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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的结果
1、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社会的历史过程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一种自然主义社会，那么现代社会是一种建构主义社会。现代性要求世界为理性的人所安排，根据和适应人的需要来组织社会。这里我们所说的国家建构现代农村，就是指国家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构建中国农村社会的过程。
现代化是一个流满歧义的概念，不同的现代化理论都对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然而，不管怎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现代化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实施的。这个事实表明，一个国家首先要具备能够真实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有三点，即独立有效的主权、现代政治体制以及具有一定工业化水平的经济。”构成现代化的国家基础的三个条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都不具备。正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得中国现代化的真实进行特别艰难:(1)它必须既反帝又反封建，同时解决争取主权和现代经济基础两个问题，才能具备实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而就反封建的性质来讲，争取主权还意味着必须同时建立民主政权，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同时要完成作为现代化前提条件的三个任务，即独立主权、民主政制和工业化经济。在率先现代化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是同时面临这多重任务的。（2）中国不得不采取极其艰难的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获得现代化的国家基础。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从此开始，中国由民族存亡的压力被迫参与到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对世界现代化的参与是被动的、被迫的。只有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启动了争取主权独立、建立民主政制和现代经济基础的艰难历程，积极、自觉地参与世界现代化。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土义革命，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武装革命斗争，最终于1949年10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获得了国家主权，建立了民主政体，莫定了现代化的国家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相应地，党和国家按照当初的现代化设想开始进行对现代农村社会的建构。综观建国以来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社会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1)土地改革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一出生于农村的毛泽东，对现代化启动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理论，他科学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和土地制度，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存境况，振兴农村经济。于是，新中国一成立，党和国家立即着手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1950年6月6-9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土地改革的任务，通过了准备提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讨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1950年6月14-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随即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于1950年6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先后开展起来，为搞好土地改革运动，党和政府运用了一切宣传工具，动员一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对土地改革的意义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宜传。组织和派遣了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各地农村，发动和领导农民起来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同时，还在农村中建立了农民民主管理的组织机构—农民协会。到1953年春，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农民取得了土地，党取得了农民.平均地权的实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拥护新生社会制度的政治热情。
(2)集体化
土地改革给中国农村的许多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而又极其深刻的变化，同时开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改革后紧接着出现的中农化趋势和“两极分化”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向何处发展的问题逐渐摆在了党和政府的面前.经过一场激烈的党内争论后，最后认为:分散的农民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满足工业化积累的需求;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必然产生社会分化，难以巩固制度革命成果。因此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
集体化包括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共同劳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试图通过扩大组织规模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建设现代农村.为了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随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构建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组织形式。
从国家构建现代农村社会的角度分析，人民公社制度至少具有二方面的意义:一是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披合，使分散的农村被完全纳入到了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控制之中，从而完成了现代民族一国家的构建;二是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村经济纳入了国家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体系，为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3)农村改革
人民公社制度让农业、农村、农民牺牲太多，造成了农村的凋弊和农民的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强烈要求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党和政府顺应形势的发展，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农村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为主要地表现为三项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第一，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起始于1979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的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微观组织的重构，导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一改革，一方面通过农户承包集体土地的形式，使广大中国农民再次取得了土地;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使党再次取得了农民。
第二，乡镇企业崛起。1980年代以来，由于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方面，促进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大量剩余。针对农村发展的新情况，党和政府采纳了费孝通“离土不离乡”，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张，选择了独特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由此推动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小城镇急剧发展，促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第三，村民自治的推行。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社会出现了管理上的“真空”。在此背景下，广西宜山等地的农民自发地组建了村民委员会组织，对村庄内的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创造了村民自治的农村治理新方式.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了农民群众的这一创举，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迅速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农村治理体制的重构，在此基础上，促成了“乡政村治”农村基层治理新体制。村民自治是一种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上述三项农村改革，从其产生而言，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但就其推广和发展而言，则是党和政府主动推动的结果。其实质是国家根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认识，以及当时确定的现代化建设目标，重新构建现代农村社会。
2、国家对现代农村经济的重新构建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长期以来，厂一大农民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过密化”劳动，艰难地维持生计。农村经济基本处在简单再生产状态，至多呈现为无发展的增长。所以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必须通过发展工业，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事实上，在现代化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从宏观上分析，这一社会转变过程大致分两个层面:(1)由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非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即人们习惯所称的“工业化”。(2)由以乡村为主的社区结构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社区结构，即平常所说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过程。
然而，工业化建设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传统的底子上进行建设。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国家所选择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也不一样。当年，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选择的基本是凭借对农民的剥削和对殖民地的掠夺进行原始积累，通过牺牲农村和农业发展城市大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西方国家走过的城市工业化道路，未必能够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和工业不发达，难以容纳大量农村人口转移;第二，大量农业劳动力外流，势必造成乡村衰败或者被遗弃。这是西方工业化的教训，也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背离。何况，1980年代启动的中国工业化，其前提和环境、机遇和条件等与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的实际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于同一些后发工业化国家的情况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我们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必须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工业化、城市化方针、政策，逐渐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第一，实行多样化的资金积累和资产经营方式。一定的资金积累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前提。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农村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的大国，资金更成为制约工业化发展的瓶颈。为选择资金积累和使用的最佳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业化的资金需要，我们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我国工业化所处的环境，充分吸取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坚决摒弃了过去那种通过剥夺农民获得发展城市工业所需要资金的发展战略，实现了资金积累和使用方式的战略转变。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充分挖掘国内的资金潜力.在坚持白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外资，允许和鼓励外资企业的发展，努力利用国外资金为我国工业化服务。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内资、外资同时用的资金积累和筹措方式。而且允许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在多方积累和筹措资金的同时，实行多种资产经营方式.这样，较好地调动了国内和国外两种资金的潜力，极大地推动T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第二，采取多元化的工业化途径。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农业人口规模举世无双，国家经济落后，等等。这些状况决定了要在短时间内单纯依靠城市工业的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切实际。一些发展中国家试图沿用当年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成功的旧模式，通过原始积累来推进城市工业化，促进国家的工业化，结果陷入了困境，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逐渐确定了通过多元化的途径推进工业化的方略。即在发展城市工业的同时，逐步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发展。
中国传统乡村就有农工互济的特点，从中国农村的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注意开发乡村内部的工业特性，把工业分散到乡村，通过发展草根工业，将传统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改造为工农结合的现代农村。这是切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成功之路。
第三，实行非均衡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中国地广人多，各地的工业化条件和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实行全国统一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显然不切中国实际。党和政府解放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一刀切”的工作思路，实行非均衡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通过推行以下放权力为核心的经济改革，逐渐扩大地方的自主权，注重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和倡导各地政府和群众自主创造，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当地实际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如此，形成了国家工业化的非均衡发展格局。
历史事实表明，1980年代初，中国率先在农村地区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赋予了农民群众农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使他们获得了较大自由，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随着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从而导致了原来隐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显性化，大批农村劳动力需要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党和政府顺应形势发展，尊重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农村非农经济，推动了乡镇企业在农村异军突起，成为促进中国_L业化的重要力量。从特定意义上说，在198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主要地表现为农村工业化。进入1990年代以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式的分散的乡村工业化道路①所导致的资源浪费、污染严重、效益低下等弊病日渐显现，因此政府积极引导乡镇企业的集聚，乡镇企业的集聚大大地推动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如此，分散的乡村工业化在1990年代开始向适度集中的方向发展，使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同步发展.如果说1980年代的农村非农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进厂”(发展乡镇企业)，那么1990年代的农村非农化则主要表现为“造城”(发展农村小城镇)。在这个意义上说，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是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实现形式，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它打破了仅仅依靠大工业改造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线性发展模式，使工业化、城市化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运动结合起来，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现代化的伟大贡献。
这条以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为主要特色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突破了过去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格局，改变了僵化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实现了对传统结构的初步改造，导致了所有制形式和资产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农村产业的多样化、社区形式的多样化。这是国家根据对现代化的新认识，重新构建现代工业和现代农村经济的具体表现和结果。
应当肯定，1980年代以来，国家对工业化道路的新选择，或者说国家重新建构的中国工业化战略，放松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赋予了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发展空间。各地政府可以立足当地实际，选择自己的工业化发展路径，由此形成了多样化的地方性工业化模式。心
正是在这样的工业化战略背景下，1980年代以来，富有创新精神和自主发展经验的永康人，结合本地农民从事小五金手工艺的历史传统，引导和鼓励农民群众自主开拓，从事家庭非农经营，发展以五金为主导的农村个私非农经济，推动了市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发达的农村个私五金业为主要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伴随着农村个私工业经济的发展，农村中逐渐涌现了一批具有超凡能力，并卓有成效的个私业主，日益成为农村社会中令人嘱目的新兴精英。迅速崛起的农村个私业主积极参与村庄治理，进入村庄公共权力组织，甚至当选为村书记、主任，主导和控制村庄公共权力的运作，从而形成为独特的个私业主主政的村庄治理现象。
由此可见，当前永康市农村治理中较普遍地出现个私业主主政的村庄治理现象，是一种区域性的农村治理特色，是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的结果.首先，这是国家构建现代农村经济的产物。如果没有国家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新选择，没有对现代农村经济的重新建构，就不可能有地方经济发展的自主空间，从而不会有永康农村个私工业经济的发达，也不会出现大批个私业主崛起于农村，参与和主政村庄治理的现象。其次，这也是永康市政府和农民群众主动回应国家工业化政策的结果。如果没有永康人从事小五金家庭手工艺的历史传统，没有永康人的创新和开拓精神，不对国家工业化战略做出积极、主动的回应，那么也不会出现永康农村个私非农经济的发展，从而不会有大批的个私业主，不可能出现区域性的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村治理的现象。
3、国家对现代农村基层政治的重构
在中国历史上，农村基层曾经历了长达上千年的封建礼治。自秦朝开始推行郡县制以来，各朝各代虽有一些变革，但基本上保持着秦汉时期的农村基层政治体系。统治者利用农村基层组织系统，依靠乡村豪绅地方、封建伦理及宗族关系，长期维持着对农民群众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盘剥.但是，过去的封建统治一直奉行皇权不下乡。什、伍或保、甲的首长，一般都不是政府官吏，而是由当地推举富户和豪绅担任。农村中的大量社会经济、民间纠纷、文化事业等事务，多由宗族、会、社等民间组织来进行.
辛亥革命后，我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将西方国家的社会自治思想和制度引入了中国，在民国初年兴起了一股农村自治运动的热潮。但是，由于当时农村的封建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政权组织没有被打碎，旧的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宗族、会社组织没有动摇，推行乡村自治缺乏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因此农村自治运动成为了一帮政客在政治舞台上演的一场闹剧。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农村建立了基层党组织，人民政府则建立了农村基层人民政权组织。彻底打碎了旧的农村基层政治组织体系，对过去那些带有浓厚封慈色彩的民间自治组织做了各种限制，这些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如此，农村基层的一切事务都包揽在基层政权组织。人民公社时期更使这种状况发展到了极端。这种全权全能型农村基层政治制度，便于国家对农村的管理，但扼杀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力。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公社制度己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其制度绩效日益递减。
1980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促使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国家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构建了村民自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形式。这种以“四个民主”和“三个自我”为主要内容和目标的群众自治制度，是国家根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对现代农村基层政治的重新建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当今中国农村基层的具体表现。 根据国家建构的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有村民都具有平等地参与村庄治理的权力。特别是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制度设计，几乎排斥了对选民资格的条件限制，凡年满18周岁的本村村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外，都有权竞争村委会领导岗位。这种强调机会均等的平等机制，形式上为每个村民打开了通过民主选举途径进入村庄公共权力组织的大门，事实上为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村民当选村庄领袖，主导和操纵村庄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正是在村民自治的制度环境下，永康市农村的个私业主们陆续凭借其自身拥有的优势社会资源，通过选举进入了村庄公共权力组织，有的当上了村书记、主任，由此形成了一大批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的区域性政治现象。
应当承认，在人民公社体制一下，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垄断所有社会资源，农村基层干部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农民也只是在干部统一指挥下从事生产和生活，缺乏独立利益和自主权力。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乡村精英主要地表现为政治精英，即一些能充分体现政治路线意图的政治典型人物。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富裕受到排斥和批判，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受到批判和打击，所以经济能人和个私业主的崛起没有可能。1980年代以来的分权式农村改革，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获得了管理社区事务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社区和农民个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自主权和内在的利益驱动为农村个私业主的崛起提供了基本条件。
不仅如此，国家的政策支持也为农村个私业主崛起和主政村庄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成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个私经济兴盛的景象，并体现出充满生机的经济增长活力.相应地，农村个私业主在这些农村迅速崛起。对于农村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人们逐渐获得了正确的认识，国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1)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农村和农民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并从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和政策优惠，从而为农村个私非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国家宏观政策使得追求个人财富和经济利益获得了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承认和支持，从而为当下农村社会中排列财富之首的个私业主的崛起提供了制度支撑。(3)提出农村领导人要带领群众致富的新要求。如:党中央将“五个好”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重要目标。并通过宣传媒体和政府表彰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选准一个人，带富一个村”之类能人治理的典范，由此强调能人治理的优越性。永康市党委更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明确地把懂经营、善管理作为选配农村基层干部的重要标准。从而为个私业主参与农村政治生活，入党和进入村庄领导层，执掌村庄公共权力开启了大门.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农村基层政治体制的转换以及中央和地方政策的支持，造就了永康市农村的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的普遍性现象。换句话说，永康市农村出现个私业土主政村庄治理的现象，是国家重新建构现代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结果。
二、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产物
1、农村个私非农经济发展的影响
“任何一种政治社会现象及其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因都深深地潜藏于经济社会之中。”村庄治理作为农村基层政治形式，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如果说家庭承包经营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民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是村民自治产生的内驱力。那么，农村个私非农经济的发展，是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的深层基础。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迁。同顾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最激动人心的现象之一，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第三次农村工业化浪潮。’0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提出了社队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4号文件，明确将社队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开创乡镇企业新局面的历史任务。这一系列决策在政策上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并成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重要转折点。于是，在农村改革的有力推动下，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
基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乡镇企业在自主发展中日益呈现出非均衡特点。乡镇企业发展的非均衡首先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的不平衡。由于受历史、自然、人文因素的综合作用，特别是干部和领导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有可能产生悬殊的差异，这己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永康市的农村区域经济显然受到了历史基因的影响，主要是在传统的家庭小五金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观永康市的农村区域经济，大致呈现为以下主要特点:以个私经济为主体，五金行业为主导产业，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浪潮经济”。为发展特点.
根据我们在4个村庄的调查，改革以前，农村中就存在着一些主要从事五金加工的集体乡镇企业。如:龙村先后办过麻袋厂、五金厂，古村办过五金厂，芝村办过五金厂，花村也办过砖瓦厂。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后，原来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逐渐倒闭或转制，家庭工业和个私性质的商业贩卖活动陆续兴起。到1990年代初，4个村庄的个私企业达到了发展的高潮。随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个私非农经济随永康经济发展的“浪潮”在不断的优胜劣汰中逐步发展。其中一些个私企业逐渐做大做强，成为远近闻名的知名企业。如:古村书记的XY集团等。多数个私企业尽管屡经波折、几度转产，但仍保持在原来的家庭工厂的水平。现在，除花村因其村民创办的几家较大规模企业在村外，因此村庄区域内的个私非农经济相对落后外，其他三个村庄的个私经济，占居了村域经济的绝对土体地位。
伴随着农村个私非农经济的发展，村庄内涌现了一批具有超凡能力，并卓有成效的个私业主，日益成为村庄社会中令人瞩目的新兴精英。这些新兴农村经济精英的崛起，无疑为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提供了人力资源和基本条件。同时，个私非农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村庄治理的经济环境，对村庄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个私非农经济的发展直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村庄公共权力组织能够提供个私非农经济发展必要的公共设施，并尽可能地为企业提供安全保障。第二，个私非农经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农村的封闭性，村民在企业经济往来中扩大了社会交往，接触了村庄之外的多种文明，开阔了视野，导致了农村政治文化的殖变。第三，个私业主在企业经营中逐渐积累了一套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根本不同于传统村庄管理的治村理念。第四，个私非农经济的发展，在村庄社会关系中嵌入了现代性的业缘联系，业缘作为新的纽带成为整合农村社会的重要因素。这些都对原有的村庄治理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要求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创造性的转换村庄治理模式。要求由熟悉个私非农经济发展悄况和内存需要，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和丰富社会资源，懂经营、善管理的个私业主主导村庄治理。
2、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政治的运作既与经济相关，又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密切关联。历史地看，任何一种村庄治理形式总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特别是农村社会成员结构对村庄治理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社会构成呈单一阶级划分状况，广大农民都是均质性的“社员”，儿乎没有什么差别。从1980年代初起，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变迁，农村社会成员出现了急剧分化。其速度之快、涉及之广、变化之深，为中国农村历史上前所未有.急剧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已成为嵌入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变量，对村庄治理尤其是村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过程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求当下的村庄治理作出适应性(或者叫调适性)变革。
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成员分化，集中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的分层，二是横向的分派。这些普遍性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化情况，前面已经有所论述，恕不重复。这里，只是想结合我们在4个村庄的调查，分析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在这些村庄的特殊表现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众所周知，每个劳动者都是在一定的地域和一定的单位里从事着一定的劳动，均内在地包含着三种身份:一是产权身份，即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权力，特别是其所有权和经营权;二是职业身份，即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三是社区身份，即人们工作和生活的社区类别.农民分化说到底就是通过改变其身份而实现的。①正是前面所说的，1980年代以来的农村经济发展，在我们调查的4个村庄集中表现为个私非农经济的迅速崛起，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村庄的经济结构:从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变为以个私经济为主体，以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农业为主变为以分户经营的家庭_〔业为主。随着村庄经济的变迁，绝大多数村庄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发生了身份转变。其中最为突出地表现为:
其一，村庄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非农性的村庄社会成员结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4个村庄的大片耕地先后被征用，目前能够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已经所剩不多。加之，在非农经济发达的永康市，村庄社会成员的农外就业机会较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劳动强度大、比较利益差、社会地位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村庄社会成员纷纷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生产经营。绝大多数村庄社会成员己经改变职业身份，由农业劳动者变为从事二、三产业的非农劳动者。除村庄非农经济相对落后的花村，还有一部分村庄社会成员从事农工兼业，或专业性养殖业外，其他村庄的社会成员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几乎己经绝迹。按照访谈中村民的话说:“村庄里稍聪明一点的人都在办厂，至少搞点家庭小工厂或开个店名类，其他的要么去打工，纯粹种田的人已经没有了。”如此，村庄社会里形成了一个非农性的社会成员结构。一个以工业劳动者为主体，按“二、三、兼业、一”排序的比例关系和职业结构。从而要求村庄治理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和改革。
其二，村庄社会成员的产权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个私业主阶层迅速崛起。如前所述，永康市农村的非农经济主要地是个私经济。我们调查的4个村庄也一样，1980年代以来的村庄经济变迁突出地表现为个私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村庄社会成员从事个私经营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由于永康市相关部门对农村个私经营的管理还不很规范、到位，4个村庄中相当部分个私企业没有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和经营许可证。加之，受永康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浪潮经济”现象的影响，个私企业的发展极不稳定，给统计和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因此，我们在调查中，始终没有得到关于4个村庄个私企业的确切统计数据，只是作者根据访谈资料估计。目前，古村“自己办厂的起码有几十家，开店的也有好几十家。”·龙村仅仅于2005被拆除的小冶炼企业就有110家，村书记指出这还不是村庄经济的支柱产业.芝村大约“有一半的户数是办厂开店的，办的厂规模不大，多数是家庭小厂。”即使是个私非农经济相对落后的花村，几家较大规模的厂办在村外，村内现有家庭工厂10多家。进村调查时，我们还观察到村落内零星散布着数十家大大小小的各种商店。因该村处于城郊，且村庄周围正在进行工业区的开发建设，因此村民根据这一特殊的村庄地理环境，开办了许多菜摊、小吃店、粮油店、杂货店、小型超市，以及各种娱乐场所，甚至电信超市等。总之，个私业主已经占村庄社会成员的相当比例。若根据目前4个村庄的个私企业土要是家庭经营的小企业和小商店，即使象XY集团这样的规模型企业，尽管己经按现代科层制组织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但依然保留着明显的家庭经营色彩，其家庭成员几乎都在本集团内工作，并个个身居要职，控制着集团的核心岗位。从这一实际出发，把个私业主的家庭成员计算在内，那么个私业土人数在没有精确统计的情况下不敢随便称占绝对多数，但应当有理由说己经占相对多数或者说在构成上占主导地位。
不仅如此，个私业主拥有较高收入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在社会地位排序上显然居于村庄社会成员分层结构的上层。个私业主是目前村庄社会成员的最高阶层，无论其收入、还是地位、声望均处于排序中的前列，获得了一致性高地位。
个私业主的崛起，既为其主导乡村治理准备了条件，又对参与和主政村庄治理提出了迫切要求。
其三，村庄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众多派系。家庭经营使村庄社会成员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农村经济变迁及其造成的多元性社会分化使得村庄社成员具有了多样化的利益来源和利益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其复杂、多元的利益关系格局。正是基于这种新的农村社会利益关系，4个村庄的社会成员为着保护和扩大自身利益，以业缘和血缘、亲缘为主要纽带联结成一个个以利益诉求为主要宗旨的派系。出现了若干派系并存于同一村庄场域，彼此竞争的现象。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和扩大派系成员的共同利益，各派系积极谋求村庄公共权力。为了能够保证本派系在村庄公共权力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和最终胜利，各派系往往推举出派系内最有实力的精英为派系领袖或骨干。因此，在现有村庄环境下，个私业主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各派系的领袖和骨干。由此形成了个私业主主导的多派系并存与竞争的社会格局，在此基础上，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的现象。
上述村庄社会成员的分化情况，势必要求村庄治理实现适应性的调整，与变化了的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相匹配.唯其如此，有人认为在已经分化的村庄，“在表面上村民还是一如既往地按照‘村组法’的规置，以村民个人为政治单元、以村民家庭为经济单元来组成村民白治。然而，村民对于村庄性公共事务既不具有同样、同等的言谈能力和左右力;同时，村民在村庄性公共领域中所谓的言谈能力、左右力也显然并不等于村民个人的公共理性能力，甚至主要不与它相关，而是日益与村民个人经济实力相一致。”
不管怎么说，4个村庄社会成员的分化，一方面为个私业主参与村庄政治生活和土政村庄治理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对改革村庄治理体制，建立由个私业主主政的村庄治理模式提出了要求。一句话，在村庄社会成员如此分化背景下，由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3、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
村庄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既以经济为基础，又受文化影响.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变迁，村民群众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村庄治理形成了深刻影响，构成为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的社会文化基础。
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意识形态系统，包括知识、观念、情感、信仰、习俗等众多方面。无疑，1980年代以来的农村社会文化变迁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这里，我们主要选择与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相关的若干面向，做些分析。
第一，阶级斗争意识的逐渐削弱，个私业主获得政治认同。不可否认，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使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国社会发展实现了由革命到建设的根本性转换后，阶级斗争作为成功经验被错误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意识长期指导着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以至造成了文革十年内乱这样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给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人民”在农村里不包括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女。所以，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当初的人民民主、平等、自由均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即地、富、反、坏及其子女不能享受正当的“公民”待遇。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全面纠正冤、假、错案，并摘掉了地、富、反、坏的“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从理论上讲，从此以后，中国农村社会不再以“阶级”标准来衡量村民群众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和社会名声，而是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下充分享有人权。
但是，长期指导中国人民行动的阶级斗争意识的消除并不容易，绝不是几个文件和一项运动就能完成的。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意识还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影响。尽管地、富、反、坏摘了“帽子”，但当改革初期个私经济开始恢复时，就有不少人怀疑和担心“资本主义的复辟”，提出了个私业主是否新生资产阶级等尖锐问题。事实上，由于受历史延续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因素等的影响，率先致富的个私业土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地位一直是社会上争论的焦点之一。诸如个私业主是不是新生资产阶级、能不能入党之类的分歧，伴随着中国改革和个私经济发展的整个进程。
随着个私经济和个私业主的不断发展，实践的事实逐渐引导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个私业主形成了正确的认识，最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积极肯定了个私业主的政治地位，指出个私业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相应地，党和国家的政策从开始禁止个私业主入党到积极鼓励个私业主入党，从当初担心个私业主参与政治生活到鼓励个私业主参与村庄治理，竞选村庄领袖，等等。这些不仅在客观上改变了个私业主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更重要地是在思想观念上逐渐改变了人民对个私业主的看法，形成了对个私业主的观念认同。
在我们调查的永康市，区域经济以个私经济为主体，所以个私业主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地位之类敏感的政治问题，早就向地方党政部门提出了尖锐挑战。较早遭遇个私业土问题
的永康市有关部门及其领导，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迎接挑战，率先进行了私营企业主入党的探索。倡导经济能人担任村庄领袖，建设一支懂管理、善经营的能人型领导班子。选送一批个私企业主和村领导干部到高校培训学习.鼓励个私业主参与政治，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如此，一方面，个私经济发达的永康市，个私业主遥及各地，无论数量还是实力都较大。他们的自身行为影响着广大村民群众的认识，使村民们较早确立了关于个私业主的正确观念。另一方面，政府推行的一系列肯定个私业主的政策和行为，也在客观上左右人们对个私业主的认识，以及个私业主对自身政治角色和社会地位的认识和定位。因此，在永康市农村地区早就形成了社会对个私业主的政治认同，从而为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
第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村民的竞争意识。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以和为贵，倡导彼此之间的谦让，不太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竟争。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经营活动都在严格的计划控制下运作，单位与单位之间、人与人之间没有竞争只有竞赛。19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的理念逐渐渗透到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之中.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竞争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在经营活动中之所以能焕发出巨大的能动性和内驱力，在于通过竞争机制实现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市场经济给予了每一个参与经济交易的主体平等的地位，在市场经济面前人人机会均等.故此，从形式上看，市场经济貌似一种追求平等的机制，但是，由于参与市场交易的经济主体占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能力有所不同，从而势必导致交易结果的不平等.所以，在事实上，市场经济是一种追求不平等的机制。它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强者胜、弱者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一种择优机制。
永康市的农村个私非农经济，一起步就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成长的。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和熏陶，竞争意识日益成为影响村民行为的重要社会文化之一。在竞争意识环境下，拥有比其他村民更多的财富、能力和社会资源的个私业主，在村庄领袖的竟选中取得胜利，成为村庄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也就具有了应然性和合理性。
第三，社会转型改变了村民的贫富观念。历史给中国农村和农民造成的一个事实是:农村的落后、农民的贫穷.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穷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贫穷落后主要地是农村和农民的贫穷落后。故此，二农问题及其解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正是为了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中提出了经济建设的赶超战略和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根据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有起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于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农村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民群众己从根本上改变“越穷越光荣”的传统观念，开始公开、大胆地追求富裕。“富”逐渐成为能力和本领的象征和体现，民众追求的目标。而在以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主导的政绩目标压力下，“不患不均而患寡”实际上己经变成各级政府的共识.如此，在农村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不求均平求富裕”，“穷可耻、富光荣”的贫富观念.新的文化价值为个私业主参与政治，主政村庄治理提供了合法性。
三、社会的期待
1、村民群众的致富期待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没有资本积累的社会。历史上，永康地区的农村居民主要依靠有限的土地，并通过农工互济的方式维持生计，一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简单再生产.人民公社化时期，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体系被组织起来。不可否认，这种农村管理体制严重地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剥夺了农民的自由，导致了农村的贫穷落后，具有显在的弊端。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这种制度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上，保证了一个村庄内部村民之间的平等和公正，农民群众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觉得自己有组织的依靠。
198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和发展，促使农村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和独立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农民群众在获得白由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组织依靠，一切都需要通过自主的努力.特别是在经济目标导向下的农村地方政府和干部，在“不患不均而患寡”的原则指导下，将对农村一f作的领导主要集中于对一部分先富地区和先富群体的关注，而对特别需要关怀的广大弱势群体关心不多。更难以置信地是，地方政府时常“杀贫济富”，通过剥夺广大农民给先富者“锦上添花”。在提倡竞争、追求不平等的市场机制下，在喜富厌贫的地方政府面前，难怪调查中一些村民得出了如下结论:对能人来说，现在的制度比过去的好;对笨人来说，过去的制度比现在的好。
广大农民群众初次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和独立利益，初次面对市场经济，初次接触二、二产业等非农经营等，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能力。迫切期望有人来指导，有组织可依靠.但是在实行村民自治，农村民间自组织缺乏，乡镇政府又无意也无力提供指导的新环境下，村民群众把希望转而寄托在那些经过市场选择和实践考验，村庄内率先致富的经济能人身上。在我们调查的4个村庄，改革以来率先致富的经济能人具体表现为个私业主。村民群众指望着他们能够带领大家致富，因此选举那些既有个人财富和能力，又具有丰富社会关系资源和良好人品，预期能够并能为村庄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的富裕作出贡献的个私业主担任村庄领袖，主政村庄治理.可见，村民群众的致富期待为个私业主主政村庄治理奠定了社会基础。
2、村庄的维权期待
村庄是具有一定地域、资源、人口和公共组织的社会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单元，每个村庄都具有一定的权益。历史上，中国农村的村庄一般实行宗族统治和乡绅治理，由村庄内的豪门望族、乡绅族老执掌村庄公共事务，维护村庄权益，形成了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权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逐渐浸渗到村庄，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对村庄实现政治性的国家整合，冲击了传统的宗族型村庄治理结构，在农村中建立了高度集权、高度统一的行政型权威。无论是村庄权益的维护，还是村庄义务的履行，都由公社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