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前两部分简要描述临沫县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概况”、“历史沿革”，旨在使读者对本论文所选取的个案县有个大致的了解。第三部分主要对个案县的“传统时期”的乡村状况及乡村话语做简要的描述。(这里所讲的“传统时期”的乡村社会是特指中共改造之前的乡村社会。)旨在交代中共所要改造的乡村社会的原初状况，以利于分析的展开.

一、自然环境及经济概况

临沐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地理坐标:北纬34度40分一35度06分，东经118度26分一118度48分。南北长46公里，东西宽31公里，总面积1038、1公里。

县境北依营南县，西靠临沂市，西南与郊城县接壤，东、南与江苏省赣榆、东海二县毗邻。

县城距山东省会济南市316公里，距临沂地区行政公署驻地临沂市38公里。

临沐县境地处鲁东丘陵区南部，大部属五莲山低山丘陵，西部沐河两岸为沂沐中游平原。地形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山地多分布于东北部，全县40多个山头，30多个座落于此。山高均在海拔如400米以下，山峰坡度多数大于15度，县城东北部的苍山，海拔394.7米，为县内最高峰。山地面积39.5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82%。山区土地宜种植花生、地瓜等作物，同时宜于发展林、果业。沫河于境内自北南流，新沐河沿县境南部自西东流。沫河沿岸河部分山间谷地为平原，面积242.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3、36%，土壤肥沃、宜于小麦、玉米、大豆、地瓜等作物生长，是临沐主要产粮区.丘陵分布于低山平原之间，面积755.9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2.82%，多为剥蚀缓丘，坡度在3至巧度之间，耕作得好，小麦、地瓜、花生及其它杂粮均可夺得高产。全县土壤有棕壤土、褐土、潮土、砂姜黑土4个土类、11个牙土类，以棕壤土和潮土面积最大。本县属于暖温带季风区域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年际差异不大。春季温暖，干早多风;夏季湿热，雨量充沛;秋季凉爽，昼夜温差大;冬季寒冷，雨雪稀少。年平均气温13摄氏度，1月份气温最低，平均零下14摄氏度，7月份气温最高，平均26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39.4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零下20.7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851.8毫米，60%左右降于夏季，最高年降水量1321.8毫米，最低年降水量523.6毫米。年平均无霜期为209天.有早、涝、风、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其中以早灾威胁最大。

临沐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高梁、谷子、大豆、稻子、地瓜、穆子、马穆、黍子、樱子、荞麦、花生、棉花等。人民公社化后，县境之内逐步形成以小麦、玉米、地瓜、花生为骨干的四大粮油作物。由于播种面积大，它们的产量的高低，均直接影响到临沐农业生产的丰歉。建国前，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土地没有进行整治，耕作粗放，水早灾害严重，农业生产一直非常落后。1949年，小麦亩产85斤，大豆亩产82斤，高梁、谷子、穆子、地瓜千亩产在150斤左右，年均粮食亩产182斤;花生亩产也只有187斤。公社化后，在管理上“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到1970年代中期，小麦、花生亩产不过200斤，玉米亩产不过300斤，地瓜干亩产不过400斤。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处于长期低速增长的局面。自建国始至1978年的20多年中，临沐人民积极参加了本县的导沐和沂沫河洪水东调工程，大规模地进行了整地改土，兴修水利。1970年代中期之后，每年冬春数十万群众上阵。计修建水平梯田24.58万亩，台田、条田24、1万亩，开挖排灌主干沟渠500公里，建中小型水库97座，塘坝380座，建引河灌溉工程4处，使水土保持面积达到257平方公里，除涝面积达到28.9万亩，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6.7万亩。自然条件有了巨大的改变。1979年后，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克服了平均主义弊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致富的积极性，农业生产的快步发展变成了现实.1985年，小麦亩产414斤，玉米亩产571斤，地瓜亩产698斤，花生亩产395斤，单位面积产量分别比1949年提高了2-5倍，比1978年翻了一番。

临沐县是山东省花生生产重点县之一。种植面积，1950年代为10多万亩，1960-1970年代为20多万亩，1985年达到27.58万亩。花生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40%。因播种面积大、产量高、品质好，被省列为花生生产基地。白柳，又名簸其柳，是临沐县著名特产之一，是编制柳制工艺美术品出口换汇的重要原料。因此，临沐被称为“白柳之乡” 。养殖业主要有猪、牛、兔、鸡、鸭、鹅，其中以猪、鸡饲养量最大。

临沐县工业起步较晚，19印年代以前无现代工业。1卯0年代初方有发展现代工业的自觉性，1978年后加快了发展步伐。1980年代后，乡镇企业有了较快发展。

县内交通主要依靠公路。但建国前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人们的运输主要靠驴驮肩挑小车推。1957年始通客车。1960年代之后，公路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1985年后，东西主干道济南一新浦路和南北干道板泉一阿湖路通车。另县乡、乡镇公路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二、历史沿革

周征东夷后，临沫属郁(今临沐县贺城一带)、祝(今临沫县夹谷山一带)等小国。

春秋战国时，先后属吴、越、楚三国。

秦代，北部属琅哪郡营县，南部属东海郡邦县。

汉初，属徐州刺史部，分治于东海、琅娜二郡。

三国魏黄初年间(220一226年)，隶属于徐州刺史部，东部及东南部分治于东海国祝其、利城二县，西部、中部属琅娜国即丘县，南及西南部隶属东海国郊国，北部为城阳郡营县地。

西晋时，隶属关系与三国魏时基本相同，仍属徐州，分治于东海、琅哪、城阳三郡。

东晋时期，在后赵、前燕、前秦政权时，南境属东海郡，北境属琅娜郡;后燕、南燕时，境属琅娜郡，南部属东晋东海郡。

南北朝时期，属徐州，刘宋时分治于东海、琅娜两郡;北魏时为琅哪郡即丘县、东海郡郊县分治。东魏、北齐时，全境属北徐州琅玡郡。

隋代大部属琅哪郡临沂县，东部唐岭、蛟龙一带隶于东海郡怀仁县，西南部曹庄、华侨一带为下邱县郊县辖。

唐初，属河南道，为沂州琅娜郡和海州东海郡分治。

宋代，隶于京东东路，为沂州府临沂县辖。

金时，属山东东路，为沂州府临沂县辖。

元代，属中书省益都路，为沂州府临沂县辖。

明朝洪武初年，属山东部政司济宁府沂州，五年(1372年)改属济南府沂州，十八年(1385年)又改属充州府沂州。万历十年(1582年)，大部属沂州，西南部属邦城县，东及东北部为南京淮安府赣榆县辖。

清代，属山东部政司沂州府，为郊城、兰山二县分治。

民国初年，属济宁道，1925年(民国14年)改属琅哪道。1936年，属山东省第三行政区，北部为临沂县第五区，南部为郊城县第五区。

1940年1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郊东北第一办事处，直属鲁南专署领导。同年7月，改称苍马办事处，属鲁南地区第三行署。

1941年6月，临沐北部成立了沐水县，苍山、朱苍、石河、青云等属该县辖。8月，苍马地区改为临沐县，隶属鲁南专署第四行署。

1942年4月，隶属滨海专署。

1943年10月，属滨海专署第二行署(滨南行署。1945年4月，滨海专署第二行署改称滨海行署第二专署，即滨南专署)。

1946年7月，属滨海专署。

1948年8月，属鲁中南行署第六专署。

1949年5月，属滨海专署。

1950年5月，属临沂专署。

1956年3月，临沐县撤销。

1961年8月，临沐县恢复，属临沂专署。

1981年3月，隶属临沂行政公署。

1995年1月，临沂撤地改市，临沐县年隶属临沂市。

三、“传统时期”乡村状况及乡村话语

本文所指的“传统时期”的乡村社会，是特指中共改造乡村社会前的乡村社会。因为通过调查，笔者以为中共对乡村社会之改造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在此之前，无论是晚清新政还是民国政权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对传统的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度都是不大的。中国的乡村社会的传统是有很大的韧性的。

在调查访谈中，笔者发现所调查的个案县“传统时期”的乡村社会有以下儿个特征:

一、封闭性

首先是地域上的封闭，是指乡村里的人因交通条件的限制，故而活动地域不大，很多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村子。

其次是信息的封闭，老百姓一般不关心村庄之外的事情。信息的交流范围不大，一般就是亲戚、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之类的事情.

二、亲缘性

乡村里的人际关系的亲缘色彩很浓。家庭是最基本的生存单位，家庭的放大便是家族。

家族势力是决定家族在村庄甚至是乡里的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家族在传统乡村社会的秩序的维系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三、熟悉性

费孝通对中国的乡土社会有过精辟的分析，他断定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费老的分析对我所调查的地方是适用的。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千社会活动，村民间彼此都很熟悉。甚至有的能攀上亲戚，像是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老百姓已经习惯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中生存。人们从熟悉中得到了信任，从而有安全感。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种心理的依赖。直到今天，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人们的“熟人社会”情节仍然十分浓重。

四、不发达的“士绅”

笔者在调查时特别注意去捕捉所调查地区的士绅阶层及乡绅自治的痕迹。但是遗憾的却没有找到。因此，笔者以为可能是因为山东的士绅分布存在地区上的差异，而笔者所调查的县域在传统时期其“士绅”力量是很微弱的。为证明这一假设，必须首先弄清山东士绅力量的分布。

笔者在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找到了答案。

中国的士绅由朝廷授予官爵功名，获取功名的正规途径是考试。只有中了举人才有资格获得官职，但由于举人是全省范围内的，所以它的分布不均匀。由于中国官僚机构实际上规模很小，因此空缺数额总是少于有功名的人数。我们把这些持有功名但不居官位的人看作是地方士绅，他们为村社的人们所敬仰，出头管理社会的公共事业等，他们在政治上有径可寻，可以见到县长甚至是更高级的官吏。如果一个地区出了很多举人，那么该地区做官的人也就会多，他们能够对国家的官僚机构施加影响。周锡瑞曾将山东省划分为六大区域，并对这六大区域1851- 1900年的每五万人中的举人数进行了统计对比。

笔者所调查的临沐县在清代属山东部政司沂州府，属于周锡瑞所划分的“山东省六大区域”中的“鲁南山区”，从表上可以看出其每五万人中的中举人数是非常低的。而且根据周锡瑞的考察，确认鲁南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边缘地带，这里盗匪获得猖撅。耕地面积的百分比(27%)在全省最低。而且运输条件极差，商业不发达，农民很穷。地主所有制发达，但鲁南的地主住在村里，属于一种非常粗鲁和无文化类型，因此该地区发达的地主所有制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士绅人数。阅笔者在调查中没有发现士绅阶层及乡绅自治的痕迹，也就印证了周锡瑞的分析.

生活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亲缘色彩浓重的熟人乡村社会里的人们的话语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一、“打庄活”〔干农活)

在“传统及传统的乡村社会”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人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由于技术落后，又缺乏组织，生产效率及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都十分低下。为了糊口，老百姓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打庄活(干农活)。故而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是十分严重的，“玩龙玩虎不如玩土”之类的话语流传非常广。由此可见，土地是传统社会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的最理想的生活图景是“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二、“雇活”(打工)

临沐地方，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农户的大多数。尽管多数老百姓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毕竟数量较少，在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勉强能维持生计，老百姓过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为了能过的宽裕，多数的老百姓还到土地较多的大户家里去打长(短)工，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雇活”。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的农民，“雇活”无疑是他们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土改前，临沐县的雇工主要有长工和短工之分，长_〔雇期一般为一年，大户对长工可以续雇，也可以辞退另雇.长工多在农历正月十六上工，九月九日(重阳节)下工。报酬由主、雇双方面议商定，视劳动力强弱、技术高低，年工资额为15、20、30元(银元)不等。一般无假期，但逢到节日生活上略有改善。有家小的中秋节这天可以提前收工，回家团圆，第二天照常上工。短工有季节工和零杂工两种。工资一般比长工高。

三、“天命”

由于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技术落后的乡村社会里，到处都一样，没有一个较高级的社会进行比。从而，农民常把个人及家庭的不幸归之于命运。没有也不可能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常“有福人不用忙，没福人跑断肠”、“人家享福是祖上积了阴德，咱受穷是上辈子没干好事的应”等等。

由“天命”观念引申出小农的“知足常乐”心态，在传统时代的乡村社会有很大的普遍性。这种心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传统乡村社会宗法血缘的社群结构对农民个体合理利益要求的限制，使农民对财富追求的欲望被压缩在维持生计的范围内。在传统乡村社会，依靠土地求财使民求富最主要的手段，因而是否占有土地和土地占有量的多寡，决定了农民财富的占有量，而影响到农民的劳动兴趣和进取精神。

四、“走动”(走亲戚、走关系)

在技术落后的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为了克服经常遇到的天灾人祸，形成了一种以血缘关系纽带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延伸。它构成了农业社会安全网: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它也培育了落叶归根的乡土情。为了维持这样一种网络，在戚、邻里间要经常的“走动”。

在这样一种相对稳固的关系网络里，农民有很强的自治性。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已经习以为常，故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长期的熏己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这些不成文规则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身内的“良心”。传统的乡村社会里，老百姓在面对不公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天地良心”。到纠纷时习惯于找村里或乡里或族里的德高望重者自行调解，对国家权力一直是敬而远之的，极力避免到“官府”打官司。对“官府”有一种反感、排斥的情节，普遍认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是个‘无讼’的社会”。这一结论在者所调查的个案县是实用的。对天灾人祸，则自发组织进行抵御或逃避。常号召亲戚、邻里“年年防灾，夜夜防贼”。

五、“重男轻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田老认为浮士德式的恋爱精神的确在破坏着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上的基本事业，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因此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因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但是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有别”我认为还有另一层含义—“男尊女卑”。由于生理上的差异，男性身体上的优势使他们在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家族冲突中起到中流砒柱的作用，故而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男性的地位一般是高于女性的。在话语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如在繁衍后代上“不孝有三，无后(男孩)为大”、“灰泥上不去墙，闺女养不了娘”、“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等等。

这个封闭的，自成体系的“传统乡村社会”也经常受到外力的干扰。常见的外力干扰有以下几种:

一、天灾

主要包括:

早灾:临沐一带自隋朝至1948年，仅见于记载的大旱达161次。

涝灾:临沐一带自公元前7n年至公元1948年，共发生较大的水灾444次。

雹灾:临沐一带雹灾平均三年两遇，一般出现在3月到9月。

蝗灾:临沐一带的蝗灾常伴随早灾而来.有记载的较大的蝗灾发生在1942年夏，飞蝗遮天蔽日，草木禾苗一空，并危及人畜。周由于传统社会的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天灾时主要有两条出路:一是投奔亲友;二是逃荒要饭。

二、马子(土匪)

马子对传统乡村社会正常生活的干扰是相当大的，马子的活动不仅仅是抢东西，主要是绑架勒索。当然主要是针对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家，因为这样的人家有能力赎人.但有的时候也会入户抢粮食。毕竟一盘散沙的老百姓和有组织、有枪的马子之间实力上是不对等的，为了逃避不可预知的危险，除少数较大的村子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外，多数村的老百姓选择了暂时的逃亡.要么去亲戚家躲避，要么外出要饭，要么躲到较大的人口较多的村子里。

三、战乱

这里所指的战乱主要是指军阀混战、日本人的入侵。但这二者争夺的主要地点是在县城，对于广大乡村往往是不屑一顾的，顶多是部队经过的时候来抢些粮食。尽管如此，对老百姓来说，还是有危险的。因此，一旦有这类风声，老百姓还是选择暂时性的逃亡。

四、纳粮

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传统乡村社会的纳粮主要是指民国政府的赋税，一般一年两次，分别在秋后和年关。有的时候就一次，就是秋后。数目很少，而且与地的多少成正比。老百姓仿佛对纳粮已经习惯了。常言道“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因此，多数老百姓很自觉。到时候就自动地委托熟人将该纳的粮送到县城，换回纳粮的凭据—钱粮票。由此可见，纳粮虽然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正常的生活秩序有所干扰，但影响是不大的。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那种封闭的、亲缘色彩浓重的熟人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是有很强的韧性的。尽管常常遭到四种外力的骚扰，其中前三种天灾、马子、战乱影响力较大。但是也只是暂时性地打乱了传统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秩序，不久就得到了恢复。传统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就像一根弹性势能很大的拉簧，当受到四种外力的拉伸的时候，只是暂时地改变了形态，当四种外力消失后，迅速恢复了原貌。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传统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有很强的韧性。其二，四种影响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外力的力度没有超出受影响者的韧性的极限。

由此可以看出，笔者所调查的个案县的“传统乡村社会”是个稳定性很强的社会。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们按照风俗、习惯、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异同等划分为不同区域和群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区域的语言—方言。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讲相同方言的地域往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如在临沐县的乡村社会中，人们对于“病”字很少使用，一般人得了病，委婉地称为“不舒坦”、“不得劲”等，小孩、婴幼儿有了病，则称为“不欢气”。对老年人病危、奄奄一息时，则称为“输了”。之所以形成这些方言，是因为临沐县乡村社会中对“病”的避讳这样一种传统风俗。然而，当这一“传统乡村社会”遭遇一种新的外力的冲击的时候，却丧失了稳定性，大大地改变了原貌。因为这种外力的力度己经大大超出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这一弹性势能很大的拉簧的韧性极限。这种外力便是20世纪中期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的改造。这一改造的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远是史无前例的。本文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一改造，土地改革便是这一改造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