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
作者：李建顺 文章来源：理论月刊 2008年第5期
社会资本作为晚近兴起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进路。体现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上的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农村社会资本面临着匮乏的状况。为此,本文着重探讨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针对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匮乏的状况如何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相关问题。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布尔迪厄正式提出的,后经科尔曼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目前学界基本上认同帕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概念已为各学科中的社会科学家所广泛认可,它被认为是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现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什么是社会资本?布尔迪厄把它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 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科尔曼则认为它“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 而在缺少它的时候, 这些目的不会实现”。而普特南把它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它们能够通过协调和行动来提供社会效率”。事实上,随着社会资本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向,其内涵逐步趋于一致: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之内的行为主体在长期交往、合作、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认同的网络, 这些网络传承了共同体普遍的精神、思维意识和组织方式。具体来说,社会资本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资本由公民的主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社会资本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 转变成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一员,从而形成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信任极其重要,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Casson认为,信任能提高工作效率, 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缺乏信任则会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使信息传递不够完整和准确。所以社会信任,蕴含着比物质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
2. 公民参与的互惠网络。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公民参与的互惠网络能够产生出社会信任,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科尔曼认为,互惠网络促进了各种行为规范的出现, 提高了其他成员的可信度, 因此也提高了社会资本。而在一个没有互惠网络的社会中,很可能无法察觉和惩罚违反规范的行为,人们由此会对他人产生不信任,这样也就削弱了社会资本。普特南指出,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会提高相互的信任和形成共同的社会规范。“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 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
3. 共同规范。社会资本建立在共同规范的基础之上, 正是这些共同规范把个体连接在一起, 并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共同规范包括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指习惯、习俗、礼貌等规范。这种内在化的规范鼓励服从并能得到很高程度的遵守,可以节约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如果信任依赖于明晰的、相互的契约,而这种契约又必须依赖于协商和监督, 那么与之相比,建立可信赖的内化规则也是节省成本的”。同时,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外在制度能够更直接地影响社会资本。Levi曾指出,“制度框架能增加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加互利合作的习惯,达到抑制这种本能性机会主义的目的”。
所以法律和制度也是社会资本不可缺少的来源。社会资本研究范式把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与微观层次的个人连接了起来,这为研究如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开辟了一条路径,提供了一个思路。从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我们看到新农村建设必须在作为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之逐步发育完善中推进。只有在公民社会中普遍具有团结、互助、信任的公共精神,具有高度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以及由于这些精神和意识而导致的独立的非官方的和自愿的民间组织的前提下,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图景才能成为可能。离开公民间信任、互惠与合作性态度和价值观的生成, 新农村建设就失去了文化根基。
二、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现状分析。社会资本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以信任、互惠、合作为内在行为规范,通过公民间的良性互动和公民参与来推进新农村建设。然而,农村社会资本的短缺及其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1. 普遍信任社会资本的短缺。农村社会资本总体构成中虽然含有现代社会资本的成分,但传统社会资本仍然占绝对比重。传统社会资本体现在以血缘关系、宗法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 具有同质性、封闭性的特征。在以家庭、宗族为单位的小规模、高同质的网络结构内,成员的公共精神和信任关系表现在对以宗族为边界的共同体的忠诚和维护上。这种传统社会资本所形成的是各自独立的闭锁性“小圈子” ,具有很强的排他性, 其所生成的是特殊信任, 即只对小圈子内部的成员产生信任,而很难对“陌生人”产生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只能维系小圈子内部的人际和谐,其所产生的排他性反而更容易导致小圈子之间的隔离和冲突,使农村人之间缺乏持久的、稳定的人际互动, 继而有害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因此,只有现代社会资本即普遍信任社会资本才能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因素。遗憾的是,一方面农村由传统社会资本衍生出的特殊信任社会资本较为丰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资本的弱小导致普遍信任社会资本的短缺,这一状况意味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
2. 规范社会资本的亏空。从农村的现实来看,法律法规不健全, 制度有效供给不足, 极大地制约了规范社会资本的形成。一方面,很多必要的和重要的制度未建立起来, 如社情民情反映、政府官员与民众的沟通和互动、民众与大众媒体对政府的监督等制度, 这些制度的缺失, 制约了民众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 阻碍了民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违法与不当行为的监督,这也成为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缺失与腐败猖獗,以及对政府及其官员责任追究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 一些现有的制度不完善、不科学, 制度创新不足,如政务公开制度、上访制度等, 在制度改革中未能对其中的不合理因素进行改革或创新,一定程度上阻塞了民众利益的表达渠道, 限制了民众的知情权, 不利于政府了解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可能增加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
3. 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缺失。在现代社会,由于公共事务日趋复杂,仅凭政府力量往往无法有效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而必须依赖政府之外的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和投入,民间组织就是多元社会主体中的一个重要力量。民间组织特别是农村自治组织能够深入农村基层, 为公民提供互助的组织形式、提供参与农村基层社区生活的渠道并培养公民实现民主参与的生活方式。公民通过民间组织参与公共生活有利于形成一个上下互动, 可以在多层面沟通合作的管理过程, 从而通过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和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样做还有利于形成基层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网络, 提升公民参与网络这种社会资本的存量。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民间组织在数量上已初具规模,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生存与发展仍存在种种问题。农村的民间组织基本上都是在政府的管制下产生与成长起来的,财政上依赖政府,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公民对民间组织的认同度不高,功能结构不太合理,规范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 这些无疑限制了民间组织的发展,阻滞了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普遍形成。
三、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表明,只有大力培育农村社会资本, 尽量提高农村社会资本存量, 才能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加强对公民的美德教育, 增进普遍信任与互惠社会资本存量。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 并具有忠诚、诚实和互信等美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哲学王”治国的思想,认为美德即知识,要让最了解善的人来治理国家,因此,强调美德教育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公民的修养,还可以培育公民的公德,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普特南也认为,“有美德的公民是乐于助人的、相互尊重的和相互信任的, ……他们对他们对手的观点是宽容的。”因此,有美德的公民之间的互动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妥协、宽容、合作、信任等公共精神和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育公民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然乏善可陈,甚至还可能带来负作用。而农村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却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淡漠和不信任。因此,在农村市场经济和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同时,加强公民的美德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道德伦理教育、家庭美德教育等,显得尤为重要。当公民受到美德教育并内化为自身价值时,其参与意识、合作意识、主体意识将会极大地增强, 将以更加理性、和平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身的意愿和利益要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彼此间能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理智地对待和处理彼此间的矛盾和分歧。这一旦在整个地区成为普遍现象, 就可以促进以“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为主要成分的社会资本的形成。
2. 加强法治建设,增加制度的有效供给, 促进规范社会资本的培育。推动法治建设,增加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培育规范社会资本的必然选择。加强法治建设,建构完善的监督机制, 对政府官员的腐败、失职等违法和不当行为进行监督, 并依法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加强法治建设,实行法治,以法律来规范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促使其依法行政。如此则可以促使政府及其官员尽心尽力地为人民谋利益, 促使政府与公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可以增强政府及其官员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亲和力,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因此有助于增加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同时,有效的制度安排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制度供给的科学合理可以使公民形成对制度的信任,增加规范社会资本的存量。加强制度供给,首先要建立对新农村建设有重大意义的制度, 如政府社情民情反映制度、政府官员与民众的沟通和互动制度、民众与大众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制度等。其次,加强制度供给,还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并对不适应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创造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将有力地推动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化与有序化,促进农村规范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
3. 加快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构建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新载体。民间组织是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形成的现实基础,有助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 因为只有在民间组织中, 公民间的对话、商谈、信任与合作的参与网络才能有生成的场域。而目前农村民间组织的生成与发展却存在种种问题, 因此, 要加快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首先,政府要适当放松对农村民间组织的管制,要看到其在处理许多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公共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其次, 要加快规范农村民间组织良性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建设, 引导农村民间组织合法、快速、规范发展;再次, 农村民间组织本身要寻求多方的财政来源,避免在财政上过于依赖政府而失去独立性,从而不能在公共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农村民间组织内部要形成合理的结构,同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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