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理论认为，封闭性是传统小农的重要特征。封闭性表现为信息封闭、信息闭塞及由此导致的隔离状态。但是信息扩充和膨胀，打破了传统的封闭、隔离状态，在信息的引导下小农进入了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从家庭、村落走向开放的大社会。“小农社会化”^[1]是一个立体的历史变迁过程，信息是社会化的渠道和纽带，为小农“社会化”提供条件，信息化是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信息依赖：小农社会化

传统小农的封闭性是由小农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封闭性主要表现为信息封闭。马克思认为农民在小块土地上耕作，不容许分工，不应用科学，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2]。同样费孝通先生用“熟人社会”^[3]来描述农民的全部世界就是村庄，经验已足以维持小农的生活。农民的社会交往十分狭隘，它也是信息闭塞的表现。孟德拉斯在论述玉米技术的传播时总结，由于生产模式一致，信息才可以相互借鉴，邻居的经验是信息的主要来源^[4]；在论及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时，秦晖也谈到信息传播呈“横向畅通而纵向阻滞”^[5]特点。因此，农民的 “同质性”使其与世隔绝，对外没有信息需求，也极少有信息渗透进去。当今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化打破封闭性，出现了一体化市场和社会分工，小农生产、生活资料的获取从过去与自然交换变为与社会交换，交换需要信息，因此小农不仅对市场产生了需求，而且对与需求紧密相连的信息产生了依赖，离开了信息，农民就是聋子和瞎子。信息是传递供求的渠道，信息使小农社会化，而且市场分工的程度越高，小农对信息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小农社会化的程度也就越高。与传统小农的信息相比，社会化小农的信息具有渠道的多元性、内容的多样性和来源多极性特点。

第一，信息渠道多元化。当今农村面临开放的社会化市场，小农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之从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除较正式的政府公务栏、正式网站、宣传栏、信息栏、阅览室，活动室、村民会议等信息渠道和平台外，还有电视、广播、报纸、网络、通讯设备以及邻居、朋友、亲属等。社会化小农的信息渠道纵横交错，便捷通达。

第二，信息内容多样化。小农置身于大社会、大市场之中，信息种类多，范围广：包括国际国内新闻、当地本地新闻、地区发展动态、政策法规、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信息，也有关于生产销售信息（包括种子、肥料、植保、农产品销售、劳动力供需求、市场价格等），就业、农村服务等中介信息，还有知识信息，生活信息，娱乐信息，甚至还有谣言、传说，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信息来源多极化。小农的信息源头呈现多极化的趋势，除党中央国务院、各级省市政府、部门、办事处、委员会、乡镇、村委等负责传达农业政策，还有农民组织、农会，社会上各地区企业、工厂、组织团体、商贩、媒体以及个人发布市场信息。

因此，小农处在一个无处不有，无所不包，无时不在的信息网络中，小农行为与信息的关系从“封闭”到“需求”，从“可有可无”变成了“信息依赖”， “信息已经融入了小农的生产和生活”^[6]，当今小农在生产、生活、交往都免不了与信息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信息使小农社会化，成为小农生产生活的重要部分。小农再也不像从前可以关门生产、不出村庄也能生活，离开了信息举步维艰。

二　信息机会：从能力到素质

现代化程度越高，农民与社会的交往程度越高，信息对农民的影响越大，可以说信息正在改变农村和农民。具体的说，信息改变了小农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为小农能力提高和素质培养提供了机会。

（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信息为小农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契机。通过掌握信息，使得小农的生产效率提高、就业能力增强和销售自主选择。

提高了生产效率。传统农民的耕作方式是代代相传的定型习惯，这些习惯已经足以支持他们向土地讨生活，不需要信息。黄宗智谈到小农是靠双手和劳动以剥削自身的方式来延续家庭经济生活的，靠“过密化”的劳动投入增加收入^[7]。随着生产方式逐渐社会化，小农由过密劳动转向利润取向。先进的生产技术及其隐含的信息提高了农民种植能力，明确的市场信息帮助农民积累经营经验，避免盲目投资，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提高经营收入。如舒尔茨在谈到经营农场时就很重视信息的作用。^[8]

扩大了就业选择。传统农村社区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社会成员同质性强，较少流动，以土地为业。改革开放以后，小农被卷入社会化体系，以土地为主的生产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今农户的需求，也不能缓解社会化小农的货币支出压力。同时，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民流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途径。进而劳动力需求信息和就业信息就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机会：信息给农民带来城市化大生产的技术指导；针对劳动力需求情况，相关部门发布具体就业信息，标明所需劳动力的地区、类型、技能要求，引导农民做出选择。信息使农民有了土地以外的就业选择,扩大了劳动力配置的选择集。

增强了交易能力。社会化小农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6]，与传统小农的重要区别是市场交换程度和行为逻辑的差异，其生产则是为了满足除了家庭需要之外的市场交换，只有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货币最大化的诉求。因此，在小农的行为逻辑中交换是极为关键的环节。小农通过掌握市场信息，事先了解产品在地区、价格、供应量等方面的差异，决定待价而沽还是定点定销。如河南省三门峡市实现网上苹果出口创汇^[9]。可以说，信息使得小农能够在各个环节自主决策，避免经营风险。

（二）从经济权利的角度看，信息为小农提供了与城市人公平竞争和同等消费的机会——“抢饭碗”、“定规则”、“同消费”。

“抢饭碗”。 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涌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打破由城市居民垄断工作岗位的局面。由于农民对工作预期低，比城市居民更具适应性和竞争性，充分明确的就业信息,能为农民指明就业方向和渠道，及时得到信息后，能够迅速填补岗位空白。据调查，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也能够涉及管理、技术工作领域^[10]。值得一提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具备某些城市人所没有的一技之长，比如嫁接花木、培植盆栽、手工纺织刺绣、土布蜡染等技术，在特殊工作的竞争上，只要信息及时准确，农民均可以占到一席之地。显然，信息就是农民的翅膀，增强了农民与城市居民竞争工作的能力

“定规则”。随着新型的农民组织孕生发育，信息使其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通过组织，农民通常可以获得三类信息：政府颁布的有关政治利益的政策信息；企业集团发布的关于经济动向的经济信息；市场社区发布的关于社会利益的社会信息。如果有些部门或者行业侵犯了农民的人身财产权利，阻碍了农民的社会参与权力，农民结社组织就会派出代表与相关单位协商、谈判，重新制定规则，维护农民利益。如秦晖提到农会的组织功能是充当桥梁，整合信息，代表成员农民与合作伙伴进行集体谈判^[11]。另外，在目前已开始出现的第三部门中，农民也经常能够吸纳各方信息为自身利益代言。

“同消费”。中国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农民消费意识和周围的客观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封闭的农村不仅是生活必须品匮乏的地区，也是商品信息难以传递的角落，此种状况维持了千年的“抑制性消费结构”^[12]，如今在大量的社会信息的冲击下开始瓦解，社会化的市场交换连同商品信息流向农村，大量的信息使得农民能够和城里人一样，在众多选择中挑选符合自身需要的消费品。同时，诱人的商品信息又必然会引发消费欲望的扩张，有限的预算约束与消费欲望形成尖锐的矛盾，正确的商品信息和消费观则提供参考和甄别，以缓解此矛盾。信息既提供农民与城里人同等的消费机会，又能在矛盾产生时调节消费欲望和货币压力，确保理性消费选择能力，提高消费效益。

（三）经济能力和权利平等使得小农认识到自身潜力，进而产生了自我发展和享受生活的要求。通过信息学习知识，提高了捕捉信息的能力，通过网络传媒信息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参与现代生活。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字下乡标志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3]23。文字下乡也就是知识下乡，信息使农民有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培养了信息敏感度，具备了捕捉信息的能力。特别是电话、通讯和网络进入乡村以后，农民“上网学习的积极性被激发，通过各种学习提高了素质。”^[9]通过知识信息，农民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开阔了眼界，产生创造新生活的冲动。

同时，信息还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过去小农在“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工作节奏下身心倾注，对土地以外的事物无暇顾及，奉行“生存伦理”^[13]。 信息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将更多的娱乐信息带入千家万户，使农民有了闲暇时间享受生活，有调查显示当今农民闲暇时间的总量呈上升趋势，内容逐渐丰富^[12]164。

三 信息风险：从依赖到排斥

信息改变了传统小农的孤立、封闭状态，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小农对信息产生依赖性，然而信息具有两面性，因其存在不确定性而潜藏风险，依赖信息又处于劣势的农民，有时也会遭受信息风险带来了厄运。信息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信息不对称的风险

信息不对称使农民在农产品市场、农业科技市场、用工市场，甚至在与政府交涉时，得不到及时准确的信息，小农均处于不利。信息不对称给农民造成风险，可以从信息的三个角度分析。

信息来源不对称。传统小农获取的信息虽然有限，但是信息源自村庄之内或者附近集市，源头和接收主体距离很近，所得到信息真实、可靠，信息供需主体相对对称。当今小农的信息主要源自城市，农户距离信息源最远，信息经过若干中介，层层过滤，而每经过一层信息就会被削减或者扭曲一部分，其有效性递减，真实性会降低；同时，信息源从自身角度发布信息，不了解农民实际情况，不考虑后果，地处村庄的农民得到是不对称信息。

获取能力不对称。接收信息的主体是小农，发布信息的主体是集体或组织，这造成两个层面的不对称。一是收集信息的能力不对称。因为集体或组织集社会资源、经济能力、政治优势、地理位置的便利为一体。小农弱小单一，缺乏对应的组织体系来对接信息。二是承担信息成本的能力不对称。现代社会处于一个讲求成本——收益的时代，信息市场日趋发达，信息服务提供者一般要求相应的服务收入，信息从无偿变成有偿。集体或组织有能力承担或者分散信息成本，而单个的农民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支付信息。

信息时效不对称。信息供给不及时使小农和城市人的信息使用效率产生差异。市场瞬息万变，时时变化的行情需要及时反馈，乡村网络不健全、信息服务不到位，农民距离信息源较远，得到的信息往往不是实时的市场行情，属于过期信息，新信息成为旧闻。从信息失效性看，农民处于劣势地位。

信息不对称导致小农为规避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趋向在信息相对集中、市场环境相对稳定的近郊集市，进行生产交换和生活交往；农民工则选择在村庄附近，自己比较了解的城镇社区就业，免除与外部大市场的联系，即使在外省打工，也会选择老乡较多的企业和地方。

（二）信息不真实的风险

传统乡土社会的农民信息主要是的村庄内部信息和家庭信息，都是世代经验的教导和邻居的范例，信息少但可信度高，不确定因素小，也没有外来的诱导和干扰，农民可以完全放心的依据有限信息维持简单的家庭小生产。世代相传的寓言故事《狼来了》就说明了传统乡村对信誉的重视：如果说谎，散布谣言，就失去信誉，被孤立，一旦真的危险到来也没有人愿意援手。可见失去信誉在乡土社会看来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如今市场信息开始渗入农村，信息来源广、渠道多、内容覆盖广，真假信息充斥，可信度反而降低，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

模糊信息：多而混。小农面对的信息数量大导致信息内容矛盾，信息渠道交错。有效信息和无效或过时信息混在一起，农民不具备辨别能力，缺乏主动性，无法祛除不准确的部分，只能依据整体信息做决策。

错误信息：乱而误。信息发布方不了解农民的切身需要，不具备足够的农业生产知识，对市场态势作出错误判断，发布不切实际的信息，误导农民。而农民素质文化相对较低，对信息市场了解不深刻，只能被动接收信息。

虚假信息：杂而假。信息传播者追求不法利润，将假消息鱼龙混杂于市场，利用农民识别能力欠缺，不了解市场的特点进行蒙骗。如出卖假种子，假化肥农药，给农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由于信息发布者不承担社会后果，不存在道德风险，只考虑自身利益，发布不真实信息。对于这类信息，农民缺乏自我消化能力，信息的使用后果无法根据理想规则预期，招致毁灭性打击。所以掌握信息的小农未必掌握着未来，反而被推向不确定的风险之中。小农一旦上当受骗后便提高警惕，不认同外部世界，不相信信息，因循守旧，继续沿着原有的模式进行生产。这样，小农行为与信息产生了矛盾。一方面，小农身处社会化大市场，已经无法离开市场而独立进行一系列的生产和生活，因此需要甚至依赖信息的支持和指导。另一方面，小农吃过信息的亏，对信息将信将疑，既有投资冲动，又害怕错信失利，处于摇摆不定的矛盾中，这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三）信息不完全的风险

由于信息本身的特点，没有哪一个组织和社会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完全信息，“内部计划性、外部盲目性”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特点。社会化小农尤其对信息呈现出有限的理性，表现在：

有限能力。社会化小农尚处于进入市场的初级阶段，信息处理能力比较弱，自身条件约束了对信息的使用效率，主要是有限的知识结构没有形成一定的信息意识，接收信息尚处于被动状态；有限的辨别能力使小农面对大量信息时盲目无措。因此有限的能力使得小农获得的必然是不完全信息。

有限时间。现今农村，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家里剩下老人、女性和小孩，戏称“386199部队”^[1]。他们劳动力水平低，只能以加倍延长劳动时间来生产交换产品。因此劳动必然占据了几乎全部的时间，能够花费在收集使用信息上的时间就很有限。

有限必要性。之所以将当今农民称为“小农”，而不是“大农”，因为土地规模小和家庭人口少决定了生产经营模式单一。信息对于小规模生产的作用凸显不出，客观上并没有产生信息需求。同时，社会化大分工和市场合作，使小农只关心自己用以交换的产品以及所需要的生活物资，漠视市场上包罗万象的其他信息。

有限理性小农得到不完全信息，照此进行投资决策必然会产生不利因素。故小农存在两种偏好：一是小农对信息抱有机会主义的态度，根据不完全的信息作决策，认为结果是凭运气，无视信息作用。二是小农认为信息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必要，照旧遵循经验生产生活。

信息不对称、信息不真实和信息不完全都属于信息的不确定。给农民带来的打击比较严重。近日海南“香蕉癌”一事，正是由于信息误导市场造成蕉农损失。事件起源于2007年3月中旬的一篇报道：广东、海南的香蕉林患了一种叫做“巴拿马病”的病害，由于此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植物专家把它称为“香蕉癌症”，流传到市场却变成了“吃香蕉会得癌症”、“香蕉有致癌物残留，成了毒水果”的说法，导致每斤香蕉从2元跌至0.1至0.2元，对海南香蕉产业和蕉农造成重创。开放社会使农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愈益紧密，对信息的需要程度日益加深，但同时由于小农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小农受到负面的冲击之后，便不再相信外界信息，甚至不认同社会化大市场。

总体而言，小农和信息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对信息的依赖程度越大，受到打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信息产生的排斥程度也越大。在信息排斥的情况下，诱发两大矛盾：小农本已向社会迈出的一步又缩回，形成“社会化”闭路循环，即又回到封闭的状态。另一方面，小农自身能力的提高有赖于信息，对信息产生排斥使小农不能像其他社会主体一样参与社会竞争，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竞争中的不公平和风险更加剧小农的排斥感。信息对农民的破坏性使农民对信息望而却步，心生畏惧。

四 结语

随着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信息从四面八方涌入乡村，小农为泛滥的信息所包围，信息给农民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也将农民推向市场化、风险化的大社会.因此，小农和信息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拥有信息就拥有财富，拥有信息就占据优势，信息是一柄双丸剑：借助信息进入社会，参与相关的社会事务，享受公民权利和公民生活，这些是显而易见的改变。易为人们忽略的是，极度依赖信息的农民更可能遭受信息风险的摧毁，甚至致命打击，从而回到信息封闭状态，拒绝与外部交往。从整个农村发展全局来看，在鼓励信息进入村庄和农户的同时，也应看到当下的农户处于“更高风险的社会之中”^[1]，其中就包括信息带来的不可预知的风险。面对小农所处的信息环境，有关政府应该对信息进行整合，过滤虚假信息，识别错误信息，向小农发布准确完整的信息。就小农而言，身处学习型社会，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培养识别和收集有效信息的敏感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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