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缘起

2003年我很幸运地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博士学位。经过一年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知识积累后，我注意到近些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故而乡村研究也逐步成为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显学”。国内学术界的这种氛围深深影响了我，我逐渐对中国的乡村政治变迁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鉴于国内学术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已很难实现学术创新。于是我的导师徐勇教授一方面安排我阅读政治学及乡村研究方面的经典作品，另一方面指导我从“话语”视角切入中国乡村政治变迁研究，以期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

话语研究最初属于语言学领域。在语言学里，话语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话语可以是说出来的，也可以是写下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说出来的话语要先于写下来的，所以当代语言学把说出来的话语视为第一位的，写下来的是第二位的。话语是由两个互相依存的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话语内容，也就是言语者表达的思想内容;另一个部分是话语形式，也就是言语者借以表达思想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语言，这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语言，是族语的个别形态，是族语的存在形式。所以个别的、具体的话语形式是研究语言的原料或素材。人们常说“语言表现思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的真实性表现在语言之中”等等，这在话语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说，话语是语言和思想的结合体。

在世界范围内，语言学家对口头话语的研究可以说直到录音机的发明才真正开始(注意口头话语研究跟语音或声韵研究是不同的)。在此以前，人们为了抓住口头话语，就采取文字记录的办法(文字记录所能保存的口语信息是很有限的，丢失的东西很多)。西方的话语研究起步较早，古希腊有研究文字记录下来的口语的专门的学科，称为“herotri己川，译为“雄辩学”。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雄辩没有了市场，“雄辩学”也随之失去了地位。其中残留下来的是“sytle”，即风格，包括修辞格。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修辞格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雄辩没有了市场，雄辩学也随之失去了地位。其中残留下来的是“sytel’，，即风格，包括修辞格。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古典的“hretoric”(雄辩学)在欧洲跌入低谷，在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sytlistics”(文体风格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部分替代了“herortic”(雄辩学)。改革开放以后，“sytlstiics”仪体风格学)和“htetoric”(雄辩学)都被介绍进我国。

20世纪语言学研究形成两个大的学派，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研究的话语是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一个具有高度独立性的抽象的符号系统。功能主义语言学派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话语的社会性，话语的使用功能为话语的结构提供最终的解释。多年来结构主义一直占上风，西方学者称为“语言学主流”。功能主义相比之下处于劣势。20世纪中期以来功能主义大有取代结构主义成为语言学主流之势，这就为其他学科进入到话语研究领域打开了方便之门。因而西方话语研究在二十世纪中逐渐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其它许多领域之中，如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学批评等。给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如哈贝玛斯的交往社会学、布迪厄的反观社会学、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中，能够清楚地看出语言学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主流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语言学界出现了会话分析和篇章分析两个新的研究分支。会话分析研究口头话语，篇章分析主要研究书面话语。会话分析和篇章分析统称为话语分析。当代话语分析有四个大的研究取向:

一、通过话语分析解决语法上一些棘手的问题;

二、研究单个话语(包括句子)是如何组成话语的，探寻话语自身的构成规律;

三、把话语分析当作研究社会问题的工具;

四、研究话语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机成分及其过程的展开规律。

其中，第三个取向在西方叫批判性话语分析，第四个取向可以称为共生性话语分析。这两个取向都把话语活动视为人类生存活动的有机成分，研究范围都己超出话语本身。如人们在“文革”期间说话跟改革开放以后说话是大不相同的。“文革”期间人们经常讲“阶级斗争”，引用毛主席语录。批判性话语分析是要弄清楚是什么社会政治因素使人们这么说话。共生性话语分析则要描述人们是通过说什么样的话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日常生活的现实。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取向为语言学与政治学的交叉提供了一个结合点，也为通过话语分析研究政治这一新的政治学研究路径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本论文采用的话语研究方法正是借鉴了当代流行的话语分析研究取向中的第三种取向—批判性话语分析。侧重于研究话语底层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制度对话语的支配作用[2l.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内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具有创新意义。

本论文借用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这一政治学基本理论模式.认为20世纪以来，国家权力的不断下沉是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变迁的一条主线，乡村社会的发展逐渐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成为“国家政权建设”131宏伟目标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始于晚清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经过民国历届政权的努力，但是都没有实现中央政府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实质性下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社会变革实现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最彻底的下渗，但这一过程也始终伴随着乡村社会的抵制和回应。本论文主要探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过程中及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对乡村社会进行的改造及乡村社会的回应.这一过程折射出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遵循两种逻辑:其一，国家权力下沉改造乡村社会;其二，乡村社会的反映—被改造，但自身也在影响着国家。乡村社会的变迁有自身的逻辑，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自主性大大强，发育成新型的乡村社会。伴随这一过程的乡村话语的变迁轨迹是本论文的基本线索。

二中国乡村政治与社会的研究综述

任何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在展开自己的论述之前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梳理。中国知识界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关注中国的乡村问题，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落后面貌。山东乡绅王鸿一于1928年创办《村治》月刊，河南地方实力派梁仲华、彭禹庭与著名学者梁漱溟于1929年共同筹建河南村治学院。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从而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

1939年费孝通出版了他以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为基础的《江村经济》，1945年杨愁春教授出版了对山东台头村所作社区研究基础上的专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8年林耀华出版了以福建玉田县黄村调查为基础的《金翼》。这些著作，多以研究村庄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为主，乡村政治的变迁及村庄社会的权威与秩序等问题也都是他们所关注的。尤其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提出了国家对基层村庄组织所实施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这一对中国现代化研究影响甚深的概念。

费孝通又分别于1947、1948年出版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两部著作。前者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提出了许多启发性的观点，如“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等概念，后来成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经典论断。后者提出了著名的“双轨制”理论，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可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为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而由自治团体管理。各种现代化方案是对双轨制的破坏，打破了中央于地方之间的平衡，导致了乡村秩序的危机。间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两部著作对中国的士绅作了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关于中国基层社会研究的士绅模式的基础。

在20世纪后半期，马若孟、黄宗智和杜赞奇利用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做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马若孟所著《中国农民经济‘一一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一1949》描述了清末明初华北农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对华北农村的基本结构作了细致的归纳。黄宗旨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主要关注的是华北的小农经济结构和社会分化，指出贫农、自耕农的经济特征决定其政治特征，贫农与地主、雇主的矛盾更深，自耕农(中农)则与国家机器矛盾更深，因此贫农更容易组织动员.同样给黄宗智带来巨大学术声誉的还有稍后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该书通过引入“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中国农村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商品化过程。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只是一种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增长”。同时，又将1979年以后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对这一“过密型增长”模式的突破。

杜赞奇利用满铁“惯行调查”中6个村的材料撰写了《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一1900一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来描述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的基层权力结构;将基层社区的管理者区分为“点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并借用“国家政权建设”概念描述晚清及民国初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指出在国家权力试图将乡村社会纳入其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由于国家的财力无力支撑一个直接控制乡村社会的官僚队伍，因此国家必须在乡土社会寻求廉价的代理人。然而，国家代理人中的“烹利型经纪”导致农民的反抗，农民所凭借的力量是由“权力的文化网络”所编织起来的跨村民间组织。因此，看起来强大的国家，却会因自身的弱化(国势衰败、财政短缺、制度松弛等)而控制不了乡村社会的抵制甚至反叛。

西方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还包括1959出版的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讲述了十里店从1937年至1947年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过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柯鲁克夫妇于1948年2月到5月在十里店目睹的土地改革复查、整党和民主选举过程:《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讲述了1958一1960年在十里店地区所展开的公社化运动。1966年出版的威廉·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20世纪80年代初，威廉·韩丁又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陕西长弓村的再次调查，出版了《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

1984年，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出版《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深入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而1984年赵文词利用同一批调查材料出版了《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

弗里曼等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在该书的分析结论中得出这一个观点:表面上农村和农民是被国家控制了，实质上却被农村干部所控制。因为国家没有致力于村庄政治文化的转变，也没有摧毁地方上牢固的关系网络。

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998)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地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研究，没有停留在意识形态上的彻底否定，而是利用极为详尽的浙北地区农村实证资料，在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这一大的背景中，建立了“外部冲击与村落传统互动”的分析模式，对于“后公社时代”的农村建设研究具有很大启发意义。

萧凤霞在《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一书中通过剖析20世纪40年代的广东新会县环城乡，指出在传统时代，中国的地方社区离中央权力机构行政控制中心较远，具有较大的自主性。20世纪以来，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向下延伸，通过培植和拉拢地方精英，并把这些地方精英吸纳到国家势力控制范围，利用他们的关系网络来控制乡村社会。乡村的权力体系己经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造成社区国家化的倾向。

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1949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年)，通过叶德文这个普通知识分子对自己和林村历史的个性化诊释，反映了在福建林村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对村落政治文化的改造。

庄孔韶于2000年出版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通过对林耀华的《金翼》所描写的黄村的再调查，展现了黄村数十年来的沧桑变化和文化传承。

20世纪90年代，随着村民自治的宏观政策的推行促成了徐勇等一批学者开始致力于村民自治研究，并力图从这一角度“创立中国自己的民主政治理论”。1997年徐勇教授出版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认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实现基层直接民主，进而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归还社会的远大目标的一种有效形式。村民自治的推行既是社会自主性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2003年出版的《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一书又提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特点:由形式到实体，由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培养民主习惯到民众运用形式化民主实现民主权利，充实实体性民主的互动过程。认为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来说，一方面必须重视为民主创造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更不可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主形式实践，通过在民主形式实践中建立民主规则和程序，训练民众，为民主创造内在的条件，逐步实现形式化民主到实体性民主的转换叨。

作为徐勇教授的第一届博士生的于建嵘所著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X()1年)是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作者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通过重走毛泽东加世纪20年代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调查路线并进行广泛调查，阐述了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和生成逻辑，呼吁国家治理方式进行大的调整，给与村民自治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认为只有产生于农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才是村民自治内在的动力和源泉，作者在其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强化这种观点，提倡建立农会、强化农民力量，批判基层政权黑恶化趋向。

作为徐勇教授第二届博士生的吴毅所撰写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一一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则采用了政治人类学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对一个村庄在20世纪一百年的村治历程进行微观研究。运用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个基本变量，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则是决定三者互动关系和结构的背景.突出了乡村社会政治生活和权力运作的“情景”和“场域”。将研究的视角从乡村社会之外转向了乡村社会的内部，从权力结构转向了权力实践。

华中师范大学项继权教授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犯年)是一部关于乡村治理的力作。通过对分别处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向高、南街和方家泉三个改革开发后集体经济迅速发展的典型村庄的个案分析，探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趋向，尤其是说明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及不同特点与乡村治理的关联和影响。

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刃年)认为传统的在官僚主义体制内强化基层政权，因为不能在基层政权和社会之间建立起共同的利益关联而不能改善其效率和有效控制问题，所以，确立宪政与法治为基础的代表性村民自治，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权威的社会基础是农村长治久安之道。

温铁军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系统介绍了中国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政策制定的取向等做出了评判，所做出的诸如“土地对于农民首先意味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基本判断较之纯粹理论工作者的结论更具说服力，破除了对所谓“彻底的、纯正的”市场经济、市场调节功能在农村发展中的迷信，有利于清醒而实际地对农村发展的基本路径做出判断。

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X()3年)认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基层政权承担了国家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为中国农民走向市场架起了一座桥梁，扮演了市场中介的角色，在基层政权的带领下，农民以小型农村集体为单位闯荡工业市场，保障了自身的安全，换取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乃至全国的繁荣稳定，也因此没有出现市场化过程中的普遍出现过的农民抗议运动。作者强调了社会主义传统和集体主义精神对于农民和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不但不能削弱基层政权，而且认为农民、农村社区、农村基层政权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必须要加强基层政权的组织力量，否则农村社会就会退化，农民就又会变成一盘散沙。

当然，以上我的梳理仍然是不完整的，但由于相关的研究成果实在太多，只好放在后面的主要参考文献中加以列举了。通过梳理前人及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的确在理论和方法上给了我很多的启发。首先我注意到，以往的乡村研究成果中，“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是一个被学者们运用较多的分析框架。充分说明了“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生命力和运用范围的广泛性。

因此，本论文仍然使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其次我还注意到，以往的乡村研究中，还没有从话语的角度进行切入的，这就使我的研究具有了创新的意义。我以中20世纪中后期中国乡村社会的话语变迁为基本线索，探讨话语变迁背后的政治变迁逻辑—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

三、基本概念说明

1、话语

话语一词，源于现代英文中的disco.sre这个词，由拉丁词头dsi一“穿越、分离、对衬”和词根oc~“线路、行走”两部分组成，大致意思是指对事物演绎、推理、叙说的过程.它在各种西方文字的词典里都作“说话、讲演、论述”讲。但是，作为西方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词典里的解释远远不能概括它的内涵。在中国大陆，disocuesr通常被译为“话语”，在港台以及其他地方的华语刊物上，则译为“述说、叙述、论说、说话”，等等。

语言学最早开始了对话语的研究，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Shc诩苗n.D比orha归纳了六种话语分析的途径，包括言语行为理论(pesehcacthtoc叻，互动的社会语言学(iniearctinoalsoeiolni四istie)s，交往人类学(e肠。歹aphyofeommunieation)，语用学印ar脚arses)，对话分析(cnovesratofnnaalys)si，以及变量分析v(ariatinonaalys)si，然后从这六种话语分析途径中归纳出话语的两种含义。结构主义者认为:“话语是语言的单元，是比句子大，比段落小时语言单位”。

功能主义者认为:“话语即是指语言的用法”。181在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中，话语被用来指涉“逻各斯”的原义。海德格尔就把“逻各斯”解释成为“话语”，也就是“说话的人为了让听话的人看见(领悟)什么而说出的一句一句的话而已。把话语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聆听和沉默都属于话语的道说”。

在解释学中，利科强调:“话语是事件和意义的结合”。

在考古学与系谱学中，福柯赋予“话语”一词在文化分析中的政治学含义，使权力概念得以用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分析之中—权力既生产知识又生产实践。他认为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的话语，也不可能用这样的话语来进行批判.福柯指出真理是通过话语制造出来的，而不是人所找到或所想找到的东西。认为:“话语虽由符号组成，但话语所做的要比用这些符号去指物来得更多。正是这个更多使得我们不能把话语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而我们正是要揭示和描述这个更多”。阴利奥塔则通过对“元话语”进行语用学分析，来揭示科学话语合法性的实质，认为，“如果我们对知识所处的社会一无所知，就无法知道什么是知识，即无法知道它的发展传播在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网在极端后现代主义文学评论中，更多地是瓦解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概念与范畴，而不是提供一套构建体系的方法。并没有对“话语”这个的词进行严格地界定。

以上便是对当代学术界经典话语定义的梳理。不难看出，对于“话语”一词，当代语言学界、哲学界、文学界等未能给出统一的、严格的界定。因此，在本论文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话语”的概念加以说明。因为进行实证主义的研究，一个能指(名称)总是对应着一个所指(意义)，科学知识总是可以还原为“指物命名”的实指定义。否则，研究就无法进行。本论文中所研究的“话语”是指，时代的主题词(标语、口号、称谓等)和主流话题(文本记录、谈话片断等)。

本论文中所要特别说明的话语还有“阶级话语”:主要是指乡村社会中与阶级斗争、阶级划分相关的话语。如在土改时期的“诉苦”、“翻身”、“划分阶级成份”、“动参”、“支前”等等。

“国家话语”:主要是指站在国家立场上，以国家形象、国家利益为本位的话语。如在合作化时期及人民公社时期的“组织起来”、“支援国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移风易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等。

“革命话语”:主要是指文革时期乡村社会中与革命相关的话语。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到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

“经济话语”:指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中与经济活动、经济利益相关的话语。如“大包干气“科学种田”、“乡镇企业”、“提留”、“统筹”、“集资”、“摊派”、“上访”、“招商引资”等等。

“关系话语”:乡村社会中与“人脉关系”相关的话语。

2、权力

权力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中国古代，“权”有“制约他人的能力”的意思。西方政治学界对权力的定义较为丰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关系总是以某种方式涉及权威、统治或权力”。马克斯·韦伯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指出，“权力不过是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在作决定时所具有的能力或潜力”。曲福柯则认为，“总之，这是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或保持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一是由被统治者的位村所展示的、有时还加以扩大的一种效应”。中国学者对权力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李景鹏指出，“权力就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就是说，权力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局面或结果，即是使他人的行为符合于自己的目的性”。"ll宋定国等人认为，“权力，是指一定的社会主体(个人或组织)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支配或制约客体的一种现实能力.”四笔者比较认同郑杭生对权力所下的定义，“一般说来，权力是反映主体一客体、命令一服从关系的影响力，表现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动，以及强制性地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们对权力的定义非常多，至少每种说法都代表了一种思路和角度，每种定义都试图从自己特定的角度去揭示权力的本质和基本要素，都有程度不同的可取之处。从中不难看出，“力量说”是被中外学者广泛认同的。笔者认为:所谓权力，就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影响力和控制力。权力的本质和核心要素是“力”，一种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权力是具社会性的，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影响和制约关系。

本论文所探讨的权力主要是指国家对乡村资源的汲取、支配权，对乡村事务的管理权，以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话语权。

3、国家

“国家”是政治学的一个古老的概念。中国的奴隶社会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学说，君与国有明确区分，“家天下”被视为正常的国家制度，认为“君权神授”。封建社会里，国家仍未为思想家的独立研究对象。民国时期受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才形成了中国旧民主主义国家学说。

西方比较有影响的国家定义观至少有以下6种。一是“最高的善”说。此说最早由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提出。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二是“国家要素”说。此说认“国家是由人口、领土、主权三个要素构成的结合体”。三是“有机体”说，认为“国家人一样也是一种有机体，其本身结构同人体结构有相似之处”。四是“国家至上”说，最型的代表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认为“一切都在国家之中，没有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也没东西是对抗国家的”。五是“普遍福利国家”说，认为人们在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中，需有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机构，这就是国家。六是“多元主义国家”说，认为“国家实际上是执行许多利益集团意志的这样一种共同体，国家权力是多元化的，否认国家是某个阶级专政的工具”。四在国家的定义问题上，国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统治阶级机器”说。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列宁也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阅简言之就是把国家定义为“统治阶级的机器”。

本文所讲的国家(satte)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特指“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通过合法垄断暴力的使用权而对其居民进行强制性管理的各种组织机构及其体

现的强制性等级制关系的总体”。因此，国家无疑是行使权力的一个机构，但其行使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而是与主权(ovseerngiyt)相联系的权力，即“具有最高仲裁者属性和终极性质的权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全国执政党，但在其统治区域内有效地充当着最高仲裁者的角色，行使着具有终极性质的权力。因此本论文中也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在其统治区内行使的权力也称为“国家权力."

4、乡村社会

本论文所讲的乡村社会不同于主要作为经济概念的“农村”。而是指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的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网本论文中所涉及的中国的乡村社会是指在一个与国家相对的地域性的空间范围内的居民及其群体的非国家组织与关系的总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推行的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社会既是国家汲取资源和进行整合的对象，同时又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随着国家权力的不断下沉，乡村社会的发展逐渐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被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轨道上来。总体上看，乡村社会处于被动的、被改造的地位。但在被改造的同时，始终伴随着乡村社会遵循乡村传统对国家权力侵入的抵御。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放松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大大增强，发育成新型的乡村社会。

四、研究方法、思路和资料说明

社会研究有四种研究法，1、统计调查;2、实验法;3、实地研究(个案调查);4、文献研究。前两种方法属于定量研究方法，后两种方法属于定性研究方法。其中统计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个案调查)是实证研究中较为常用的方法。统计调查研究法是一种典型的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化的研究方法，按照设定的框架和程序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并验证假设和修正理论。而实地研究(个案调查)则是一种与实证主义相对的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一般采取定性的研究方式和韦伯式的理解和解释的方法，深入社会情境中认识和理解事实，研究者需要带入自己的情感和文化理解力参与这个理解过程。本论文采用的是实地研究〔个案调查)，因此属于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存在着两大缺陷，其一:主观洞察性的分析既有可能获得真知灼见，也有可能导致荒谬的结论。其二:定性分析是依据少量的个案资料得出结论，这种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由此可见，定性分析最大的弱点在于结论。周锡瑞曾经指出，“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和地区差异甚巨，对这个国家的整体下个一般性结论，这种做法非常危险”。训但这并非意味着个案研究就不作出结论，只是作结论时要谨慎。本论文不会作出一个普遍主义的结论，而是力图作出一个有限度的局部性结论。

本论文以话语作为研究的视角，通过梳理20世纪后半期笔者所调查的个案县乡村社会的话语变迁轨迹，透视话语变迁背后的政治逻辑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本论文以为:笔者所调查的县的乡村话语变迁从中共发动“土改”致21世纪初，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皇现出两种不同的轨迹。

改革开放前的乡村话语变迁轨迹是，乡村话语经历了“阶级话语的嵌入”到“国家话语的灌输、渗透”再到“革命话语的泛滥”。这一乡村话语变迁轨迹折射出，中共通过“阶级话语”这一工具开始对底层农民进行动员，并由此掌握了乡村社会的话语权，又利用话语权逐步衰得了在乡村社会汲取资源、控制秩序、整合农民的合法性。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牢牢控制了话语权，并利用“国家话语”这一新的工具对乡村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渗透。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乡村社会基于传统逻辑的抗拒。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革命话语”的登场并演化为“革命话语”的泛滥，导致了“中共统治者的‘表达性现实’与乡村社会实际存在的‘客观性现实’之间的严重分离”.训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终结和人民公社的解体.

改革开放后的乡村话语变迁轨迹是，乡村话语经历了从“革命话语的消解”到“多元话语并存格局”。这一乡村话语变迁轨迹折射出，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有所松动，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增强。但是“革命话语”有很大的惯性，其消解需要一个过程。这一时期，国家主要通过控制媒体来掌握乡村社会的话语权，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和话语空间。“多元话语格局”背后隐藏着的政治逻辑是: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主要指乡镇)、与农民(自主农民)之间的博弈与互动。

本论文所使用的资料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文献资料，一部分是口述资料。

文献资料包括档案和出版资料。其中档案部分主要来自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和临沐县档案馆的馆藏档案。笔者共花费近两个月的时间在两个档案馆查阅档案300多本，近2000份文件。包括从土改到现在的基层干部的报告、工作总结、发言稿、及地委、区政府、县委、县政府、乡党委、政府的相关文件等。摘抄、复印了30万多字的资料。

出版资料主要包括:《临沐县志))(山东省临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齐鲁书社1993年版。);《中共临沂历史大事记1949、10一1999、12》(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X()1年版。):《中共临沐历史大事记1949、10一1998、12))(中共临沫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齐鲁书社2000年版。);《临沐文史资料))(政协临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部发行1999年版)。

口述资料主要是笔者历时三个多月走访临沐县12个乡镇中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