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介(1)：农村研究中我的两次学术飞跃
※ 重点推介(2)：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
※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简报》2010年第11期专刊：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扎根大地谱华章”
※ 中心“百村十年观察”项目进展顺利，研究成果获得有关部门肯定
※ “南农实验”第二期正式启动
※ 中心研究人员圆满完成赴朝参观访问任务
※ 中心主任徐勇接见日本学术访问团
※ 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应邀参加“第六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村务公开·问题与创新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
经历了5年农村劳作，3年工矿做工经历，我1978年进入大学学习，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大学岁月正处于一个让思想冲破牢笼的独立思考的年代，由此开始跃跃欲试，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步。后来小有学术成就得以留校，做了数年资料和助教工作，但至那以后就从未动摇过“以学为本”的信念。
我的学术研究可以说经历过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经典走向经验，直到步入农村研究领域。
1980年代我的学术生涯主要是读书，啃了不少书本经典，尽管是似懂非懂。但当时有很多问题是书本经典难以提供现成答案的。1986年，我作为一个小助教，推荐申报教育部首批设立的青年项目，并去北京参加答辩。在答辩会上，费孝通先生、高放先生等老一代学人亲到会场给我们讲解如何做学问。他们的问题感很强，注意对实际生活的把握，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的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项目获得批准，至此将我的研究视角引向基层社会。1980年代后期的政治动荡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入了一步。我试图解答为什么中国上层多动而下层不动的秘密，提出了上层国家政治和基层社会政治的政治体系“两分法”，并于1992年出版了38万字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
根据我原来的计划，《非均衡的中国政治》是个三部曲，除了城乡比较，还打算写地区比较、民族比较，总共一百万字，也收集了相当多的资料。但是面向基层的视角进一步将我引向农村领域。我当时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科社所以经典理论研究见长，特别是我的硕士和博士指导导师李会滨教授在经典理论方面造诣甚深，我深受教益。但当时也有张厚安先生等一些老先生开始从事农村基层政权研究。这与我承担的城乡基层政治发展项目相一致。共同的领域促使我们从书本经典走向生活经验，走向农村社会进行实证调查。特别是当时正在兴起的村民自治引起了我的关注。而村民自治是经典理论没有涉及到的（有人因此将其称之为“理论怪胎”），只有在实践中观察。正是在调查基础上，我撰写了以村民自治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于1997年出版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博士学位论文后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代，我所在的学校形成了一个以研究农村政治社会问题见长的团队，产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我们致力于实地调查，将经验研究作为我们的主要研究方法。这在当时的学界还很少见。正因为如此，教育部2000年在我所在的师范大学而不是通常的农业大学设立了农村问题重点研究基地。
到了新世纪，三农问题严重，三农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各种见解层出不穷，不同的观点尖锐对立。但我发现，三农研究热是由三农问题热引起的，学术研究则需要冷静思考和长期积淀。许多闯入这一领域的人并没有足够的学术准备。当时尽管农村调查成为风气，但都受制于自己的局部经验，甚至先入为主的经验，因此难以形成正常的学术对话。学术交流是各执一端，甚至演化为意气之争，没有什么学术增量。这在村民自治和乡镇改革的争论中表现尤其突出。由此也促使我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飞跃，也是更艰难的飞跃，即从生活经验走向文本经典。
对于农村研究者来讲，事实经验是重要的，是研究基础。但仅有经验又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经验都有局限。这就需要超越经验，从学术经典中寻求具有一定普遍价值的理论分析框架。在1997年我就非常关注“治理”理论，认为它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并在国内较早发表专论。特别是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乡村治理，其主要成果反映在《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2003年）一书中。新世纪初，我针对农村研究领域“有社会无国家”的学术偏向，关注“现代国家理论”，不仅专门研究这一理论，而且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农村问题。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受两种逻辑支配：一是乡村内在的历史逻辑，一是乡村外部渗透与改造的国家逻辑。由此推出“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政策下乡”、“法律下乡”、“服务下乡”等一系列“下乡”论文，其成果主要反映在《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2009年）一书中。
经验是事实。通过了解经验，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经典的不足，与经典对话，并有所突破。产生于西方的经典更多来自于西方原有经验，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来说，存在不足。近两年我将重心移向农民问题，试图在宏观理论与微观事实之间建立起有机的勾连，特别是关注两种文明更替之际传统因子的作用。为此，我认为应该超越现代与传统的简单分类框架，认为正是文明交替中农民理性的扩张成就了中国奇迹。如果说是商人改变了西方，那么，是农民改变了中国。这方面的成果相继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刊物。
学术的两次飞跃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得益彰，不断深化。对于我及其学术团队而言，正在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将田野调查、经验研究引向深入持续。从2006年开始进行“百村观察计划”，在全国选取258个村庄进行为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的定点观察，努力达到甚至超越著名的“满铁调查”。二是将理论研究提得更高，在调查基础上提升经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建立和丰富“农村学”和“农民学”。（文章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9日（第1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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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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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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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鸣 梁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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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利益运动构成社会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政治关系不过是人们用来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特殊途径。这启示我们:或许从利益运动的视角，能够更好地洞察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逻辑。
一、利益代理:党的三次乡村动员
在传统中国，皇权止于县政，农民外在于政治。虽然自晚清开始，国家政权开始了由县到乡村的“政权下乡”过程，但其后果却是“新瓶装旧酒”，农民依然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持续不断的乡村动员，不仅成功地把农民带入国家政治生活，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农村基层民主的建构过程。
在20世纪，这种大规模的乡村动员主要有三次，分别以土地问题、人民公社、村民自治为核心话语。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重心移向农村，通过动员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争取在全国获得政权。这次动员通过“政党下乡”的方式，以土地革命为核心，彻底改造传统的精英统治结构，构筑新政权的基础。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土地改革，最终使“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政权组织第一次真正地下沉到乡村。但出于对分散经营的传统农业进行改造、防止新的社会分化和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需要，土地改革完成后不久就开始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第二次大规模的乡村动员。其重要内容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实行集体化。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为一体，并因此最终发展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使农民社会前所未有地国家化，建立了一个上下垂直、纵向高度集权的治理体制。20世纪70年代后期，农村自发出现了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的经营方式。这一经营方式突破公社体制的限制，村民自治开始萌生。作为农民的伟大创造，村民自治具有社会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特点。但是，村民自治从社会自发到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则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国家行政动员的结果，是社会民主依赖国家力量提升和推进的过程，是国家赋权于民、乡村民主动员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持续在农村进行民主动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以此构筑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直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利益需求事实上是由党领导下的国家代理完成的。由于特定历史阶段国家发展战略的考虑，国家对农民的利益代理并不总是能够与农民的自我利益表达相吻合。国家只有通过新的乡村动员来不断缝合业已出现的裂痕。
二、利益考量:农民对动员的回应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与广大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代理关系，也就同时接受着来自农民自我的利益考量。这种利益考量在现实实践中以对动员的回应形式显著地表现出来。
中国共产党围绕土地问题开展的第一次乡村动员，通过将地权还给农民，摧毁村庄内部的人身等级结构等，成功地代理了农民的利益需求，与农民对利益的考量不谋而合。从而增强了农民对政权组织的认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家庭在传统社会里所履行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功能必然会由一个切实可行、组织高效的民族国家来承担，一旦国家宣称有一个能够一步达到共产主义的组织——人民公社时，就会得到农民的拥护。但这种乡村动员在事实上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这就决定了这次动员不可能满足农民的利益考量，也终归经受不住历史发展的检验。随着经济贫困化以及由此而积累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在一些贫困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推行，人民公社体制逐渐瘫痪。出于填补农村组织真空、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村民自治在农民自发的创造中开始萌生。村民自治的产生实际上是农民对自身利益进行自我考量的结果，一旦这种自我利益考量得到来自国家的利益代理——合法认同和制度支援，便焕发出无穷的活力。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从此进入了实质性的快速稳定发展时期。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农民对自身需要的利益考量往往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自觉性，即农民的利益考量是自觉进行的，时时处处存在并发生作用；二是间接性，农民往往通过对物质生产的利益获得，开始自我的利益考量并对利益代理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三是强大性，由于政治关系对物质生产所创造的利益具有分配权，当农民的利益长期不能通过物质生产得到满足时，会转而寻求改变政治关系，一旦这种利益考量不能通过政治民主获得合法的利益代理，就会产生冲突和对抗。
三、有效沟通:发展村民自治
由于利益代理与利益考量之间可能会存在裂痕，所以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是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有效途径。从理论上看，这一裂痕根源于利益形式的主观性和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激发和促使人们去从事积极的谋利活动，以实现利益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统一，而人类的政治活动，不过是这种谋利活动的一种。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种谋利活动并不能经常一致。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阶段各种利益矛盾依然存在。从横向看，人民内部不同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导致了不同占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从纵向看，农民的利益并不总与社会的共同利益一致，而事实上存在的城乡分化和二元社会结构，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之后，这种利益矛盾是可以有效协调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关系基础上，社会利益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其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统一。从横向看，人民内部不同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不再具有对抗性；从纵向看，公有制的建立使得人们可以主动、自觉地协调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实现人民的各种利益需求。
实现利益代理与利益考量之间的沟通，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其一，沟通的主导在代理方，因为代理方既占有更多的信息，又有效掌控更多的政治资源。从这一点来说，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性力量承担着更多的主导性责任。其二，沟通的关键是要有畅通的倾听和表达机制，并予以制度规范和法律保障。
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在深入推动的村民自治，正是利益代理与利益考量沟通的有效方式。一方面，从村民自治的产生看，其本身就是农民进行利益考量的产物，也就使农民真实、畅通地进行自我利益表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也符合利益代理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赋予农民这一原生社会势力以主体性，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组织和动员农民，从而将农民吸纳到党和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建立起国家与农民的纵向联系。但过分集中的权力体制又可能将农民从具体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排挤出去，无法建构真实的和个体的农民主体性。如何在乡村治理体制中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建构一个“横向”的整合机制，这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基层群众性自治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文章来源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有改动）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简报》2010年第11期专刊：“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扎根大地谱华章”。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简报》2010年第11期专刊：“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扎根大地谱华章”，对中心坚持“实证、实践、实验”的研究理念，为研究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问题所做的努力和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文中指出，中心“针对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和亟待解决的涉及农村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向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提交政策咨询报告200多篇，其中有的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启动‘百村十年观察’计划，每年深入农村进行扎实的社会调查，查民情、听民声，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使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服务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之上；创办‘中国农村研究网’，设立‘三农要闻’、‘在线咨询’等近二十个栏目，网站访问量已经超过1200万人次，其中，30%来自基层农村干部群众。”
中心“百村十年观察”项目进展顺利，研究成果获得有关部门肯定。2010年寒假，“百村观察”项目进行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建材下乡”的专项调研，取得了全国21省（市、自治区）93个村3147农户的第一手调研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14份咨询报告。其中，《建材下乡正成为惠农的新亮点》受到全国社科规划办的批示和采用；《农户搬迁集中建设区：意愿、问题和对策》和《“汽摩下乡”：现状、阻碍及对策建议》得到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采用，另外中农办的领导也多次对咨询报告进行批示；《“新农保”政策实施的问题与建议》被民政部老龄委采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比较与选择》得到了民政部的采纳。其他咨询报告也均受到有关部委的肯定和重视。
暑期“百村观察”工作从2010年5月下旬开始启动。在20天内，项目组共收到全校各院系和调研基地400多人的报名申请。经过面试选拔，项目组共确定了239名调研员。6月下旬，项目组对调研员进行了为期2天的专门培训。暑假期间，所有调研员在包省老师的带领下，对去年调研过的村庄和农户进行了回访，同时完成了“百村观察”所有村庄的布点，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53个村庄、3795户农户。
调查结束后，项目组通过对数据和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撰写了4份咨询报告，分别是：《惠农政策要“口惠实至”：农民的评价和期盼》、《大学生村官如何落地生根》、《当前我国农村水利灌溉的问题与对策》、《当前我国农村饮水安全的形势与对策》。其中有1篇已经为教育部社科司《专家建议》采用，另有2篇为有关涉农部门采用。以调查成果为基础，项目组在北京成功召开了“中国农村调查秋季成果发布会”。接下来，“百村观察”项目组还将继续撰写《村级民主监督：现状、问题与对策》等18份咨询报告，为中央政府的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南农实验”第二期正式启动。2010年7月21日，“南农实验”一期成果总结大会暨第二期启动仪式在南方农村报会议室召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南方农村报主编陈永、蕉岭县纪委书记卢尧生和各合作村庄代表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整合资源创新乡村治理，推动新农村建设。
徐勇教授首先肯定了一期项目的积极成果。他认为实验带给村庄很大的变化，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实现了“广播有声，电视有像”。对于一期项目的经验，徐勇教授指出“民主不是先天的，是需要培养的”。对于二期项目的难点，主要是解决中央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农民对基层政府也不信任的问题，化解中央、基层政府、农民三方出现僵局。为此一方面需要整合农村分散的资源，提高农村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创新基层政府的治理模式，加强群众对基层政府的监督。蕉岭县芳心村的村务监事会制度值得借鉴和推广，芳心村主任谢建祥就说到，“我们不怕群众监督，想要群众监督”。
卢尧生认为,以前农民就是一盘散沙,通过“南农实验”,农村很多问题通过民主方式得以解决。“南农实验”解决了农民想做却没有办法做；官员想做,但不知道如何做的问题。
二期项目合作村的村庄代表还就如何促进本村的发展，创新村庄治理模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心研究人员圆满完成赴朝参观访问任务。2010年8月2日至8月6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与华中师范大学社科处石挺处长率团参观访问了朝鲜的农村和学校。考察团主要由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以及山西大学、襄樊学院、长江大学调研基地的老师组成。
考察团参观了朝鲜的合作农场，考察了朝鲜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农产品供应情况。同时，考察团还在朝方有关部门的安排下，走访了平壤市六九中学（隆北中学）、金成柱小学、金正淑托儿所，参观了金日成综合大学。考察团成员普遍认为，此行对于借鉴朝鲜的经验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有较大的启迪作用。
徐勇教授应邀为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员作辅导报告。2010年8月15日上午，应湖北省委宣传部邀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为2010年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二期）学员作了题为“学术研究的两次飞跃”的辅导报告。徐勇教授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向学员讲解了其学术研究“从经典到经验”和“从经验到经典”的两次飞跃。徐勇教授的精彩演讲，得到了全体学员的热烈欢迎，报告多次被学员的热烈掌声打断。
中心主任徐勇教授接见日本学术访问团。2010年8月28日下午，在我院311会议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接见了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唐燕霞教授、张忠任教授、李晓东教授和日本一桥大学的南裕子教授等一行四人组成的学术访问团，并进行了学术交流活动。
徐勇教授向日本专家介绍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三种典型模式，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现状、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剖析，同时还就客人关心的问题给予了详细解答。
学校社科处处长石挺研究员、政治学研究院鲁卫群教授、博士生李金红副教授以及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的谢正富博士、马光选博士等也参加了本次学术交流活动。
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应邀参加“第六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村务公开·问题与创新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2010年9月18日，“第六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村务公开·问题与创新研讨会”在河南省中牟县召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徐勇教授应邀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南方报业集团南方农村报陈永主编，毛志勇总经理等。
徐勇教授在研讨会开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首先肯定了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意义，接着就如何深化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以制度建设提供法理基础，以组织建设夯实组织基础，以技术建设带动制度创新，以能力建设强化农民能力，以配套建设实现上下联动。
徐勇教授的精彩发言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也引起了强烈的思想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