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1亿人口，9亿在农村。“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 [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度过了十多年高速发展且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那幺，80年代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原因何在，90年代农村的发展将面临一个什幺样的前景？农村社会将面临什幺样的危机和挑战？我们又该如何反应和选择呢？本文力图对上述诸问题作些探讨。

    一、80年代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原因和条件

    80年代的世界是动荡不宁的世界，中国也是风波迭起的中国。然而，在苏东剧变之时，中国却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在城市骚动之日，农村却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平静。中国的稳定得益于农村的稳定，那幺，农村稳定的原因又是什幺呢？真正秘密在于农村改革。

    首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农民来说，尤其是对非农就业机会不足的农民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土地了，土地成为农民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土地问题成为决定农民人心向背的重大问题。建国以后我们对农村土地关系有三次重大的调整：土地改革、合作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如果把50年代初的分田土改和80年代初的土地承包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虽然两个时期的背景和作法有很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是农民兴高采烈的时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较大程度地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由此也肯定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促成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对社会和政治有着较强的稳定功能。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逐步形成了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一方面，家庭恢复了生活和生产的双重功能，有着较强的自我修复和稳定的功能。另一方面，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有助于抑制和消除土地私有化出现的土地兼并，两极分化造成的家庭经济的不稳定性；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服务，以工建农等也有助于对农民困难的扶助，更增强了家庭经济的稳定性。从而使家庭成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本细胞。与此同时，随着以地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力量的壮大，对农村有着相当大的组织与凝聚力，已显示出越来越大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功能。正因如此，双层经营体制是一种具有较强的稳定功能的社会经济结构，它成为80年代农村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

    第三，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并给农民带来较大的收益。短短十多年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登上两个台阶，其它农副产品大幅度增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民人均收入成倍增长，1978年仅为134元，到1990年达到63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90年比1978年净增2.2倍，成为建国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较大程度的利益满足也成为农民人心稳定、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

    第四，改革给农民提供了许多致富和流动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追求，弱化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对于饱受长期的经济贫困和生活艰难的农民来说，改善生活无疑是自我选择的首选目标。而农村改革使务农、务工和经商致富及社会流动成为可能，从而大大强化了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弱化农民的政治参与，突出地表现在改革后农民积极投身于发家致富，而越来越游离于政治之外。加之封建社会长期的专制统治和建国后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变化莫测，农民对政治抱有相当大的不信任感。这种状况无疑与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目标相背离。但是，政治参与的弱化减缓了政治上的竞争和紧张，有助于一定时期内社会和政治稳定。

    最后，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与农民有过非常牢靠的血肉关系，人民政权建立后又给予农民几十年的和平生活，农民对党和政府形成了较强的认同。农村改革在权与利方面又给予农民以较大的满足，进一步增强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支持。建国以来，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及人民团体组织已深入到农村基层社区，对农村社会有着较强的组织力。农村生产资料责任制实行后，农村基层政权进行了重大改组，增强了对社会的适应性。虽然目前农村基层政权的调控能力有明显下降（这在后面将予以分析），但农村基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政权保持着对社会的调控，对维护农村社会和政治稳定起着重大的作用。

    仅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80年代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很多，但主要的要归功于农村的改革。正是农村改革促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为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二、90年代农村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历史已经给予我国农村十多年十分难得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那幺，是否可以乐观地认为，90年代的农村同样可以获得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呢？

    无疑，我们有理由这样期望。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80年代农村“没有出问题”并不表明农村“没有问题”，更不意味未来的农村“不会出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农村未来发展的前景是严峻的，90年代的农村社会将面临着许多危机和挑战。

    1。发展危机与社会危机

    有的学者已经发出警告：90年代的中国将面临着发展危机。 [②]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种种限制因素将日趋尖锐，严重地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并不限于发展危机，还在于这些发展危机有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农村来看，农村人口急剧增加，而耕地面积大幅度缩减，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及自然灾害日渐频繁等，将是中国农村90年代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它有可能引起粮食危机和“流民”危机，导致社会不稳定。

    我国是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由于目前已进入建国以来第三次生育高峰，人口急剧增长的势头一时难以遏制。在人口增长中，增长基数最大、速度最快，也最难控制的正是我国农村，在农村人口急剧膨胀的同时，农村耕地大量减少：1980年至1990年全国耕地净减5000多万亩，估计今后每年还将至少净减350万亩。加之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灾害日趋频繁，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日趋尖锐、粮食的供求矛盾也更加突出。1990年，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水平，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占有粮食还不及1984年的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时间的推移，未来我们将面临着长期的粮食紧缺的压力，且愈益严重，一旦粮食出现严重危机，势必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灾荒纷至，粮食紧缺，常常出现饥民造反，社会动荡。“粮食定、天下定”，“无粮则乱”，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历史的经验。

    人口的膨胀及土地减少，生态环境的恶化，意味着农民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存能力更加脆弱，它将使农村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劳动力状况更加严重，在非农产业无法吸纳的情况下，有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流民阶层”，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初步估计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1.4亿。90年代农村新增就业人员将随着人口的剧增而迅速增加。虽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过剩劳动力的就地消化开辟了途径，但乡镇企业发展的不稳定性和吸收能力的有限性也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的困难。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由于现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阻碍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全国来看，1989年开始，农业劳动力已出现回流现象。1989年农村非农业劳动力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13万人。湖北省1984、1985年乡镇企业每年吸收农业劳动力100万人，高干当年新增劳动力人数，1986年只吸收20万人，1987年10万人，1989年几乎为零，1990年却有12.59万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倒流口农业。 [③]如果这一势头得不到扭转，不断增加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和吸收，不可避免形成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大军”或称之“流民阶层”，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在中国历史上，流民就常常引起社会动乱。2.不平等与“相对剥夺感”

    社会稳定与否与社会的平等状况有直接的关联。亚里士多德在评述希腊人的政治变革时就曾指出：“纵观所有这些事例，煽动叛乱的原因全在于不平等” [④]。中国古代也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教训。现代的研究也证实：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增长有助于财富的平等分配，然而，在短期内，经济增长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公民平等意识的增强，降低了不平等的合法性。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视不平等为天经地义的，而可能采取各种手段以改变现状。由此，可能加剧社会的紧张，酿成社会的动荡。 [⑤]

    从农村来看，80年代农民收入有普遍的增长，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一度有所抑制。但也必须看到，城乡之间及乡村内部的不平等正不断加剧。1979年以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相对量约为30%，以后有所降低，1984年比1978年缩小了18%，但是1985年之后，工农产品剪刀差又重新拉大，仅粮食一项，农民每年为国家提供的差价款即达100多亿元。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不断下降，绝对收入差距却迅速扩大，工农消费水平之比（以农民为1）1978年为1：2.9，1988年为1：2.7；1978年非农居民比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多251元，到1988年已达808元，目前，农业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已恢复到80年代初期的水平；从农村内部来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打破农村相对均等的利益格局。一些群体作为改革的最快和最大的受益者同其它群体的利益差距逐渐明显化，并且日益扩大。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企业家及某些基层干部比普通农民的利益差距是几倍、十几倍，甚至上百倍。尽管80年代农民收入普遍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及乡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不断扩大的比较利益差别所形成的“相对剥夺感”仍会引起人们严重的心理失衡和不满，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目前，农村有些地方已经出现针对少数高收入阶层的损害、报复等犯罪行为，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3.停滞与腐败

    80年代初农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已经吊起了农民的胃口，使他们对收入增长有着更高的企求，收入的稍许停滞也会引起挫折和不满。可是，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不仅明显减慢，而且呈下降的势头。一度缩小的剪刀差重新扩大，农民因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获取的收益很快被随之而来的生产资料的猛涨所抵消。一些部门和单位对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和乱集资有禁不止，农民的负担逐年加重，已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农业部有关方面调查表明，1990年，农民承担的各项社会负担（主要是乱收费和各种摊派）人均16元，加上村乡两级提留。统筹，人均负担57.15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0.95%，是国务院规定限度的2倍多，农民人均负担增长大大超过了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整个“七五”期间，农民负担平均年增长22.2%，而农民收入平均年增长仅10.6%。 [⑥]对湖北某乡的调查表明，1989年该乡农民纯收入比上年增长2.1%，而负担却比上年增了18%，人平均达100元左右，其中合同以外的摊派占50%以上。如果说农民可能对因自然灾害引起的收入停滞和下降还能承受的话，那幺，因不合理的价格体制及不合理摊派等社会原因引起的收入停滞和下降则是难以忍受的。公开地抗粮、抗税在许多地方都出现过，这表明农民的不满已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乱摊派有禁不止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政治腐败。与此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农村基层少数干部以权谋私、循情在法等腐败行为已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激起农民强烈的不满。

    我们说，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生活工作在农村最基层，克服了条件差，任务重，工作难等困难，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也不能讳言，农村依然存在比较严重的不正之风，少数干部的腐败行为相当恶劣。1990年，湖北省钟祥县对14个多镇302个村的财务清理的结果是：“已清理的村组普遍有问题”。贪占涉及乡镇机关和乡镇部门20多个，或者说几乎是乡镇所有国家机关 [⑦]。除此之外，农村一些地方干部作风漂浮、失职读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行贿受贿、执法犯法等也相当严重。在农民生活水平开始下降的同时，干部的腐败行为只能是火上浇油，激起农民的更大不满。“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 [⑧]这的确是警世之言！

    4.农村基层组织危机加剧

    完备的基层组织是农村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组织基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人民公社制迅速解体，传统的农村基层组织形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正处于分化、解体和重建之中。但是，开始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几经整顿仍不尽人意，共青团、妇联等群体组织更加脆弱，这一切都表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和危机。农村基层组织弱化，降低了对社会的组织和整合能力，加剧了农村社会的无序化。正规组织的真空正逐渐被一些非正式组织所填补。乡村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出现无疑为农村组织的再造带来了希望。但必须看到，农村已经解体或被抑制的传统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宗族和帮会，以及非法宗教组织又死灰复燃，重新出现。湖南省岳阳市一些村建立了非法宗教组织并出现帮会等黑社会组织。1991年初湖北郧西县取缔了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旷野窄门”非法宗教组织。该组织从1989年6月组建到被取缔仅一年多时间内，发展到两个分会，23个小分会，143个聚会点，组织涉及全县20个乡镇，515个村民小组，成员近5000人。在其它一些省市的农村，宗族、宗教及帮会等组织都呈发展之势。在缺乏有效的规范和控制的条件下，非正式组织的越轨行为将构成对农村社会秩序新的威胁。

    5.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与制度危机

    农村改革增强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但是由于近几年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及一些地方党风不正、政凤不廉，却严重地影响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1987年湖南岳阳市委政研室对湘阴、泪罗、临湘、乎江县30个乡镇1000名干群的调查结果是：62.1%的人认为乡镇党政组织权威不高。1988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会的万户农民问卷调查中，仅有38.1%的农户认为农村干部“辛辛苦苦带领大家共同致富”，48.6%的人认为他们只顾自己致富，“光拿补贴，不干工作”或“以权谋私”。 [⑨]这些反映了农村基层政权已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不仅如此，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尽管保持着对社会的强控制，但指令不听、指导不灵、指挥不动的现象日益严重。计划生育、粮食定购、集资摊派早就是基层干部深感头痛和棘手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不少地方开始动用“开车子、撮谷子、牵猪子、拆房子”直至采用暴烈的强制手段。行政工作的强制和暴烈手段不仅反映了基层工作的艰难，更深刻地是意味着迄今为止农村基层政府仍未找到适合现代农村社会的有效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面临着艰难的制度转化和创新的重任。

    在此，我们还必须看到，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农民自主意识和民主意识也将日益增强，未来的农村政权将面临着日益增大的政治参与的压力，有可能加剧政治制度的危机。80年代农民对政治冷漠使其政治参与一度降低，这是所有国家现代化初期的普遍现象。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农民将永远游离于政治之外。事实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开始拥有独立的利益，对任何涉及自身利益的国家政策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密切关注。尽管他们通常并没有以参与政治的方式试图影响决策，但他们却可以用退避的方式调整自己的行为，抵制不利的决策。有的已经开始采取抗争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商品经济的发展正改造着农村、农业及农民自身。农村变得更加开放，大众传播工具及日益增多的商品正把现代化文明气息带进千家万户，冲击着农村各个角落。农民正睁大眼睛注视着每天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新鲜事，并开始用现代标准来衡量周围的一切，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一切都表明，现代化正造就新一代的农民。传统老实的农民将变得“不安分”；“顺从”的农民正变得“难管理”。农民将由政治上的“冷漠”走向“参与”，在这时，那些在经济上获利的人们可能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应的政治权力，而一些处于失利地位的人们也可能谋求政治上的参与来改善处境，政治参与的压力将不断增大。如果政治制度难以容纳和及时疏导，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6.干群关系日趋紧张

    如果说以上种种分析大都仅仅是对未来不稳定因素的预言的话，那幺，目前农村日趋紧张的干群关系则表明农村的不稳定已经出现了。笔者及其所在的“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的同行们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内曾到过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许多乡镇，我们看到了农村欣欣向荣并为此高兴，但无不为农村不断恶化的干群关系感到震惊和忧虑。所到之处，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农民群众，普遍反映农村干群关系比较紧张，有的甚至称之为干群关系已达到了“对立”和“破裂”的边缘。有的地方，干群矛盾升级为干群直接的冲突和农民集体骚乱。尽管局限小范围，但它表明农村的不稳定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测或庸人自忧，而具有现实的危险性。

    三、面对危机的选择

    无疑，90年代的农村社会将面临着重重危机和挑战，农村社会政治不稳性日益严重。如果说80年代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真正秘密在于改革，那幺，90年代农村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性从根本上说也是源于改革。正是随着农村改革向深层次发展，历史上长期积累的种种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将更加艰巨，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性随之增大。因此，我们切不可因为80年代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而忘乎所以，应对90年代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困难予以足够的认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不稳定现象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应把这种不稳定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没有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也就不可能有农村的发展。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改革的风险性而放弃改革。如果一个社会企求苟安而拒绝变迁和改革，那幺就只能永远陷于贫困、落后和愚昧的状态中不能自拔。这种稳定是以社会和民族停滞为代价，最后也会导致不稳定。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农村的改革，唯有改革，才能实现农村社会最高层次的稳定。从目前来看，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其一，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大国。资源的贫乏及日益紧缺意味着我们经济发展不能以过高的资源消耗来支撑，经济落后且人口众多，表明高消费的刺激社会难以承受。由此，我们必须选择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的发展道路。

    其二，进一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巩固双层经营体制，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也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对当前一些地方片面迫求规模经营以壮大集体力量的“左”倾做法，要予以制止，否则将严重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

    其三，在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农村和城市的改革，打破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为农村人口的外部转移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对乡镇企业采取倾斜政策，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支持，确保乡镇企业稳步发展，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内部消化的能力。

    其四，加大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这不仅要求县市简政放权，完善乡镇政府职能，也要求乡镇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法。同时，还要求农村基层组织和制度的创新，提高农村社会的自组织程度。

    其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严厉禁止和惩处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端正党风、政风，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未来是严峻的。但是，危机总是与希望并存，困难常常与机会同在。面对90年代的危机和挑战，只要我们能审时度势，大胆改革，科学决策，就有可能克服重重障碍，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农村经济与社会》1993年第2期）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农民日报》1991年12月26日。 [②] 参见胡鞍钢著：《中国，走向21世纪》，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见中共湖北省委农业委员会、湖北省农业委员会编：《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1992年，第17页。 [④]亚里土多德：《政治学》，第250页。 [⑤]见（美）塞缪尔·P·享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及《难以抉择》等著作。 [⑥]中共湖北省委社教办公室编：《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文件与资料选编》（三）， 1992年2月，第104页，第327页。 [⑦]见《荆州纵横》，1990年第6期，第13页。 [⑧]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国年鉴1990》，第66页。 [⑨] 《人民日报》1988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