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期农村政治文化表现为地域-顺从型文化、依附-参与型文化和地域-参与型这三种不同的“混合型”状况。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动员过程已然使农民的主体利益意识被唤起，世俗化使农村公民文化显露端倪的同时，也需要政治社会化的科学引导。
[关键词]农村；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政治社会化；主体性
政治文化并非人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它涉及的是政治社会成员对政治的取向因素，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等。它是由该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1]（P130）政治文化离不开政治社会化，它们是互为前提的。转型期的农村政治文化走向公民文化，必然通过政治社会化途径的科学引导才能实现。
一、农村政治文化的现状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综合考虑不同群体、不同国家或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文化的各自特点和特征，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地域型、顺从型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纯粹属于哪一种，而应该是一种“混合型”政治文化。即使是在参与型政治文化占主导的政治系统里，也包括顺从型文化和地域型文化的成分。即便是作为特定个体的公民，其态度和价值取向也不是单一倾向，而是这三种政治文化的混合物。在社会过渡时期，这种混合程度会更复杂。由于受历史、现实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流动农民的直接推动下，转型期中国农村从总体上来说，表现为地域-顺从型文化、依附-参与型文化和地域-参与型文化这三种不同的混合文化。
1.地域-顺从型农村政治文化。转型期中国农民在总体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小农经济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农民政治文化生成的经济土壤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在抵御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侵害问题上仍然软弱乏力，总希望有一种强大的外在于乡村的社会力量来帮助自己克服自然风险和社会环境的侵害。然而，权力对他们的保护是需有付费的，而分散的小农经济剩余不足以支付权力的需求，因而他们对权力的介入存在一种莫名的既爱又怕的心理。即使是在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农民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面对陌生和充满风险的市场竞争及来自体制的不公正的待遇而需要关系网来进行自我保护时，其第一本能反应就是退回到他们熟悉的家族共同体和拟家族共同体中，依托乡村社会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原来在公社体制掩盖下的失业、半失业问题浮出水面，这些“多余的人”有机会另谋职业，使得农民在原有的血缘、地缘两种关系之外，产生了第三种关系，即业缘关系。由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和户籍制度下公社体制的封闭性造成的农民关系的贫乏及社会关系资源的短缺，迫使他们反求诸己，通过血缘关系，即找亲属，或者是通过地缘关系，即找老乡，来获得就业机会。这样，业缘就和血缘、地缘交织在一起，最终强化了血缘和地缘关系，农民续家谱和编撰乡志等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血缘和地缘强化基础上相应得到强化的人情关系网，已然成为建立独立个体之间平等、普遍的契约社会关系的大敌。
2.地域-参与型农村政治文化。由于二元的社会结构，农村人对城里人的不和谐关系心理已经形成。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离土不离乡”还是“离土又离乡”，农民的流动改变了传统政治文化的乡土基础。然而，农民进城后，却又无法融入其中，个中原因在于城市社会的歧视导致挣钱的艰难，使之挫折感倍增，表现在政治文化上就是认同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一些人在乡土社会中所遵循的那些规范和生活方式在充满陌生人的城市社会中变得越来越不适应之后，成为反规则的力量，从而出现过激行动，也即非法政治参与。
3.依附-参与型农村政治文化。英格尔斯说“工厂无疑是促成人的现代性的学校。单是它所提供的工作和组织经验，就能改变人，使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面转变得更现代化。”[3]（P146“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划分，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习俗姿态，这些新变化在不多几代人的时间内就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改变。”[4]（P265）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流动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了积极变化。由于流动农民进工厂后学习和接受种种技术操作规程，遵守和适应工厂的制度，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法制意识等现代意识在他们的心理逐步积淀和形成。又由于城市个体而非家庭为本位的生活使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耳濡目染，得到锻炼，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受到自由、平等、竞争和法治等方面的洗礼。这种改变甚至能够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一旦置身于现代化的工业和其它现代环境中，会基本上顺应这种环境，经历人格上的改变，产生出具有某些‘共同性’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活动方式，成为现代的个人”。[3]（P93）特别是蕴涵着平等自由精神的市场经济对治愈等级、依附心理无疑成为一剂良药。农民由于流动而获得的这一切对每个流动者的原籍、即其户口所在的农村在无形中产生了强大的思想拉动和影响，传统农村政治文化的伦理基础被削弱，社区基础被改变，经济基础被瓦解。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认知水平得到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得到加强。农民对传统和权威不再盲目迷信，而是根据自己新的社会位置和生活阅历来进行重新估量。农民现代性的提升导致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农村公民文化初露端倪。
二、农村政治文化的走向现代
化所导致的社会动员过程已然使传统村落生活的那种与世隔绝、世代相传而固定不变的模式成为不可能。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农民的主体利益意识被唤起，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世俗化因素和及其意味的各种可能性。农民越来越多地以世俗的政治理性来看待曾经高高在上的国家和政府，并以自身世俗利益为基准的一系列功利主义政治行为昭示着农村政治文化世俗化势不可挡。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过程必然引发公民文化的产生。公民文化也是一种“混合型”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在扮演主动政治角色时臣民和地域民角色没被取代。臣民和地域民角色被附加于参与者角色，主动的公民保留了他的传统的、非政治性的联系和他的更被动的臣民政治角色。[2]（P564）这就意味着这种“混合型”政治文化不仅包含了参与型的现代政治文化要素，还包含了地域型和顺从型的传统政治文化要素。公民文化的进步意义表现为：一方面，民主政治需要有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保证了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够满足民主政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保留的地域型和顺从型的政治文化内容对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平衡和缓和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保持民主政治的稳定性。如此一来，传统不仅没被简单抛弃，反而成为一个必要的存在，成为一个平衡而非选择的问题，即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如何保持合理关系与平衡问题，宽容、渐进、和缓地实现着文化观念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这种“混合型”政治文化使公民向政府积极表达他们的偏好，但在具体问题上又不会完全拒绝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公民感到能够影响政府，但在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人并不过分关心政治，而成为“睡着的狗”，以便给政府一定的弹性，但又能从根本上“约束着官员，不使之过于愚蠢。”[1]（P135）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需要的是一种态度，一旦被唤醒就参与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而非实际参与，才使民主的政治文化成为可能。这是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把公民文化作为他们追求民主的原因，也合逻辑地成为当代中国农民追求的原因，因而，也决定着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走向。
三、农村公民文化的引导
既然公民文化也是一种“混合型”政治文化，其复杂性就意味着简单移植的不可行性。公民化的塑造不能离开公民教育，只有通过公民教育，才能训练个人的政治参与技巧，教给人们获得政治知识的方法，以便于去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了解政治的正式结构以及政府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公民教育，才能使民主参与理念和明确的责任准则得以传播。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公民教育能够使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得以完成的技巧很容易地获得。
但是，公民教育却无法独立完成公民文化的塑造和代代相传。由于公民文化的态度和行为是以一种复杂的、微妙的方法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为各种相互对立因素的平衡。公民教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传授基本的社会态度，不可能树立社会信任和信心，更无法用特定的政治态度去填塞政治程序和确定主动性与被动性，以及地域民、顺民与参与民取向的混合比例。政治社会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不断学习和传播过程，从内容上说，当属公民教育中的一部分，但从形式和功能方面来说它又只是政治社会化的显性模式。由于任何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所流行的政治文化总是呈现出“二元”结构性特点，即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并存、主流政治文化与非主流政治文化并存的结构模式，因而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也不相同。不仅如此，这种“二元”结构并非是静态的，而是始终处在动态当中。一方面是对本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另一方面是根据现实政治生活需要，借鉴或吸收他国先进的政治文化观念同时还要创造新的政治文化来弥补民族传统政治文化在现时政治生活中的不足。这样，随着旧的政治文化观念逐步被淘汰，新的政治文化观念不断形成，使政治文化在维系现存社会秩序时总是充满生机与活力。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农村公民文化的建构除需要从社会外部输入外，更需要在乡村社会内部逐步生长发育，这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并顺利完成必须由政治社会化得以实现。政治社会化是农村公民文化塑造的必然诉求。与其他任何社会形态下政治社会化不同的是以塑造农村公民文化为目标的政治社会化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对农民进行科学引导：一是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由于路径依赖问题，一定要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要着力于在现有的社会基础与现代文化之间建立起纽带，特别是要把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可能通过适当改造和利用的东西转换到公民文化中来。二是要着力于扭转过去那种重视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灌输，轻具体程序、操作性技能教育的做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真正重视对农民作为公民主体意识的塑造。三是辨证看待政治文化世俗化问题。世俗化一方面能够激发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增加社会的活力和财富；另一方面又可能削弱对政府权威和国家整体利益的认同。农村政治文化不仅需要世俗化，而且需要合理化。如果没有政府权威，很可能使现代化建设受到不利影响。所以，要在承认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必然性和有益性的前提下，尽量避免世俗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负面冲击。四是防止不完善体制的内化。社会的制度化非常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政治文化就是内化在农民心中的政治制度。如果有宪法、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以外违背法理的所谓“制度”内化为农民的政治文化，这将产生极大的危害。但不管采取何种具体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广大农民“愿意”这个最基本点必须明确。诚然，一个社会要把亚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中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任何未经融合的亚文化都带有或多或少的问题，甚至能构成对一国政治系统的威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就在致力于使法国农民逐渐“从农民变成法国人”。[5]几十年后，一个统一和融合的法国诞生了。这是成功的政治社会化例证。“儒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6]（P412）因而，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农民通过政治社会化，形成一个以参与型文化为主、地域型和顺从型文化为辅的“混合型”政治文化，也即公民文化，并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最终完成其政治文化社会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美]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马殿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Eugen weber,Peasants into Frenchmen: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1870-1914,(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6][新]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M].新加坡现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