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如果人们要问什么是“三农问题”，那么我只能这样回答：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提出很多问题，而个个都无法给出完满答案的问题。近几年，三农问题成为一个各方面都高度关注的公共性问题。人人都可以提出一番宏论，个个都能够拿出一套方案。只是这种大而化之的议论，除了能够吸引一些眼球以外，建设性和学理性的成就并不多。“三农研究”之热与三农研究的成就并不成比例，其重要原因在于问题引发激情，激情冲淡学理。没有学理的支撑和提升，三农研究不仅难以产生有价值的成果，而且会极化为“三农研究的问题”。是将“三农研究”问题化，还是学理化，关系到三农研究的走向及提升。正是基于此，我多次表示，三农研究的“走红”，不是因为我们研究水平有多高，在相当程度是因为这一问题是“热点”，面对“热点问题”，学者尤其需要以理性的思维、学术的眼睛、扎实的工夫、艰苦的努力做出实在的学问。那么，面对各种策论式的三农研究，我们则需要摒弃功利的心态，重新回头从基础性的学理研究做起。因此，我提出三农研究要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一是回到事实原点，二是回到学理原点。三农研究的事实原点是将近2.5亿个农户。农户长期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交往，以及政治责任单位。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其历史传统既不是以个人为基点，也不是集体式的归宿。即使经历公社化，还得回到农户这一基本起点。但是，我们的三农研究对于农户这一中国农村的微观“细胞”研究却少之又少，其精致程度和逻辑分析更是相当不够。马克思当年如果不从商品这一“细胞”开始，是很难生产出《资本论》这一宏著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学者在“满铁”的支持下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调查。如果仅仅从调查的精细程度来说，我们迄今也没有超越。而利用“满铁资料”写成的农村研究专著，则又深深影响着中国学人。面对此情，中国学者实当汗颜。更为重要的是，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农户这个“细胞”也正在发生迅速的“裂变”。如果我们只是将当下的农户与传统的小农经济等量齐观，得出的结论可能差之甚远。当前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有着严重的分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如何看待小农。如果仍然将小户视为传统的、与世隔绝的农民，必然得出的是回归农本传统的结论；只有从现实出发考察小农的变迁，我们才能立足现实，提出具有未来指向的思路。这必然涉及到三农研究的基本学理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将研究的重心向更精致化、更学理性的研究移动。本栏目推出的一组论文就是基于此目的。

徐勇主笔，邓大才参与讨论的论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基于家庭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条件，提出“重识农户”，即将农户放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加以考察。认为，尽管当今的农户经营规模小，但他们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小农”的“社会化”，大大提升了农户的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但也使农民进入到一个更不确定和风险性更大的社会。由此需要建构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并提供相应的国家保护和支持。邓大才的论文从动机与行为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化小农的特性，认为小农面临最大问题是：社会化过程中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面临高社会化水平的现金需求，行为与动机的约束条件是货币支出压力。小农对货币支出压力的反应是追求货币目标，即货币收入最大化。社会化小农时期，小农一切行为与动机都围绕货币而展开，“货币伦理”是这一阶段的基本行为准则。刘金海和吴晓燕的论文则以实际调查为依据，分别从就业与消费的角度论述了当下小农社会化的变迁及面临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