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及文革结束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折。但这种转折首先仍然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表层形态中，而从精神意识和心理思维层次来说，“转折”的到来显然要艰难得多。从语面可以清地这一“”的艰难.

一、“革命话语”的惯性

话语是人创造的，但并不是人随心所欲地创造的，因此人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其消灭。文革结束了，但文革时期的“革命话语”仍然在社会上留存。对此种现象，笔者称之为“革命话语”的惯性。“革命话语”惯性源于话语在稳固社会结构上的物化功能。“‘物化’一词由马克思原创，字面意义是使一个概念成为事物，而且这个事物仿佛自然事实而不是人造物。它意味着把处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某种情状伪饰为永久的自然事实。如果在一个社会秩序中，一个话语类型变得如此重要，同时它又遮蔽了与之竟争的话语类型，那它就会被视为自然的和合法的”。田文革时期的“革命话语”便是如此。

1977年2月，中共临沐县委先后召开3次万人大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联系实际，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农村的各公社、管理区、大队先后召开批判大会4300场，举办批判专栏2300余期，写出批判文章、大会批判稿共5000余篇，深入揭批“四人帮”反对党的领导、挑动派性、分裂革命队伍、破坏生产的反革命罪行.冈但是批判文章、话语大都出于干部、知识分子之手、之口。广大农民反映并不强烈，经过采访才得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民心中仍存顾虑:

“还是少说话的好，中国的政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定什么时候人家翻了案，一追查起来咱还不倒了血霉了?”

由此可见，文革不仅塑造了临沫县农民的说话方式，而且塑造了农民的思维方式。在多次的政治运动所形成的强大精神压力下，农民的思想逐步地由多元归于一统，由复杂化为简单。同时农民也学会了如何在政治运动中规避风险。在经历了持久和高度的政治紧张后农民的政治心理已经疲惫不堪，从而常常表现出政治的回避，这种回避磨蚀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使农民的行为举止谨小慎微。

1978年，来自国家上层的变化大大加快了“革命话语”消解的进程。上面决心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做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并发表了公报，是中国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也在临沐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79年2月中共临沐县委召开8000人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1978]77号文件、[1979卜号、5号文件、中共山东省委【197917号文件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一定要认真学习文件，清除“左”的影响，切实从思想上、工作上实现战略转移，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全力抓好经济工作，进一步搞好党的建设。阅这次会议的内容和话语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清除‘左’的影响”、“全力抓好经济工作”这些话语的出现，与文革时期的“革命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临沐县乡村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临沐县岌山公社党委书记孙茂奎，“我平步青云当了书记，几年来光有整人的经验，没有抓经济的经验，59年反人家右倾，拔人家白旗，“年搞人家的‘四不清，;文化大革命时，不是斗老保(保皇派)，就是斗‘走资派，;真讲生产斗争，就成了外行，建设农业现代化更是傻了眼.

2、临沐县农委主任，“平时，大家说政治多，谈经济少，碰上件事先看看、试试，就是不敢放手大胆办，生怕被戴上‘方向不对，、‘路线偏，的帽子.现在好了，学习公报心里路实，腰杆子硬，浑身是劲，决心率领全县人民把农业搞上去”.

3、临沐县观堂公社宋涝枝支书，“公报符合我们的口味，以前一提大老粗总觉得光荣，现在觉得脸红。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开表示支持的话语主要出于各级干部口中，干部们之所以话语转化的快与上级的政治教化有很大的关系。通过以下对《公报》发布后，普通百姓的话语的记录，我们可以听到普通群众心中的担忧:

临沫县韩村公社群众，“公报说实行‘三不主义，但历史经验证明，说了真话、实话难免挨整，对直接上级，还是别提意见为好”.

临沫县石门公社群众“公报好是好，但不一定能落实.担心雷声大、雨点小，光打雷不下雨.”.

临沐县店头公社群众，“干部不学无术，内战内行.整人行，讲学问、比技术，就不行.现在是干部当好当弄群众管不着.只要上边看中就行，不管群众是否拥护.”.

临沐县南古公社群众，“报纸上说许多年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国家受穷、人民受苦.这么说能行吗?这不是否定历次运动吗?搞‘四化’还要不要搞运动?”

临沐县观堂公社群众，“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以生产为重点是最大的政治，应怎样理解?”

临沐县夏庄公社群众，“什么叫解放思想?有的社员杀猪到集市上卖，管还是不管?如果不管，是否违背“杀猪两把刀”的精神?”

干部话语与群众话语的反差充分说明:临沐县乡村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变动时期。干部话语实质上是新的国家话语的体现，而群众话语则是旧的国家话语(革命话语)的留存。中国历来的政治变迁都是以精英推动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干部话语代表着中国政治变迁的方向、趋势。而群众话语则是衡量政治变迁是否实现的指标之一。这一时期的群众话语的主体仍然是“革命话语”这一现象说明“革命话语”有很强的惯性。本文以为:文革结束后，“革命话语”仍然在临沐县乡村社会留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农民对“革命话语”的暴力仍心有余悸，坚信“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的逻辑。讲“革命话语”既是泛政治化时代农民的一种生存理性的体现。也是农民基于多次政治运动中的诸多教训而形成了一种朴素的政治智慧。

其二，文革期间，“革命话语”在乡村社会中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遮蔽了其他民间话语，也制约了农民的话语表达方式。“革命话语”不仅仅是一种话语范式，而且成为一种习惯话语。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说:“人们在其所居住的地域上的分离，在相当时间中必定会导致话语上的变化”。这个论断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群体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如割断了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联系时，就会形成具有该社会群体特征的话语。而且这些话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革命话语”的词汇已经成为农民耳熟能详的习惯性词汇。“革命话语”的留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惯性毕竟是有限度的，时代的变迁最终会导致话语的变迁。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时代主题词已经产生，“革命话语”的消解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革命话语”的消解

“革命话语”有两个核心词汇:阶级和阶级斗争。临沐县乡村社会的阶级在土改之前是有现实的对象的，土改后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富农已经消失。阶级的存在是依托于土改后的阶级成份的划分。以阶级成份为基础的政治等级之所以成立，不是据于当时的政治立场或经济地位，而是据于对解放以前状况的回忆，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等级结构都是依靠回忆来支撑的。历史记忆总是受到社会时间的强有力的制约，社会时间无情地冲淡着历史的记忆。于是依靠历史记忆支撑的阶级的存续必须不断的强化，“四类分子”的划定便强化了阶级的概念.这种强化也为“革命话语”的存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革命话语”的另一个核心词汇“阶级斗争”是与人民公社紧密相连的(在乡村社会中).人民公社的维系离不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展开又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依托.二十多年的公社实践，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己经给社员和农村干部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人民公社代表着社会主义，是不可反对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的“革命话语”的留存有两个重要的依托:一个是阶级成份的划分，另一个是人民公社的存在。如果这两个依托不复存在了，“革命话语”也就会消解了。

(一)“四类分子”摘帽“革命话语”消解的前兆

“革命话语”的力量和影响在“文革”中达到顶峰.阶级斗争的主题控制了所有的文化生活，大字报、广播、开会等文化活动的话语都是“革命话语”。但是阶级斗争的革命文化是建立在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之上的。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分清敌我，因此有了划分阶级成份。“文革”期间，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是所谓的“红五类”即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在临沐县的乡村社会中，“右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乡村社会中的“阶级敌人”就变成了“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文革”的乡村社会中，所谓的“四类分子”实质上早己没有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四类分子”更多意义上成了一个政治标签，“打倒四类分子”成为了一种日常的惯用语，在这一惯用语中，作为人民的敌人，阶级敌人的危害性要大于罪犯。这些惯用语成为文革中主要的战斗口号。“四类分子”还是一顶帽子，戴上这顶帽子的人便成为斗争的对象.随之而来的便是批斗、孤立、及周围人的仇视。在“文革”时期的临沐县的乡村社会中正因为有了“四类分子”，阶级斗争才有了对象，“革命话语”才有了存续的依托。

1979年3月，中共临沐县委、临沐县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改变成份问题的决定》，提出具体贯彻意见.全县各社、队组织群众对本单位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评审纠正，摘帽的有3426人，721名地富子女改变成份，1429人改变出身。181此时的官方文件中，已经去掉了“文革”时期文件的两项内容:一是文件开头的“最高指示”: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的革命口号。由此可以看出，在官方文献中，“革命话语”己经被去除了。在乡村社会中，“四类分子”的摘帽也使“革命话语”存续的一个重要依托一一阶级成份不复存在了.这些都预示了乡村社会中的“革命话语”即将消解。

(二)人民公社解体——“革命话语”消解的开始

人民公社的解体与包产到户的推行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我国，对制度变迁起主导作用的是制度的供给方。从公社制度到家庭承包制，本质上都是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高层领导发展观念的变化，包括对各种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思考等，直接为公社制度的解体提供了保证条件。当然，下层推动也是一个重要诱因.

从实行合作化以来，包产到户的群众要求，屡次兴起，屡次被压了下去。

第一次是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在整顿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出现了包工包产之类的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尝试。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在以“两条道路大辩论”为核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些尝试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

第二次是1959年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又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在“反右倾”运动中，由于当时对农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是，在经营上只能统一，不能分散，在组织规模上只能大，不能小，在公有化程度上只能高，不能低，又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

第三次是停止“大跃进”以后的调整时期。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并得到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认同。包产到户的兴起和发展必然带来对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与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统一、平均分配的经济体制相矛盾。所以，在坚持“三面红旗”，肯定人民公社体制的前提下，毛泽东把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逐步过渡的体制，看作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经济体制，是调整农村政策的最后界限，稍有变动，搞包产到户，就是“方向问题”，是搞“修正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包产到户遭到批判，又一次被压下去了。

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肯定了联产到组是一种责任制形式，1980年5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到底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91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肯定了以“双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形式。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千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千到户。与此同时，农村社队集体经营的林业、畜牧业、渔业和乡镇企业也根据各自的特点，逐步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临沐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农业生产“大包干”责任制的管理办法。“大包千”是联系产量计酬的一种形式。就是队为基础，分组作业，实行三定、四包(队为组定劳力、定土地、定牲畜和农具，所有权归队;组向队包计划、包征购、包积累、包提留，其余产品在生产队领导下由组分配)。到1981年，临沐县全县基本上实行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1983年，一些一直对“大包干”采取抵制态度的合作化的先进大队，沟北、寨东、王贺、营子(临沐学大寨典型)也先后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在“大包干”责任制的强力冲击下，临沐县的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了。很多农民对于这种变化还不是很适应，从一些农民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当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农民的心态:

“分了田，得自由，家家都唱《三世仇》”

“创的创、楼的楼，社会主义到了头”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当时临沫县的农民将人民公社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标志，分田单千是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些都是“革命话语”误导而造成的认识上的偏差。多数农民的心底里期待分田单干，很多人在背后说公社的坏话，甚至用难听的语言发泄对于公社的不满。但是，极少有人会主张废弃公社制度。因为经过“革命话语”的宣传向农民灌输了这样的观念—“人民公社代表社会主义，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这里可以看出“革命话语”以其特有的威慑力支撑着人民公社。

1984年4月巧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在【1984]鲁政函150号《关于临沐县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请示报告的批复》中称:同意在原有14处社镇基础上，建20个乡镇。圈从此，临沐县的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民公社制度从1958年建立到1984年完全终结，前后持续了20多年。之所以能持续这么久的时间，主要原因是:首先，公社经济体现了一定的规模性和分工性，这为公社制度的存在提供了一条经济上的理由。虽然这里规模和分工只体现在公社劳动的某些方面，而并不是在所有方面，但仍表现出了一定的效益，如大型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规模的水土整治工程等方面。其次，政治对经济的超强干预，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社体制运转的相对稳定性。如:通过决定干部的政治命运来激励干部工作的积极性;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来解决公社经济上的问题，像社教、“四清”、“文革”等。再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使农民增大了对未来的美好预期，从而也客观上提高了农民维护公社的积极性。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农民对未来的看好，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社员对现状的不满。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监督成本。

人民公社制度最终结局是失败。有的学者将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公社无法支付存在于生产队生产中高昂的监督与计量成本，以致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盛行。

本文以为“人民公社内部监督成本高昂，机会主义泛滥”只是公社失败的一个可能因素，并非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临沐县的人民公社的初期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而相反的情况却很多。公社的生产劳动大多是团队劳动，一个团队在进行统一集体劳动时，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监督，从而无形中降低了监督成本，并有效防止了机会主义行为。作为团队中的个人，在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劳动时，由于隐形激励的作用，如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干、聪明、强壮等，也就是说，自己的努力虽然得不到实物收益的补偿，但声望收益的补偿仍会促使团队中的个人去努力工作。从临沐县人民公社初期多数公社的劳动实践来看，群众显示出很高的劳动积极性，而并非是普遍的磨洋工。甚至还出现了“挣做无名英雄”(多干了活不留名)现象。

本文以为临沐县人民公社解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排斥家庭经营方式，不能解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因为单一的集体经营方式不适合我国农村大多数地区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在生产上往往造成“大呼隆”、“一窝蜂”、劳动质量差、功效低，分配上，无论采用怎样的办法评工记分，也不可能做到公平合理.这样，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始终不可能得以解决。农村“四清”运动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少公社又开始出现并队、联队核算及没收生产队山林、社员自留地的现象，一味推广大寨式的劳动管理办法，取消集贸市场、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坚持不懈地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和路线斗争，不遗余力地用“革命话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用政治手段试图把农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公社的权力越来越集中，计划经济统得越来越死，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没有一点自主权。人民公社制度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整个农业发展迟滞，而且造成农民收入的增长极为微弱。“过三纲、过三纲、社员家里落了个空缸”式的抱怨话语就是最形象的证明。

其次、政治对经济的不恰当干预。“政社合一”的体制，使人民公社集行政和经济权力子一身，干预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是生产队的自主权，助长了瞎指挥和强迫命令，导致了四面八方向生产队伸手和摊派。主要表现为:一是以政治目标代替经济目标。“抓革命、促生产”，变成了生产围着革命转。用不断革命的目标代替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二是以政治激励代替经济激励解决经济问题。对公社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治升迁和给予政治荣誉来解决激励问题;对公社一般群众，主要是通过未来的美好预期来激发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对现实中的“经济人”问题，主要是不断通过政治运动来解决，如通过斗私批修、社教、“四清”等运动来解决。这种以政治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和不确定性特征，从而破坏了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转，使经济生活本身呈现出了很强的不稳定性特征。

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带给广大农民理想的生活。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公社的种种弊端和低效率也就弱化了人们对公社预期的看好，从而也就淡化了广大农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结果是直接减弱了广大农民的未来激励动力，并且也直接降低了广大农民拥护公社的积极性。这为公社的解体提供了潜在动力。

人民公社解体了，“革命话语”失去了在乡村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依托，也便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