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为，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里是不存在所谓的“阶级意识”的。因为“中国农村的居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如宗族成员、邻居和村落)，而不是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不存在“阶级意识”也就无所谓“阶级话语”.“阶级话语”是中共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的改造过程中开始在乡村社会中出现的，是从外部嵌入到乡村社会中的。这一过程开始于中共在广大乡村社会推行的“土改”。

本文所讲的“土改”是根据笔者所调查的个案县经历的土改历史进行界定的，主要是指，1941年~1945年的减租、减息运动、1946年5月《五四指示》颁布后的“耕者有其田”运动、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后的“平分土地”运动。1951年后，所调查个案县的土改基本结束.临沐县减租减息(简称“双减”)工作开始于1941年。1942年4月，刘少奇来山东分局检查指导工作，对山东的“双减”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1942年5月，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临沐县为“双减”实施中心县。随后，“双减”工作队分赴大兴、蛟龙两区开展“双减”工作，很快在全县形成了高潮.减租中实行“二五”减租，即将佃农的原租额减少25%，拒1943年7月的统计，全县雇工1871人，在增加工资中得到粮食358万斤。在减租过程中，同时对农村的高利贷实行减息。当时规定，借贷计息标准不得高于15%，得息高的必须降下来，低于15%的可以维持不动。

1946年7月，临沐县委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组织工作队，在岌山区朱村等地搞土改试点;然后在全县范围内发起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运动.到是年11月底，全县共没收地主、富农土地5万余亩，18万贫农分得了土地。这次土改，由于时值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滨海区前夕，时间紧，进展快，故不够彻底。1947年1月，开始在全县进行土改复查，至是月中旬，有150个村完成复出工作，另有123个村庄正在进行。后因国民党军队进犯暂时中断。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布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14日，临沐县委在夏庄区小河崖召开县、区、乡干部会议，重新布置土改复查工作。会议指出，土改中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决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以贫雇农为主，团结中农，政府授权给农会，摧毁封建实力。会后，全县土改复查掀起新的高潮。这次复查，由于政府放权过多，出现了乱打、乱杀和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通过土改和复查，全县554个村庄，没收地主富农土地38万余亩。没收浮财折款186亿余元(北海币)。1948年，临沐县全境解放后，县委、县府对沂东等新解放区的区、乡继续进行土改，没收地主、富农耕地15114亩，非耕地1805亩。同时，在老区进行结束土改复查工作，并进一步解决土改复查中的“左”的偏差。1951年春，临沐县全县土改及土改复查全部结束。121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投身到中国的土改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

中很多将土改同中国的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如黄宗智曾指出“最终把革命和造反与王朝更迭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是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变迁。”还有的认为“抗战结束后到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及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塑、各种动员和治理技术的发明，都主要在这一运动中完成”。

本文以为中共在临沐县进行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几乎贯穿于临沐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全过程，成为中共整合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乃至赢得战争的“总抓手”。中国共产党只有有效地动员起了农民，使农民参与到土改、新秩序的建立、支前参战中来，才能最终赢得战争，夺取全国政权。但是当时中共所面对的是有着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乡村社会，如何去动员这些处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小农，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农民动员起来，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这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周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土地。土地作为农村中最大的生产资料，它不仅关系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统治者的地主的既得利益，不仅关系到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且关系到整个农村社会秩序的重构，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动员民众、解决社会变迁诸问题的关键。但是问题的关键不代表问题的全部，动员农民依靠的是解决农民的土地，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并非如此直接，结果也并非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间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自然地动员起了农民。比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中共动员农民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对农民的思想改造，这一改造非但不亚于对乡村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乡村社会结构组织方面的改造，而且比后者有更大的韧性，因此这一改造过程也更艰难，一旦定型下来也更难改变。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改造人的过程，改造人的观念的过程。通过改造人、改造人的观念、乃至改造人性的方式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是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革命。这场命所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便是话语。“很容易找到事实来证明这一论点:舆论万能，所有其他式的权力都导源于它。一种信仰最初决没有某种受它支配的力量，产生广泛舆论的最初步骤能借助于说服”。既然是说服农民，就必须具备一套符合中共改造农民要求的话语。正是这种背景下，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种全新的话语一一一“阶级话语”登场了。

一“诉苦”—被规训的农民私愤倾诉

“阶级话语”对于广大的中国传统及乡村社会来讲，是一种外来话语，很难直接被广大的民所接受。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使“阶级话语”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中共注意到中广大农村农民普遍贫困的现实，并以此为突破口。农民贫困，生活很苦，而地主、富农则生相对好的多。这种现实与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的“均贫富”的平均主义理想形成尖锐的对立，从而必然导致广大贫苦农民对现实的不满。常言道“一家富贵，百家怨”，这无疑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潜藏在农民内心的革命动机.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使农民的这种不满释放出来，于是“诉苦”便应运而生。

郭于华、孙立平在《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一文中认为“诉苦”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其作用在于运用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提取出来与国家、社会话语相联系，通过“归因”建立旧的消极国家形象，通过翻身意识建立新的积极国家形象。本文以为“诉苦”应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土改”中的“诉苦”，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教育”中的“诉苦”.前者笔者称之为“土改诉苦”，后者称之为“回忆诉苦”。“回忆诉苦”主要目的是要农民“认识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从而建立旧中国的消极形象，树立新中国的积极国家形象。郭于华、孙立平的观点对“回忆诉苦”而言是适用的。而“土改诉苦”是中共整合农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在唤起农民的苦感的同时也燃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斗争地主的勇气。然后通过阶级教育将这种仇恨引向整个地主阶级、封建势力，再通过形势教育将这种仇恨引向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从而成功地将农民整合到中共的“对敌斗争”中来。后来在“抗美援朝”期间又进行了“诉苦”，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将激起的农民仇恨引向“美帝国主义”。笔者所调查的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空气始终笼罩在该地区，谁赢得了战争，谁就取得了政权。因此，中共发动的土改也与战争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本文将土改与动参、支前放在一起的原因。

本文以为临沐县乡村社会土改时期，原初形态的农民“土改诉苦”更多的时候应当称为“诉愤”。是农民私愤的一种倾诉，因为原初形态的农民“土改诉苦”往往指向特定的对象，而且很多事件都是很零碎的，都是农民与地主的私人恩怨。例如:“大肚子(地主)有的时候真不是东西，干了大半年，因为摔了个缸，该给20块(银元的，才给15块.那也是哑巴吃黄连，老百姓有什么法，只能干瞪眼.但心里是恨的慌”。“大户(地主)仗着家族大，弟兄多，和老百姓闹起仗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那年我们村里李XX和村里的孙大户拌了句嘴，打了起来.被孙大户家一个好打，可打惨了.那他可不(李XX)一辈子记着仇呀!”。

概括起来看，这种私人恩怨主要包括种。其一，地主在与农民之间的经济交往中实行双重标准，当经济交往对自己有利时就坚持契约精神如让佃户交地租。当经济交往对自己不利时，就违背契约精神，如找借口苛扣长、短工的工钱。其二，地主在处理与农民之间的纠纷时，经常使用非法暴力。也就是农民们常说的“随便打人”等等。农民对第二种矛盾的愤恨最大。而中共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让农民起来“诉愤”，正迎合了农民“泄愤”的强烈愿望，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但并非所有的农民的“诉苦”都符合中共的要求。“农民对自己的感知更多地来自于身体，而不是经过反思的思想，更不是一个可以述说或者需要述说的东西”。也就是说，农民的苦处于一种难以被提取出来的弥散状态，散布于人们的身体之中，而不是像那些经过反思的东西一样被储存在记忆的某个固定的位置，可以随时被顺利地提取出来。因此，中共必须对农民的“诉苦”进行规训，每次“诉苦”大会召开之前都要进行预备会，就是对“诉苦”的素材进行筛选，凡是不能激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的素材均被筛选下来。通过以下的文本及口述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共对“土改诉苦”规训的痕迹。

1、掌握“诉苦”教育.动员之后，先进行小组诉苦，培养典型，再转入大会诉苦.主要是叫群众明确了解地主封建势力是穷人的死对头，只有打倒地主，穷人才能翻身.

2、诉苦后，雇贫小组

诉苦后，雇贫小组回去讨论如何出苦、报仇.主要是搞些对象，明确阶级敌人.“大人是地主，小孩也是地主，是吃咱的饭长大的。”“土改时候的诉苦，都是八路军的工作队安排好的”。“事先要开会，让大家先演练一遍，有的诉的实在不像个样(不符合激发对地主仇恨的标准)，就直接给弄下去了，不让他(她)诉了.不合格.明诉苦的目的并不是要收集地主的证据，是在工作队同志已经掌握了的事实依据的前提下有目的地引导农民去进行的，在诉苦斗争会上，诉苦的作用是表演性的.工作队不仅要发掘村庄里的“苦主”，而且还要寻找善于把“苦”说的催人泪下的、能煽动起穷人对地主仇恨的人才。并在诉苦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叙事技巧。在诉苦的现场，在有的百姓诉苦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喊口号”，以煽动现场的氛围。例如:

发动群众:

“咱是怎样穷的?有意见咱敢提吗?你对曹庄的地主哪家最恨?”

“人家婆婆妈妈的，怎么好意思斗?她也不是善主，怕斗不好”.反驳“婆婆妈妈?忘了过去她骂人了吗?不给饭吃，你这是‘抱粗腿，”.

“马柱子、皮鞭子不讲情面，非削弱这老封建不可”.

经动员后，到会群众1000多人.为影响其他村，通知外派的代表参加。深刻动员教育，集中进行了阶级教育，提出翻身的时候到了.贴出标语，造声势。

党员的活动:

鼓动群众情绪，带头发言.徐树芬在天冷大家情绪低落时大喊“咱能撑住领导穷爷们翻身吧?”众人答“能”.

动员妇女发言，识字班妇女吴一新的发言影响了四、五个妇女发言.

 “苦”的本身不是“阶级话语”的权力效果，但是“苦”的公开的集体表述就构成了“阶级话语”权力的支点。由此可以看出，临沐县的“土改诉苦”从一开始就是被操纵的。“如果话语的首要目的是传递有关外在指涉物(reefner)t的信息，那么评定话语的标准就应该是精确的术语和事实价值(提供信息的清晰有效性);如果话语是用来表达说话者的情绪状态，或者用以激发听话者的态度，或者引起听话者某种特定的行为，那么检测话语的标准就不能死扣住它的精确性和事实价值，而应该看它的表演力(休而仙avetiofecr)，这是一种纯粹的实用考虑”.

“土改诉苦”中使用的话语显然属于后一种，其目的主要是用来激发听着的态度和行为。因此这种话语从一开始就是被规训的，通过演练，突出那些最能调动人们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又最能激起对地主、富农的仇恨的因素，同时不断地删节那些与土改目标无关的因素，从而使“土改诉苦”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当然这种操纵并非完全按照操纵者的意图进行，操纵者也必须顺应被操纵者的某些要求。如:刚开展的新地区我们讲话许多名词群众不懂，又加上干部不是当地人，方言不通，群众也不易接受，群众发动效果不理想.我们应当怎样克服?

一、以当地群众话语向群众宣讲:“组织起来”一一“扣扣手”;“劳苦群众”一一“穷兄弟”、“爷们”;“佃户”一一“客户”、“客家子”

二、以当地事实向群众解释

三、提出问题由群众自己讨论

经过群众讨论的他们接受的快，也容易启发。阴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中共要求干部用地方方言、群众性话语发动群众体现了“国家”(代表中共)与“乡村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乡村社会并非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改造的。它也在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对国家的改造进行有限地回应。当然在整个过程中，乡村社会还是处于劣势的。

当这种被规训的“诉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之后，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翻身”。

二、“翻身”—“阶级话语”嵌入乡村社会的标志

在土改过程中，农民话语中讲的最多的就是“翻身”。首先从字面上来分析，翻身的“翻”字与造反的“反”是谐音，迎合了农民打破旧的乡村统治秩序的潜意识。翻身本身就蕴涵了对立的双方斗争的意思，如果不存在对立也就无所谓“翻”。这种隐含的“对立”、“斗争”其实也就是后来中共在阶级教育中向农民灌输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因此，随着翻身的进行，随着“翻身”这一词汇在农民话语中的广泛运用，“阶级话语”也就正式嵌入到乡村社会了。

本文以为，农民的翻身运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刨穷根”—中共对农民的阶级教育

中共如何将农民在诉苦中表现出的针对具体对象的私愤宣泄引导到阶级意识上去，这成动员民众的关键一环。李康认为:“痛苦的个体如何感知集体的被剥夺?还要把自身痛苦视作集体被剥夺的一部分?如何把这种被剥夺转变为普遍的革命推动力，导向改变处境的集体行动?……而使人们意识到冤情、找到归咎处和改变处境的道路，这正是革命动员的过程.”“诉苦”将农民的情绪激发起来之后，并不能马上就进行实质性的翻身，因为农民的固有观念(如天命思想等)和顾虑(如怕“变天”)还没有被革除。首先要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阶级教育的方式不能采用宣讲教科书式的说教，必须针对农民的固有观念和顾虑对症下药。

在临沐县的土改过程中，首先是进行了“谁养活谁”的讨论，用以革除农民天命思想。如:“地主为啥富?老百姓为啥穷?其实人家地主富是因为会过(节约)，有点儿余钱人家地主就治地(买地)了，穷人有点儿余钱不是吃了喝了，就是耍钱输掉T.如果碰上家里人得了病，还得卖地治病.代代这样下来，地主就富了，老百姓就穷了”.

群众的落后思想:“穷是命不好，祖上没有积德”“家里人多，吃穷了”，“分家分穷了”，“给土匪抢穷了”“赌博赌穷了”，“死人送殡送穷了”，“嫁闺女嫁穷了”.

穷根:1、命2、自己3、鬼子汉奸土匪

经教育认识到:

“是叫地主剥削去了”，“穷了几辈子就是不知道怎么穷的，现在明白了”.

从“靠着大树没柴烧”到“创倒大树有柴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了对地主的阶级仇恨.政策、策略教育

弄清“谁是弟兄、朋友，谁是敌人”;“地怎样才能回家”;“从谁手里回?”

从“庄里的人靠什么吃饭”入手进行讨论，使群众从劳动、不劳动与剥削的关系上划分级矛盾，弄清谁使穷爷们、自家人.谁是专靠剥削的人.(并结合具体对象)

结论:“贫农、中农是弟兄，富农是朋友，但还有毛病，好比长尾巴，地主是敌人”.并从计算本村各阶级的数量中教育群众，使群众认识到，贫、中农要团结.“贫农骨头中农肉，富农割了尾巴交朋友”。

通过以上的话语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是如何用“阶级话语”对农民的“天命”观念及“地主靠劳动和节约致富”观念进行扭转的。从群众切身体验的具体事实，追到整个地主阶级身上，并进一步激发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鼓动农民起来复仇，正所谓“刨倒大树有柴烧”.

其次是进行“算帐”对比，使农民认清了地主的“剥削”。从而激发起了农民的“翻身”欲望。

从老根上弄清“劳动创造世界”这是打开群众阶级觉悟的关健.座谈讨论“天下什么东西最值钱?”“靠什么吃饭”启发群众展开新旧思想斗争.

群众的落后思想:

打鱼的说网最值钱;推小车的说两条腿最值钱;种菜的说菜园最值钱;一般都说金子最值

使群众认识到:“力气最值钱”“穷人没有本，力气便是钱”，“力气就是财，使T还再来”，“天下是劳动创造的，劳动人民应该是主人.”

认清地也是劳动创造的，穷人开了荒，让地主霸占去了.

过去是“穷人开、穷人种、富人有饭吃”，现在是“穷人开、穷人种、穷人有饭吃”.今天“土地回家、人也高兴、地也高兴”.

经教育后，群众得出了完整的深刻的结论:

“要靠地、靠劳动、靠共产党、毛主席、靠团结斗争”，“地是根、人是本，毛主席领导老百姓，团结斗争是办法”.

“天下什么东西都是下力气创出来的，被地主大肚子剥削去了”

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认识到了要回耕地的合理正义，激发起了对地主的阶级仇恨.运用典型诉苦与算细帐的方法，使群众认识到剥削的本质.

临沐各区、村普遍地组织了阶级教育，很猛烈地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

“算出了地主的骨头、肉都是咱穷人的”.

“穷是穷在地主身上”.

“地主是藕，穷人是仔泥.藕靠泥养着，养的又白又胖，而且长青枝嫩芽，开花，出头露面.穷人是根本，以前看不见.”

通过对以上“刨穷根”话语的分析，可以看出，“刨穷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向农民进行阶级观念的灌输过程。在此之前，农民普遍地将“穷”的根源归于“命”，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消极地服从。还有的归于运气不好，(得病，赌博，土匪等)，这样就会把“穷”当作偶然的事情而力图加以逃避。通过“刨穷根”这样的阶级教育，用阶级框架取代了农民固有的“天命”观念.通过“谁养活谁”的讨论，将“穷”的根源归于某个地主乃至整个地主阶级的身上。从而使农民实现了从怨“命”不好的消极状态，逐步过渡到怨恨某个地主，再到怨恨整个地主阶级的积极状态。通过“算帐对比”，使被封建租税关系和其他手段隐藏下的经济剥削具体化、公开化。使“一直蒙在鼓里”的农民知道了为什么一年到头地劳作还是穷，地主不劳作却享清福的“秘密”。并认识到以前认为合理的租税规定对自己是多么地不公平。并把地主的经济剥削和道德败坏联系起来。从而激发起农民去“夺回”被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财产的勇气，“翻身”也就有了广泛的合法性基础。

(二)“斗地主(富农)”—“阶级话语”的实践

经过“土改诉苦”激发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翻身斗争的勇气，又经过“刨穷根”将农民对个别地主的仇恨引向了整个地主阶级。按照这一逻辑向下推演，“复仇”也就成了自然的事。

“复仇”的最直接的行动之一便是“斗地主(富农)”。在“翻身”过程中，“斗地主(富农)”实际上是乡村社会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场景，隐藏在这一阶级斗争实践背后的是“阶级话语”的暴力实践。“斗地主(富农)”这一乡村社会暴力倾向的公开展示(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共的原初意图，后来的“禁止乱打、乱杀”证明了这一点)充分体现了(阶级)话语权力的实践效果。

华东局“七七”指示指出:各地在土改复查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切事情，依靠他们自己去办，依靠他们的自觉自愿、自己动手，而不是少数人代替包办强迫命令的干部路线.因此，各地必须重新组织农民联合会，此农会要以雇贫农及工人为中心，加上中农，不要地主富农参加.在农会之下，应将雇贫农工人编成贫农小组，在土改中一切清算、调查、分配、复查、调整或重分，均须先经过贫农小组讨论，再经过农会讨论通过，即可实行，不须再经任何机关核准.各级政府在土改期间，应授权农会去处理土地问题，不受理任何土地纠纷案件. 各级党委土改工作团，则以农会工作团或特派员名义出现.“农会”，“贫农小组”，“工作团”，此三者互相结合，即成为土改中群众路线的具体形态.

滨海区在口头传达“七七”指示时，比书面指示增加了新内容:

“华东局对这次会议下最大决心要土改在山东来一个大革命”;

“封建势力即我们革命对象”;

“这次要彻底搞，彻底打乱封建势力，对地主的房屋、土地、浮财所有东西都彻底拿出来，甚至种子、农具，在政治上没发言权，没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农民在政治上统治他，成为主人翁”。

“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实行‘扫地出门’”;

“贫雇农小组成立与整理了农会，就要真正当起家来，不能把当家成了空话，一切照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要求行事，对地主有生杀予夺之权，任何人不能干涉”.

由于在“批斗地主(富农)”的过程中，下放了杀人权。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打、砸、杀地主(富农)的现象很普遍。甚至出现了“乱捕、乱打、乱杀”的现象，有些中农也被错杀。

“那时候斗地主很吓人的，经常出人命.T不得!打死T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的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咱落后了吗?革命不坚决!"

“那时候地主(富农)可惨了，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老百姓要出气呀.那可砸死不少!”1241

滨海区“杀死人有一万多人(12000人余)冤死多少还不了解”。

临沐县出现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现象与中共最初采用的纵容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如:

为迅速有力地发动群众必须贯彻“放手大胆发动群众”的方针。提倡大刀阔斧的精神，反对缩手缩脚，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如怕犯错误、怕违纪、怕违犯政策.不走群众路线，不会运用积极分子，不相信群众等.

我们要明确认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封建势力，发动群众.因此我们既不能只满足于斗争，为斗争而斗争.更不能只重视经济上的剥削，而忽视了政治上的摧毁.不然，封建势力会向我们反扑的，群众不会发动起来的，团体是不会巩固的.。

在中共的秘密文件中还有这样的指示:

“群众打人(地主、富农)是群众的革命的报复，我们应当支持，不能压抑.现在开斗地主的会，打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代替.”网各区党委转各地委:在暂停进行土改后闻:

一、各地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的现象尚未停止.给予批评.

二、各地应禁止挖坟现象，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望速通令停止，对不服从者调至上级，华东局”28日

通过这些话语可以看出中共对临沐县发生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现象的纵容倾向。之所以如此，首先与中共发动土改的目的是相符的，土改的目的就是要使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激化，从而争取到大多数的农民，为将来无法避免的战争做准备。其次，是中共迎合农民向地主(富农)“复仇”心里的结果。农民是在中共向他们灌输的“阶级话语”的影响下，遵循着“受压迫、受剥削—诉苦、刨穷根—觉醒、复仇”的逻辑进行“斗地主(富农)”活动的。

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过激”行为是难免的。如果加以压制，必然会挫伤刚刚被发动起来的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在“斗地主(富农)’’的过程中，原本胆小怕事的农民，竟然能堂而皇之地砸死、杀死地主(富农)，不能不说是“阶级话语”灌输的结果.正是在“诉苦”、“刨穷根”等“阶级话语”的响下，农民开始超出具体的人和事来感知和思考，第一次通过话语的运用来为自己的行为辩，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感知和定位。从而导致农民将“杀人”这一过去视为“大逆不”的行为当作“革命行为”，并且顺理成章地投身其中。因此，本文以为，“斗地主(富农)’’是一个“阶级话语”实践的过程。农民也是通过“阶级话语”为自己的“斗、杀地主(富农)行为寻找到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