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录的一声向农民道歉，让不少的人心灵震颤，潸然泪下。其实，马银录并不是第一个向农民道歉的人。先前李昌平在向总理讲实话时，也对自己为官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表示深深地忏悔，甚至认为自己作为“农民的父母官，应该下无数次地狱！”

从李昌平的“向总理说实话”到马银录“向农民道歉”，我们惊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乡村基层干部勇敢地站出来为农民的权益“鼓”与“呼”，这不仅是为了农民的生存，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度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也不可能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无论是李昌平还是马银录，可贵之处首先就在于他们勇于讲实话。李昌平用大量的事实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马银录则以手记的方式记录了自己驻村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及所作所为，向人们如实地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农民之苦、农民之难以及农民之善良！也正是这些事实，读者们为之震撼、为之动容，为之泪下！的确，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整体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农民的收入并没有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高，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所宣传的那样好！特别是在辽阔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相当数量的农民依然在为温饱甚至生存而奔波，贫困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其实，乡村的矛盾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甚至掩饰这些矛盾和问题。然而，可悲的是，时下的不少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政绩，对乡村的困境依然是知而不言、熟视无睹，甚至浮夸造假、粉饰太平；不少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不顾民力、好大喜功，向农民索取无度，以至天怒人怨。当虚诓成为一种生存的手段甚至行为的常态的时候，真实就显得尤其珍贵。也许正因如此，当李昌平和马银录仅仅道出自己所知道的事实及自己的真实想法，就犹于石破天惊，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讲真话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但更需要勇气的是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和为民办事的决心和行动。同李昌平一样，马银录所做的不仅仅是向农民忏悔和道歉，也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切实的行动，以解决了农民的困难和农村的矛盾。如果说李昌平在棋盘乡的改革陷入困境之后不得不撒手而去的话，马银录在器休村则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他成功地纠正了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平息了村民们的愤怒，惩办了违法和肇事者，使一个村恢复了久违的和谐与安宁，也使党和政府及干部重新获得了农民的信任。他不仅获得了村民们真心实意的尊敬和感谢，也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并因此成为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的典型。

然而，正如马银录所看到的，“三农”问题是复杂的，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虽然能成功地纠正发生在器休村税收问题上的错误，但无法真正解决乡村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诸多的矛盾，也难以彻底解决农村那怕是器休村村民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为此，他在著作中也力图告诉人们：“要解决日益加重的‘三农’问题，保持社会稳定，稳妥地摆脱社会转型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仅仅向农民道歉是不够的。”他的告诫是真诚的，也是正确的。其实，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仅单纯的道歉是不够的，仅仅依靠个人行为也是不够的，更不能依赖少数人的清正廉洁。因为，许多问题并不完全是个人问题，也不完全是干部作风和思想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为什么一些干部不尊重群众，不依法行政，任意加重农民负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财政的困境和农村税收巨大压力所致。在现行的压力型的行政体制下，一些地方实行的“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干部考核办法的压力下，不少干部便纷纷加入浮夸造假的行列之中。如果不彻底改变现行乡村的目标责任体制、政绩评价体系以及乡村财政体制，减轻乡村政府和基层干部的行政和财政压力，何以能真正规范乡村政府和基层干部的行为呢？在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且不公平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等条件下，农村和农民何以能摆脱现实的困境，以平等公民的姿态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并为自己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正因如此，马银录难以回答农民们提出的“九大问题”。

显然，当我们赞赏李昌平和马银录等解决农村问题的个人行为和努力的同时，更期待着党和国家的行为和努力。只有进一步推进相关的体制和制度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尽管如此，从李昌平向总理说实话到马银录的向农民道歉，我们不仅看到一批基层干部的觉悟，也从他们身上看到农村的希望。这是农民之幸，也是国家之幸！发表于《博览群书》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