村落成为他们的整个“世界”。然而，当今小农不再局限于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而是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到一个开放、流动、分工明晰的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生活模式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3]。小农与社会交换的频率愈来愈高、交换的内容愈来愈广泛，生产、生活、交往的空间也随之不断地向外延伸。那么，这一空间变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空间扩张后对小农又有什么影响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传统小农空间：隔离与狭小

中国传统小农“相互隔离”的生活状态，可用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来概括。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传统小农完全依靠自家的资源生产、生活，除了亲戚邻里之外几乎没有也无须交往[4]。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民在家庭这一最小的社会空间单位里度过了一生80%～90%的时间。[5]这些相互隔离的小农最终形成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中对法国小农所描述的情形，“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6]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上述情形，笔者试从以下四点对此予以解读。

自给的自然经济：自我封闭。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小农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手工业品，[7]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正如马克思在描述法国小农时所言，“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6]然而，即使他们要出卖一点产品，也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仅仅是“为买而卖”——专为市盐布等，这种看似社会性的交往，实质上是为生计而进行的交换，即维持个体经济的简单再生产。^[2]185可以说，农业与手工业在家庭范围内的结合，使农民在家庭内部就获得了维持生存和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料，同时也使他们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经济动力，最终造成他们终生困于一块地、一个家所形成的狭小空间。

同质的生产方式：相互隔离。在传统中国，相同的劳动方式、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形成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平面技术结构。这种同质性的平面技术结构，既决定了小农在劳动方式上不需相互渗透、工具上无须相互借鉴、技术上也不必相互交流，又决定了他们不能从与外界的交换中获得交往效益，加之趋于封闭的自然经济，最终导致小农们在各自的生产平台上生产、在各自狭小的空间下生活而不与外界交往。马克思也说过，“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6]可以看出，同质性的生产方式造成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产、生活状态的相互隔绝。一言以蔽之，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生产方式的水平，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传统小农的自我封闭，同质性的生产方式则决定了小农之间的相互隔离。

强大的行政权力：强化隔离。如果说传统小农是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同质的生产方式而与外部世界相隔离，那么，建国以后的行政体制，则在客观上强化了小农间的行政性隔离。经营单位由户扩大到生产队、生产大队、以至传统的乡镇，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却又在公社或者生产队形成了粮食、农具、肥料、布料等生产、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就如同蜂巢中的一个蜂格，纵向虽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横向却与另一个“蜂格”相互隔离。事实上，这种“蜂窝状结构”（honeycomb-structure）[①]仍是传统“马铃薯结构”[②]的延续。在这种相互隔离的社会结构下，小农们仍同操一业，衣着起居彼此一样，在劳动力的配置上仅限于农业，其社会分工也仅限于较浅的程度，并在地方性[③]的限制下，小农们终日生活在各自的“行政格子”里。

惯性的封闭心理：甘愿隔离。一直以来，小农为生产方式所控制、为自然经济所决定、为行政权力所约束，这些外化的力量潜移默化成为精神束缚，并逐渐被实践成求人不如求己的汉子哲学、不食嗟来之食的人格底牌、不能屈尊向人的面子主义等。这种束缚世代相传并不断强化成为中国农民独特的心理因素，使自认为在地位上低人一等的小农们不愿交往，甚至拒绝交往，甘愿在狭小空间里独尊，不愿在广阔的空间中翱翔。

传统小农始终没有突破人与人、家与家、村与村之间的隔离，始终生活在孤立的一块地、一个家、一个村的狭小空间里（公社仅仅是家庭功能的放大），过着自给自足、能够驾驭、可以预期的日子。

二、社会化小农空间：延伸与扩张

随着市场的渗透与社会的分工，小农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他们的交换、就业、生活和意义空间急剧膨胀，其扩张的速度与范围比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延伸的还要快、还要大。通过这四维空间的扩张，小农逐渐与大社会和大市场融为一体。

交换空间扩张：以货币支出为压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化程度越来越深、农耕生产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家庭耐用消费品越来越普及。笔者调查的河南R村，78.9%的农户拥有大中小拖拉机（绝大多数是中小型），44.1%的农户拥有潜水泵，96.2%的农户拥有电视机，57.4%的农户拥有洗衣机，88%以上的主要农作物种子及化肥通过购买获得（见表1）；日常消费品如衣帽鞋袜瓜果蔬菜等愈来愈多地通过市场交换完成；人情交往所需的礼品也更多地以货币为媒介实现。可以说，当下小农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已经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到社会化、市场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化、市场化就是货币化。在收入既定的情形下，家庭自给性供给边界被日益膨胀的货币支出需求打破；小农时刻面临着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家庭赤字，即“货币化压力”。为了缓解这一压力，社会化小农积极参与社会交换，不但调整了“买”和“卖”的内容，而且改变了“买”与“卖”的顺序，即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小农“为买而卖”的目的更多的是生产需要；而“为卖而买”，则是为了更好地卖出产品而有选择地购买。小农引进新技术、购买化肥和更具科技含量的种子，是为了利用先进的技术力量实现农作物的增产、高产，以换取较多的货币收入；而小农购置自己用不了的大型农用机械，则是为了通过“服务”换得较多的现金收入。无论是源于向市场购买商品产生的货币压力，还是向市场提供商品缓解货币压力，都需要以市场交换的方式完成，交换空间也随着频繁的“为买而卖”和“为卖而买”而不断扩张。

表1.  河南R村统计数据[④]       （N=209）

就业空间扩张：以劳动力转移为路径。由于新技术、新产品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加上人地矛盾进一步尖锐，继续依靠土地和乡村增加货币收入的可能性不大、空间有限。这样便出现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所说的景象：“由于当地资源已用到极限，村民们越来越被迫地寻求从外部资源中获取自己总收入的全部和部分”[8]。农业技术的进步、耕作的机械化，使越来越多的小农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农，为了获得更多的现金收入，除少部分从事农闲兼业外，更多的是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或孤身一人或拖家带口、或成组结队（如在政府组织下到新疆摘棉花等），走出狭小的村落世界，来到离家遥远的陌生地方。据统计，2004年跨区域流动农民工的人数占农民工总人数的76%，其中跨省流动的占51%，在省内县外的占25%。[9]可以说，无论是在塞外高原还是在华中腹地，无论是在黑龙江边还在珠江河畔，到处都留下了他们忙碌的身影。另外，近几年的《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显示，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21.1%增至2005年的36.1%。这组数字也有力地说明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小农脱离了农业，受雇于家庭之外的企业、组织等。劳动力成为小农扩展空间的载体，转移成为扩展空间的路径，向外转移的劳动力愈多，小农就业空间扩展越大。

生活空间扩张：以社会交换为内容。交换空间和就业空间的扩大，使以社会交换为内容的生活不断延伸至更广阔的场域。随着小农的交换平台——集市的周期愈来愈短、规模愈来愈大、功能愈来愈完备，小农与社会交换的物理空间也日益扩大。小农与社会交换的载体不再是剩余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而是为迎合市场需要专门种植的农产品和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不断要求小农与社会交换、拓展与社会交往的空间。同时，社会化小农之间的交易不再以馈赠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合同等多种方式进行。如同“流通……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10]，多样的交易方式使当下小农在与社会交换时打破了人身、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交换空间的边界延伸的更远。随着与社会交换空间的扩大，小农的交往范围也不断扩大。小农交往的对象很少是来自熟人社会的生而与俱的亲戚邻里，也很少是来自基层社区有点头之交的熟人，更多的则是来自异省他乡的陌生人。婚姻双方的初识也因此不再仅仅依靠亲朋好友的牵线搭桥，通婚范围也不再局限于目光所及的村落。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年轻人，他们在县界、省界以外的地方生活，他们的婚恋范围不再局限于自己的故土，而在务工地甚至更远的空间进行（网络媒介）。可以看出，随着小农的交换空间和就业空间不断扩大，他们的生活空间也日益扩张。

意义空间扩张：以分享城市文明为目标。愈来愈多、愈来愈广泛地与社会交换，在一定程度上既满足了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新的生活意义的追求。乡村虽凿井可饮、耕田可食，但和谐而贫穷的乡村已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家乡泥泞的小路、低矮的房屋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到处充满着绿色，但与花木葱翠的市容、四通八达的马路、新颖别致的高楼、花团锦簇的园区相比黯然失色；城市里高度竞争的商业、方便快捷的交通、热情周到的服务、以人为本的科技、丰富多彩的文艺等城市生活强烈地吸引着小农。那些梦寐以求的东西既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又相距万里。这种“近”和“远”的反差使小农不断更新自己的生活观念，他们发现自己生活的意义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城市成为他们向往的地方，城市化生活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生活意义——分享城市文明成果，越来越多的小农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民”变成“工人”，既使在城市“年年难干年年干，处处无家处处家”，也甘愿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为获得“入城券”、“收入券”日夜流淌着汗水和心血。正如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11]。如今务工的小农也成了自己所编织的城市生活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务工者所追求的意义和向往的生活空间，从乡村到城市、从耕地到工地、从农业到工业，从原来那种方圆十里变成了现在的方圆几百里甚至上万里。可以说，小农生活追求的改变，使他们生活的意义空间延伸得更远，生活意义追求多远，小农意义空间就延伸多远。

另外，便利的交通、通讯条件不断强化着小农空间的扩张。如今农村的交通、通讯条件较以前有了显著改善，截至2005年底，中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290万公里，全国99.6%的乡镇、92%的建制村实现了通公路[12]；截至2006年底，全国94.4%的行政村已通固定电话[13]。网状的交通网络、快捷的交通工具、先进的通讯手段，使小农与外界的联系成为现实。如同马克思所认为的“小农……这种隔离状态由于……交通不便……而更为加强了”^[6]677，现在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大大减少了空间扩张的“摩擦力”，并强化了空间的扩张。

三、空间扩张：陌生与挑战

伴随着交换、就业、生活、意义空间的不断扩张，当下小农逐渐从封闭的熟人社会走向开放的陌生人社会，从孤立的内部空间走向相互联系的外部空间。在扩大的空间中，无论是从生活环境到工作环境，从交往对象到交往方式，还是从劳动对象到劳动方式，抑或从问题出现到解决方式，对当下的小农来说，完全陌生。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被别人看着长大，在每个人的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看惯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所言，“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14]。在熟人社会，他们处在不同“差序格局”之中，依靠“礼治”过着“无讼”的生活。“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14]22。而在陌生人的社会里，小农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面对的是一个个完全不知底细的陌生人，与他人交往的原则不是“礼治”而是“法治”；生活、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不仅不像以前那么单一，而且时刻会有新的变数，很难从前人那里找到可“抄袭”的解决方案，而不得不求助于科学和法律。可以说，扩大的空间使小农面临着太多的陌生，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传统习惯和已有的知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心理挑战。从迈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小农就开始面对着接连不断地心理挑战。在陌生的城市，小农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被打破，新的人际关系网还没有建立，与日俱增的思乡之情和现实当中的诸多不如意使他们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挤工棚、喝冷水、吃剩饭、遭虐待等是对身体承受能力的考验，那么，遇冷担、遭白眼、被嫌弃、受歧视等则是对心理承受极限的挑战。小农们本是怀着美好的憧憬去城市开拓属于自己的一块天地，在他们当中虽不乏有在城市中淘到属于自己那一桶金的人，但更多的人则因心理“脆弱”无法承受各种压力，有的退回到乡土社会，终老一生，让这段进城的经历成为他们永久地“回忆”；有的干脆在充满诱惑的城市中沉沦，成为被各种非法组织利用的工具（如非法传销者、吧女、吸毒贩毒者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活动空间扩大之后，社会化小农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承受能力。

习惯挑战。在亲密的血缘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是通过货币实现交易，而是以人情来维持，以馈赠的方式进行交易，小农们习惯于这种交易方式并在观念中认同它；而在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交易的实现必须通过货币，交易环节的完成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纵使有也是淡漠的，这让小农难以接受。并且，“在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人性本恶的偏见使人们在交换中更多地是依靠法律而不是乡土社会的信任。当发生矛盾纠纷时，不是找“长老”评理，而是诉诸于法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大寒小寒》中，有一个情节讲述了兄弟三人在面对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被包工头无理克扣时，按照传统习惯讨要属于自己的合法工资，却触犯了法律。这虽是一个故事，却反映了城市人依靠书面合同、法律约束的交易交往方式给小农的传统习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知识挑战。小农在从第一次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次产业，从“农民”变成“农民工”的过程中，不仅显现了心理上的脆弱和习惯上的不适应，更凸显知识储备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现在大部分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主要以初中水平为主（如R村，见表2），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初中没有毕业（全国农民工初中未毕业约占农民工总人数的45%[15]），也没有一技之长。近几年不少城市出现了工地企业找不到具有专业技术的工人，而成千上万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矛盾”现象。同时，经常见诸报端的农民工在工伤事故中受伤的报道，既反映了一些用人单位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利润增长指标，忽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问题，也映射出农民工自身自我保护意识和知识技能的缺乏。在信息高度发达、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知识的匮乏使小农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少工资收入不高的工作，也使他们丧失了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可以看出，知识的挑战更严峻地摆在了农民工现实生活的面前。

表2．河南R村外出务工者文化程度 （N=116）

四、结论

通过对传统小农与当下小农活动空间与行为方式的历时性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下小农在诸多方面与传统小农已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生产方式不再是传统小农那种平面的“同名数”相加，而呈现出异质性的立体状；他们的生产、生活等资料的获取绝大部分不再依靠与自然交换，而是依靠与社会交换；他们的活动也不再囿于相互隔离的狭小空间，而是不断延伸至有机联系的广阔空间。空间的扩大给小农带来的未知因素（发展的机遇或挑战），使他们的行为预期不再稳定，也使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

空间延伸与扩展表明小农再也不是为宗族圈、祭祀圈、婚姻圈、社区市场圈所约束的传统小农，而是与社会、市场融为一体的社会化小农。社会化小农在空间扩展中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遇到许多新困难、新机遇，小农本身需要更新思维，改善知识结构迎接挑战，同时社会和国家也需要根据小农空间扩展的特点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帮助小农克服空间扩张带来的问题困难，增强小农适应新空间、抓住新机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