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落后的农村虽然远没有实现器物和制度层面上的现代化，然而漫溢着的现代性却成为乡村社会的一大景观。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紧张与矛盾是由于在社会分化过程中，经济、文化、政治等子系统的变迁速度不匹配所，它们之间的冲突引致了农村居民内心的焦虑以及社会失范乃至政治不稳定等诸种社会现象。本文从乡村现代性的获得及其特征以及它与乡村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着手，试图理解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属性以及它与农村政治秩序的勾联。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转型期乡村秩序
现代化是继人类诞生、文明出现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三 次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可见它对人类命运影响之深远。世俗化、理性化、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科层化等等都是现代化的指标，它以“传统”与“现代” 两分的方式来指称现 代化的进程， 即现代化就是一个由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过程。 现代化的核心是理性化， 理性化在各个方面的展开就是现代化的整体过程 ［1］。这个理性主要是指韦伯所谓的“目的理性”或曰“工具理性”，它的自然基础实际上就是人的天生的本能和欲望， 所以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就是摆脱各种教条的束缚， 把制度创新建筑在人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之上。“人永远服从他的理解的正确或者 不正确的利益 。这是一条事实上的真理， 无论人们不把它说出来还是把它说 出来， 人的行为永远是一样的”［2］， 这就是现代化的精神内核。 本文中的现代化一词除了如上所指的理论上的含义之外， 还在经验层面上用以描述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农村 经济政治诸领域的努力及其结果。
现代性首先是指一 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逆的历史时间意识。黑格尔的历史观就是这种 时间观念 （时代概念）的最为完整的表达。“新世界”的发现、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等发生于1500年前后的历史事件成为区分现代与中世纪的界标。“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 意义的， 它体现了已经开始的对未来的信念。 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 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 、 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 福柯在 《什么是启蒙？ 》中把现代性归纳为一种态度 ，一种把自己与时代、与未来关联起来的态度 。现代性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面相， 本文在探讨农村中的现代性时主要是从文化心理层面上展 开的。 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 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 ，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 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机的切身体验 ［3］。 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 的形成，改变了社会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心态、精神气质或体验结构，体现为历史的确定的价值偏爱系统， 它给每一个时代和文化单位打上自己的印记 ； 现代的体验结构转型表现为工商精神气质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4］。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中所使用的现代性并非是普遍意义下作为现代 化结果的那种成熟的现代性 ， 而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背景下， 在现代化进行当中所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早熟的”现代性。
一、农民现代性的获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 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一段时期 ， 特别是人民公社运动与“文革”阶段，有太多的非理性因素， 似乎是一种逆现代化 与反现代性的表现。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的 ，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应，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 ，它用新的框架组合了诸多的现代性因素。 那种高度计划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起源于一种过于相信理性能力的认识方法 ， 强调人的无限理性， 相信人类可以制订出完美无缺的计划来改造自然和社会 ， 这正是现代性中对理性的诉求。 对理性的崇尚是现代性的核心。 社会主义政权几乎都是诞生在落后国家， 这些国家也承认这种落后性，并强烈期望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由此引发了种种的“赶超运动”。 正是在这意欲改变命运的 理性至上思想指导下， 展开了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 “赶超型”现代化运动，从而，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输 入了现代性的诸要素。中国共产党对农村 的改造吸取了革命年代将支部建在连队的经验 ， 通过党组织建设，以及意识形态宣传，确立了自身在农村牢固的统治地位 。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现代化表达了一种摒弃愚昧落后、要求进步与改变命运的 思想，因此，国家推行现代化本身就强化了政权的合法性。 然而，在随后的“不断革命”年代，意识形态斗争的高涨导致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于是，反现代性同样成为了一种追求自身合法 性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出现了“逆现代化”的过程［5］。 这就是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独 特的、 扭曲的甚至是极端的反应。正因为如此，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 ， 它与资本主义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存在。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对社会主义进行系 统的讨论， 仅就其制度理念与现代性联系作一分析 ，并探究这种以理性为标志的现代性是怎样传播到农村，进而是如何“感染”作为现代化主体之一的农民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体 系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平等的强调。虽然这个“平等”从更多意义上来说是结果的平等而非过程的平等［6］，但它激起的政治热情却要远甚于后者 ， 这可能和后者实施起来无论是从制度的建构和 机制的谋划还是从效果的衡量与反馈都要比前者复杂得多有关系。 对平等的追求也是革命理想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在革命胜利之后， 对平等的追求不是结束了而是获得了一个更从容的制度平台 。 革命和“继续革命”下的平等教育已经内化为人们的日常意识， 特别是那些接受了一定教育的人。
80 年代中后期， 农民还意外获得了另一个追求平等的制度平台， 即村民自治。 不管实行村民自治的 真实原因是什么， 它确实为农民提供了在社区内表达政治意愿的可能性 。 而且这种可能性随着整体政治社会环境的逐渐宽 松越来越现实了。 三年一次的民主训练不只是成熟了草根政治的操作技术 ， 最重要的是它使农民觉得平等地参加公共生活与自由表达利益诉求是一 种常态而非奢求 。局部地区或者某个时段内参选 率较低并不表示该地农民没有平等参加政治生活的意愿， 他只是觉得在紧张的 “经济战斗”中，参加一次投票的机会成本高于其“政治收益”， 而绝非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
农民现代性发展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是现代传媒。当今，电视机已经成为每家每户的“日常用品”，以至于书刊、 收音机或者有线广播都有点跟 不上时代了，对于返乡的“打工者”来说，“互联网”也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手机则早已是个人的必备品了 。 贯通于城乡的现代传媒供给农民的不只是缠绵悱恻 的感情故事或惊心动魂 的美国大片， 更是传递着一种贴有现代时尚标签的生活理念。
大众传播系统是能 够协助或加速社会发展以及个人现代化的工具 。 现代传媒是形成现代性的 主要影响因素， 受现代传媒影响的个人或村落 ， 要比那些不接触或很少接触的个人或村落更有现代的气质与态度，行为更积极主动，更愿意面对一个日新月异的未知世界并敢 于承担探知的风险。 大众传播系统对其受众来说，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 、忠告者，同时也创造和提供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至于外出务工和城 市生活经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则更为直接 ， 都市不仅有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还产生获得这些东西的可能性，它鼓励人们去设想，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的结构上）城乡仍然处于分割状态 ，但是无所不在的市场经济却始终不停顿地试图打破这种藩篱，20 多年的历史经 验表明这个企图是部分 成功的。 经济是逻辑的母体［7］，不管实际情况如何 ，以公平交易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着权利的公平， 并要求国家能提供 对这些或许很快就要到来的权利的保护。
二、 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紧张及其根源
一个国家在经历或 渐进或激进的现代化过程后，会步入有别于传统的 、引致一系列现代性表徵 的场景 （即便导致了现代化的危机），那么，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无论是高歌猛进，还是彷徨徘徊之后，结出了怎样的现代性之果呢？ 同样作为现代化之果的经济及制度成就与现代化 的心智层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或许会引起哪些社会的和政治的影响呢？
激越的现代性与不 完整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紧张。从物质上来看，农民感性层面的欲望 被空前地刺激起来，但是作为整体的农村与城市 、个体与他人之间经济上的巨大差距不时地产生出不公平感， 特别是无论自己怎样夜以继日地劳动都无法缩小更不用说抹平仍在扩大着的差距时， 一种相对剥夺感和挫折感继而一种怨恨的情绪就滋生 了出来。 当目标结构和机会结构严重失调而社会制度又不能及时有效地 供给机会公平的机制并且 那怨恨的情 绪又无法在“精神共同体［8］”内得以化解时，体现在城市中的报复社会以及乡村中的所谓 “道德滑坡”就几乎成了“正常现象”。 可见，社会失序既有现代化过程中其自然属性的因素， 也有制度的或曰人为的因素使然。 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国也 有过类似的社会现象 ，“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国家经济繁荣 。 这种不断增长的繁荣，未能安定民心，却到处激起了人们的不安情绪， 恰恰是在法国经济状况得到最明显 改善的地方， 群众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9］
对农民来说，矛盾的是，一方面，生活在这样一个高度商品化的时代 ， 不可避免地会和外界发生密 切的经济联系 ，需要货币充当媒介， 还需要在现代化浪潮的拼搏中解除轻 装上阵的后顾之忧 ；而另一方面，农村的现代化却远 未完成，并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均衡状态中， 表现为社会保障欠缺， 农民抵御风险能力低下等等，如果遇上天灾或市场波动，农民的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 他们置身于被许诺能带来美景的现代性的滚滚洪 滔中，被裹挟着奋勇向前 ， 但是社会却又未能给他相应的保护措施。农民现代性的高涨 有时候也被称为现代化动员。 社会成员或被现代化过程所胁迫或被现代化前景所激励导 致了社会流动的扩大和政治参与的扩大， 这个现象被称为现代化动员。 在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无可避免现代化动员或者现代性高涨 所带来的挑战 ，但是在全球化和交通、 通讯以及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的条件下 ， 这种动员则更为激烈一些。具体在中国现时代的背景下，农民的现代化动员就更 有自己的特殊性了，那就是渴望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静态地看， 农村现代性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农民对经济状况 迅速改善的强烈愿望和物 质上的相对贫乏 ，以及农民对社会机会平等、 政治权利平等及扩大公共参与的强烈要求与机会结构的不均衡、 政治社会权利保障的滞后之间的紧张。动态地来看，农村现代性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体现为 现代化过程中供给包容性制度的能力、 消解社会焦虑及怨恨的能力与农民现代性发育的较快速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
三、 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秩序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 人的稳定偏好都会受到现代化过程中剧烈社会 变迁的严峻挑战，然而除了特殊的“文化大革命”阶段， 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其实 施计划经济的余下时期内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和政治稳定，即便是在极为不正常“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如此。这是一个颇能引起政治学者兴趣的一个现象。依靠国家强力对社 会的型塑在建国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则是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政治措施来完成的，比如，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在村一级设置党支部，人民公社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明确宣示了各个阶级阶层的地位，没有多少可变易的余地。在农村也是同样的井然有序 ， 政治地位最高的是贫雇农，其次是中农，政治地位最低的是地主，其次是富农。由于所有成员都被纳入确定的社会关系 的体系中， 这种坚固的社会关系是被政治权力所 明确规定了的，个人的社会地位非常稳定，不能轻易变动。 社会和政治秩序的 获得除了通过改造经济、社会、文化等社会子系统以使其适应政治之外，国家还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子系统内部进 行调整，规范各子系统内部的关系。 被改造了的社会结构相对稳定， 加上经济上的约束和思想文化上的强化教育， 新的社会规范的合法性也得到了承认。人人各安其所，秩序生焉。
稳定的社会和政治 秩序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保障。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想快速实现必需大量投资支撑的重工业化， 从农业部门转移和汲 取资源被认为是无法绕开的。可以说，农民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付出了极 大的甚至是惨重的代价， 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农民 的强烈反感和抗议， 和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与农民之间层出不穷的冲突相比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政治成功塑造社会的一个奇迹。
但是政治对社会其 他诸系统的一元化过度整合也有其致命的副作用 ， 那就是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低落。社会活力的丧失是最终推动 改革开放的最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改造不同， 后者携革命的雷厉风行之作风， 同时又有苏联老大哥的成 功案例可供临摹， 改造起来就显得干净利落和底气十足， 而前者因为没有明确的可操作化的方案， 改革起来似乎总是那么犹犹豫豫，左顾右盼，确实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
四、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现代性的发育和政治发展
革命必然大胆泼辣 ， 改革则须小心翼翼。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是从经济着手，从农村开始， 那是因为由之展开的成本较低。 所谓改革就是利益和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 但是农村的这场以 “分田承包”为内容的改革，因为主要是国家和农民之间的权利的重 新调整， 并不损及其他社会集团， 所以仅仅遭到了意 识形态的有限度抗拒。 成本很小的改革却带来了很大的收益。可以说分田承包仅 仅是农村生产经营模式的一种变革， 并不涉及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深层问题 ， 至多只能算是权宜性的过渡方案。 但这场农村改革所激发出来的社会活力却让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深为震惊， 它从而也成为随后一系列改革的逻辑起点。 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单兵突进并取得显著收益而且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 是因为初期的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一种增量改进 而非存量调整，不涉及深层次的问题。非深层的改革引起的社会政治后 果却是深刻的 。市场化的逻辑框架就是从那时逐 渐清晰起来的。
关于市场取向的改 革给社会以及个体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在此就不 再全面展开， 本文只就改革及其引发的社会变迁和农民心智模式的变化亦 即农民现代性的高涨对农村政治秩序的挑战作一 简单论述。英格尔斯认为， 无论是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来判断， 还是以主观的心理态度来评判，个人在获得现代性后，必定会变成活跃的积极参与国 家事务的公民。 日益增长的现代性是与公民积极参加选举、加入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参与群众活动、对政治消息产生兴趣、关注国内国际各种重要事态的 发展、 尝试影响国家和地区事务等等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许多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越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人越渴 望改变现状，越能乐于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经验 ， 因而也就越少宿命色彩 ， 越少畏惧权威和传统。越是现代的人越“激进”，他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社会的基本制 度需要来一场迅疾深刻的转变。 政治和经济的改变一般来说是缓慢的， 而且政治体制所作的反应又是迟钝的， 具有渴求改变倾向的现代人比传统人对国家和政府来说更不易于统治， 他们似乎也对国家和政府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和危险性［10］。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即农民具有了扩大公共参与的现实要求， 而且经过二十多年村民自治的民主训练无论是在操作层面还是在民主意识层面上， 他们的要求都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强烈。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 政府在面对这些要求时能 否判断出它的真实性以及能否有效提高满足农民维护权益与扩展公共参 与要求的制度创新能力？
此外， 社会失序也会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如果仅从社会表象来看问题，把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 民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归 咎于起点的不平等和农业本身是弱势产业是很肤浅的。事实上，相较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的起点是很高的， 因为这个国家的改革最初就是从他们开始的， 只不过这一改革没有扩展也没有深 化而已。 所以农民的弱势首先是一种权利的弱势 。 从社会权利来看，首先，户籍政策限制了他们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自由迁 徙自由择业的权利；其次，土地权利的不完整注定 他们在和各级政府以及强势利益集团的交易中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再次，他们没有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的权利以及诸如在教育上和其他社会福利上同等的权利，如此等等。
在政治上，虽然实行了村民自治，但他们的民主权利实质上仍然只是 一种社会民主， 而没能在一级政府的层次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他们也没有权利成立属于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 以致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声音弱小，并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时代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 建设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无视利益分化的社会现实， 关键是知道利益分殊却能够通过民主的手段来避免零和博弈。越是到了改革的后期，改革的难度越大，正是因为改革的难度大 ，改革步伐更为缓慢， 滞后的改革从而又进一步 地产生着必须改革才能予以解决的社会冲突的压力。
五、结 语
农民的现代性因为 交通、 通讯和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而获得了超前的发育。 不过这种超前的现 代性只是都市现代化在乡村的折射而已， 农村无论在经济—物质层面， 还是在制度层面都还远没有实现现代化。 农民现代性的获得除了交通、通讯和现代传媒因素外，外出打工和都市生活的经验也是 重要的渠道，当然， 以城市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深入拓展才是农民现代性发 育的最肥沃土壤。
农民现代性的高涨 和农村落后的现代化状况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 这个矛盾在社会层面上体现 为社会目标结构和社会机会结构的不均衡， 在政治层面上则体现为农民扩大政治参与的愿望较强和政府供给政治参 与制度的能力较低。 无论是政治无序本身还是由社会失序引起的政治无序， 从根本上讲都是一个权利缺失以及权利未能得到保障 的问题。 在农民已由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的情况下， 赋予且保障农民成为社会的平等一员的权利并适时推进农村政治发展才是最终 解决农村政治稳定的根本途径。
通过对中国计划经 济时期政治秩序的获得方式的考察以及对比改 革开放之后政治稳定的状况 ，可以看出，稳定的政治秩序既可以通过国家强 力对社会的型塑以使社会适应政治来获得， 也可以通过国家根据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社会图景变革自身以适应社会来获得 ， 而只有后者最具弹性和适应性。 市场经济下的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权利社会 ， 只有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政治社会权利， 他的现代性才是均衡发展的 现代性， 他才能成长为一个积极进取而又自我负责 的公民。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情况下，权利保障着稳定的预期， 有了稳定的预期才会有稳定的秩序。
针对农民现代性发 育逾越农村现代化现状的客观事实， 开展包括深化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公共设施、发展经济在内的农村再现代化是解决农村 不均衡发展的关键。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尽力缩小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制度上解决权利贫困与公共参与 的问题。 新的时代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政治。总之， 国家要根据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社会， 通过改革自身以适应社会 才能建设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注 释：
［1］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4
［2］北京大学哲学系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周宪.现代性主题［DB/OL］．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M］．上海：三联书店，1998．16～17
［5］钱乘旦认为，“反现代化”是这样一种现象：它接受现代化，但只接受它的形式； 它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 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 从而为避免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挑战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反现代化”并不反对现代化，它只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价值及社会存在 ，以“变”而维护“不变”，因此它是现代化的一个“镜相”，即看似相似， 实则相反。 参见钱乘旦． 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J］．学术界，2001（4）
［6］对结果平等的追求在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就转换为对平 均主义的强调。 当然这种平均只是群体内的平均 ，而非群体间的普遍平等，即便如此，表现为平均主义的平等诉求在那个时候也 事实上成为国家认同和社会整合的基础
［7］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 “精神共同体”之未能正常发育并提供精神庇护和治疗的场所既跟社会主 义革命的制度遗产有关，也跟后发国家急功近利的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重视经济技术层 面的现代性而忽略形而上的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有关
［9］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冯裳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0］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61～62责任编辑：唐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