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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村庄:村庄治理的创新理念
1、企业经营的理念引入村庄治理领域
结构一功能主义认为，组织的功能与组织的结构密切相关。结构是角色的组合，各个组织角色按一定方式形成的结构势必对组织功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个私业主主导的村庄公共权力结构使执掌治村权力的个私业主成为事实上的村庄主政者和领导人，在村庄治理运作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奔或控制着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特别是在村庄治理的规范性和制度化尚不完善的背景下，村庄领袖往往会凭借个人权威在村庄治理运作过程中贯彻自己的理念，“按照我的想法做”。如此，作为村庄主政者的个私业主领袖的治村理念，势必会对其所在村庄的治理理念产生深刻影响。
作为村庄治理的主政者的个私业主领袖的治村理念，并非凭空产生的。他们当选为村庄领袖后，尽管可能会有几天时间的形式主义的岗前培训，但是，除个别外很少有接受系统的相关管理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机会，更何况当下的村庄领袖青少年时代曾经接受的普通教育也不多，因而几乎不可能通过专门的教育培训获取村庄治理的理念。他们的治村理念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学习他人的治村经验，二是自己过去从事企业管理的经验移植。而且作为一个成功的农民企业家，他们对于自身在经营管理个私企业过程中经过摸爬滚打获得的成功经验表示出特别的自恋，从而顺理成章地被移用于村庄治理，构成为其治村理念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基本理念。
土政村庄的个私业主领袖把他们经营和管理企业的那一套做法和经验应用到村庄治理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经营性治理的村治理念，实现了村庄治理理念的创新，并成为个私业主主政村庄区别于传统村庄的一个重要方面。
调查中，许多官员和村民就此谈了自己的观点:
古山镇镇长说:个私业主当村干部会“把企业经营的一套放到村庄中.”有可能乱套.花村联村干部说:“老板治村是好的，但也有不利的地方.老板在厂里是我指使别人，不容人家指使我.现在，一些村民不象厂里的工人，他们不一定能服从.”
花村书记说:个私业主当村庄领袖的优势之一是“可以把管理厂里的那套用到村庄.”
古村书记说:“最起码，(个私业主)观念上与普通老百性不一样.在经济意识上，对一些经济发展、经济纠纷，知道该如何处理，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认识.观念比较超前.还有，做事情不会斤斤计较，比较大方，发展眼光好.”
龙村的阿妙说:u90年代我当主任的时候就提出，农村干部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以前的特色就是陈永贵这样的形象，穿草鞋、裁草帽，一个地道的农民形象.现在农村干部要穿西装、戴领带的形象了，要有眼光，会跑市场.改掉戴草帽、扛锄头、穿草鞋的形象。到一定时候，农村干部还要讲外语咧.我们必须从现在抓起，整个农村干部都是老头、老太，不行的.就像我们厂里的那个老头，他就想着这里可以养鸡，这里可以种南瓜，这里可以种丝瓜，他想的就是这些.”
尽管不同的人由于不同身份和地位，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个私业主主政后，很自然地会把其经营管理企业的理念和经验移植到村庄治理之中，由此势必对村庄治理产生深刻影响。至于其造成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不同的人士还有不同的看法。根据我们的调查，个私业主把企业管理的理念移植到村庄治理中，从村庄治理的实际运作来看，利弊共存。但总体而言，应当是利远远大于弊。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因而受到村民群众的认同。普遍认为个私业主有眼光、能开拓、会打算……，当村庄领袖有独特的优势。
2、经营村庄是村庄治理理念的创新
不管怎么说，经营村庄理念的形成和提出，实现了村庄治理理念的创新，这是不可怀疑的事实。
首先，经营村庄是对企业经营理念的超越。它把按现代科层制结构组织起来的企业的管理办法和经验，具体应用于按以派系为核心的新差序格局组织起来的村庄社会;把经营企业过程中积累的经济管理经验，用之于村庄治理的公共管理;把等级明显、角色分明的企业管理，移植到强调平等、自主，角色错杂的村民白治。这无疑是一种超越，必然会遇到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需要村庄的主政者在理念上做出必要的适应性调整。
其次，经营村庄是村庄治理理念的伟大革命。村庄是一个复合性的社会共同体，村庄治理内在地包括了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社会生活管理等诸多方面。在过去，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村庄是行政组织的末梢。村庄治理主要表现为依靠和争取上级的支持，贯彻和落实上级的命令.因而形成了一套以“等、靠、要”为基础，以完成任务争先进为土要目标，讲速度但不求效益等构成的治理理念。1980年代以来，国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成为了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和村民白治，要求村庄和村民实现自我教育、白我服务、白我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政策环境下，经营村庄理念主张依靠对村庄的经营实现自我发展，借助经营方式实现自我服务，通过村庄经营的实践实现自我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过去习惯于遵循行政命令，按上级指杀办事;只知服从，不懂创造;强调奉献社会，牺牲自我.今天致富无路、发展无路的村庄和村民，无疑会造成强烈的观念冲击，给农村治理带来一股清新的思想之风，促进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思想解放。
再次，经营村庄是村庄治理理念的重大转换。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管理科学等相联系，具有丰富的现代性因素。这种现代管理理念引入农村治理，势必会冲击治村观念，打破传统的村庄治理理念，促使治村观念的根本性改变，形成一系列的村庄治理新观念。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现阶段村庄治理运作中，体现经营村庄理念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1)投资增值的观念。传统的村庄是一个血缘性社会共同体，村庄的治理主要为国家提供捐税，维持共同体的安全和秩序，致富和发展是各家各户的事情。在村民自治的新政策环境下，个私业主村庄领袖开始把村庄作为一个类似于企业的法人实体，对村集体所拥有土地等经济资源进行投资开发，以实现集体经济的资产增值和村庄的经营性发展。
(2)成本核算的观念.过去，村庄治理仰仗“等、靠、要”，不求经济效益，不太需要考虑成本花费之类的问题.个私业主主政后，将企业的成本核算和追求经济效益的一套移植到了村庄管理中。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进行成本核算的观念，开始懂得了成本一收益分析的重要意义，村庄治理变成为一个精打细算的运作过程。
(3)利益观。弃利求义是中国的传统价值取向，所以乡村治理中历来不主张利益的追求。个私业主主政后，适应当代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在村庄管理中强调了利益的作用。他们深知村民是理性的行动者，利益对于调动村民群众积极性具有特殊功能，开始探索和运用利益诱导和利益激励机制.他们依靠利益纽带实现社会联结，组织非社团性利益集团—派系，借助利益杠杆实施公共决策和管理，通过利益分配达到村庄内部的协调和稳定。
(4)竞争意识。相安无事、和谐共生、和合为贵等是传统中国社会倡导的主流文化导向。所以，在农村中尽管存在着普遍的攀比，但一般不太主张竞争。而企业是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个私业主主政后，村庄公共场域中也主张竞争，实现能者胜的游戏规则。允许和倡导村民之间的竞争、干部之间的竞争、派系之间的竞争。通过竞争实现自身价值，通过竞争提升自己地位，通过竞争增强组织和村庄的活力。
(5)规范意识.传统的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联，由此形成了复杂的“情面”。“面子”成为嵌入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公共权力运作的规范形成冲击。而当今中国发展的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法制经济，要求企业的运行符合国家法律和行业规范。同时，现代企业管理也要求企业管理者和职工按章办事，遵守企业纪律和操作规程。个私业主将这一套理念引入村庄治理，提高了村庄治理运作中的规范意识。
(6)机遇意识。经济市场复杂多变，要求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机遇意识，懂得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捕捉企业发展的机遇。个私业主将机遇意识移植到村庄治理中，主张村庄领袖应当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有利发展机遇，把机遇视为村庄发展千载难逢、时不再来的机会；努力借助出现的机遇实现村庄的自我发展。
二、社会理性:个私业主的竞选行为
村庄治理包含着村庄领袖的选择、公共事务的决策、公共决策的执行、公共权力的监督等环节。成为村庄主政者，是个私业主经营和治理村庄的首要前提.因此，个私业主在经营村庄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手段和方式获得村民群众的认同，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村庄领袖。周炳泉等人曾经对浙江的“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做过一项调查，在学界和政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根据他们的调查，“先富群体”参与“村官”竞选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走上层路线，即通过影响村党支部或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等来实现当选的意图;二是走下层路线，即依靠村民的支持而当选。他们参与竟选的具体操作方式主要有捐赠、承诺、采用经济公关、走家串户、请客吃饭、成立竞选班子有组织地开展游说和拉票活动.我们在永康的调查发现，个私业主竞选行为具有相似性，他们凭借自身拥有的特殊资源，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关系资源，选择恰当的参与方式和合理的行动策略争取村民群众的认同，当选为村庄领袖。主要表现在:
1、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参与竞选
不可否认，现阶段永康的村庄领袖选举，事实已经成为村落场域内最为激烈的博弈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讲，村庄选举是一场实力的较量.其中金钱在选举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尽管国家的相关法律以及村庄的选举办法都没有对村庄领袖竞选者的财产和收入做出限定，俱实际的竞选过程需要竞选者支付相当的成本，要求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个私业主正是凭借白身雄厚的经济实力，采取一系列以金钱为基础的竞选策略，在竞选中获得比较优势。
其一，合法的捐赠。伴随着经济因素介入和影响村庄领袖选举，捐赠逐渐成为个私业主参与竞选的一种新形式和新现象。对此，本人在几年前就有过关注。为防止竞选者承诺捐赠造成选举不公，给选举过程带来不利影响。永康市相关部门在选举前已经做了相应规定，对竞选者的捐蹭行为作了限制。比如:在永康市相关部门的文件精神指导下制定的《龙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7条明确规定:“选举期间，不得以捐赠承诺的形式参与竞选，不得向选民个人捐赠钱物”。正是由于有相应的制度规制，在我们调查的4个村，竞选期间的确没有发生捐赠行为。
不过，相当部分竞选村庄领袖的个私业主巧妙地选择了恰当的规避制度的策略，早早地在选举前就实施捐赠。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非村庄领袖的个私业主在参与竞选之前实施捐赠;另一种在任村干部在换届选举前做出捐赠行为。这样，一方面不违背相关制度规定:另一方面，可以很自然地借以获取“好人”的名声，形塑个人的人格魅力，博得村民群众的赞同，以实现当选或连选连任的目的。
永康的个私业主所做的此类可标可榜的光荣事迹不胜枚举，调查的每个村庄里，特别是主要村庄领袖都有他们值得荣耀的捐赠行为。
龙村的阿妙1991年当选为村委主任，后来长期连任副书记。1990年他向学校捐赠了数千元。为此，永康市政府特地颁发了“捐资兴学，千古流芳”的牌匾以示表彰。在村老年协会成立时，还不是村干部的他主动慷慨解囊捐赠了电视机等。后来每年都给村老年协会送茶叶，并给予适当捐款。
类似事例在我们调查的4个村庄很多，这里列举若干:
龙村书记兼主任阿阳连任多届.按规定其一年的工资是12000元，但他只拿一 半并转而捐赠给村老年协会.老年协会在春节时组织迎龙灯，他承担了10000多元费用.此外，镇政府要求村民全部加入医疗保险，有些村民经济困难，他主动垫付了2000多元.
花村主任阿舒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在当选为村主任前曾多次捐款建设村庄公共事业，仅为村庄修水泥路就捐款10多万元.同时，经常给困难村民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上任后，又经常由个人支付村庄公共管理的费用，私人出资雇人做村务联络员等.
花村书记阿平当选书记前，也为村庄修水泥路捐赠了数万元，为修族语捐款上万元.上任后，也经常为村庄管理承担一些开支.与主任取得一致，两人的误工补贴委托专人保 管，每年每人再出资几千元，建立基金，专门用于救济村里的贫困家庭，考敬村中困难老人，奖励优秀学生等.
古村书记阿济捐赠当地的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等总计数百万元.村庄的公 共活动大多由其企业提供场所.
芝村书记阿森每次开会都自己构腰包买水果、零食.党员、干部出去考察，时常和几位办厂、经商，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干部一起捐助.当书记的误工补贴都用于资助人.他儿子30岁的时候不摆酒，把1万元钱捐助给了老年协会.他主张村干部要发扬“倒贴精神”，为人民服务要贴得起.据村民反映，他个人一年倒贴万把元是常有的事.
与其它地方村委会选举中的承诺捐赠行为相比①，永康的个私业主的捐赠行为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他们的捐赠行为不是发生在选举期间，而是发生在选举前。事实上，许多村民并不赞同在选举期间的捐赠行为，认为那是一种以金钱换政治的“买官”行为:其次，捐赠行为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本次选举，而是重在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以获得更多村民的支持与认同。
不过，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某些个私业主的捐赠行为，其本来的主观意图并非为了竞选目的，但客观上它能起到提高个人威望，烹得村民认同，为当选或连任莫定基础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相当部分选举前发生的捐赠行为确实并摧简单地为了做好人好事，而是意在竞选。
其二，巧妙的请客。请客送礼可以说是各地农村选举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竞选方式，对此有关制度己经做出了明确限制，在选举事件的处理中时常被视为贿选行为.在调查中，除拉票时递根烟之类的“常事”外，我们很少听到候选人请客送礼的说法。不过，为避免形成与国家制度的对抗，以及选举期间直接请客送礼可能会在村民中呈现“过于直接、过于明显”的拉票动机，引起不满而造成逆反效果，精明的个私业主们陆续设计出了一系列巧妙的请客策略:
(1)当选请客。在永康，较普遍地出现了一种其他地方很少见的现象，即某人当选为村干部后，甚至是加入有机会参与村庄公共决策的中国共产党等，需要请客。
古村过去当选村干部后习惯上在一定范围内请客，在最近一届村委会选举后，当选的村委会成员，除一般性的请客外，还个人出资给全村每个选民发了50元钱。
龙村新当选的5位村委会成员也个人出资4万多元，给全村每个选民发放了30元“彩头”，以示谢意。当选的村支委成员则个人筹资1万元，购买礼品分发给参加选举的党员。
芝村有村民反映，在该村甚至是入党也得请客。如:应某入党时，拿出3000元，给参加“两推”的人员每人送了一床毛毯，党内讨论通过后再给每个党员送一床毛毯。
尽管法律和规章均未对竞选村干部和入党设置财产条件，但请客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后，无形中为竞争设置了门槛，实质起到了“无钱免进”的作用。访谈中，有村民指出:“他家有钱，出一点是没关系的.我是这样想的，好象发到人头上的只有几块钱，他要拿出一大笔哦!要竞争，有些拿不出那些钱来的就不要当那个干部了?你说呢?拿不出，你就不要当了，好象没钱的人就不要当干部。现在实行有钱的人当干部，这样子分钱的话，就是这样的。”
当选后请客并不是竞选者在选举中做出的承诺，当选以后也可以不请客。但是，在这种约定俗成的选举环境中，侮个选民都有一种心理期待，把选举后的请客看作是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旦当选者没有兑现，他的信誉与支持率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每位当选者都会“不惜重金安抚选民”.
(2)公客私请。在我们调查的4个村庄，村三委干部开会时，找理由要某人请客吃饭之类的事是常有的，经商办厂的个私业主们把这只是看作“大家开开心，玩玩的。家里有企业无所谓。”甚至村庄公共活动和必要交往中的正常招待，时常也是村干部个人主动承担费用。在古村则明确规定，村集体招待客人的费用由相关干部个人承担.这些请客行为，对于有钱的个私业主而言，确实是“小意思”、“看不到的”、“无所谓”、“没关系”，但对于无钱或少钱的村民来说，则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可能会在竞选路上望而却步。
(3)单位请客。选举时候选人不能请客，但没有规定候选人的公司和单位在选举期间不能请客。因此参与竞选的个私业主往往会借用单位业务往来之类的名义，由公司出面实施变相的请客行为，“沟通感情”，以此在竞选中获得“人无我有”的比较优势。这看似企业行为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依托业务中的人情往来寻求支持。用竞选者的话说:“请客吃饭不是明上的，一般选民并不能看出其中的奥秘。”
其三，合理的递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遇见熟人或客人，有事求人等先递支烟，这是人际交往最正常不过的礼节，谁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胜认定其为贿选。然而，即使这种正常的人际交往礼仪形式，也被个私业主“改造”成为竞选村官时的重要“经济公关”手段。
按照中国农村社会交往的习惯，在拉票的过程中，递香烟的礼节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其中也有特殊的奥妙。比如:你递什么档次的烟。全村上千选民，按村民们的说法，不少竞选者为拉票前前后后要跑三圈，香烟的使用量不是一个小数目。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个私业主就在香烟档次上做起了竞争文章，以取得竞争优势。在拉票走动中他们使用了“利群”、“大红鹰”，①甚至“中华”等较高档次的香烟。因此仅香烟一项的开支就构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竞选成本。访谈中，有村民说:“要当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就得经济投资。香烟要到位才好讲话唆!(一般老百姓)香烟都买不起，农民舍不得花这钱。”
2、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资源参与竞选
同普通村民相比，个私业主拥有特殊的社会关系资源，主要表现为:(1)业主与职工之间的雇佣关系;(2)企业经营中积累的业务交往关系;(3)企业运作中开拓的社会关系。
这些基于企业经营管理而形成的现代性社会关联，成为了个私业主用以竞选的重要社会资本。
雇佣关系是个私企业中最基本的关系。个私业主与受雇于本企业的员工之间形成雇主与雇工、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个私业主决定着员工的待遇与福利。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过剩，村民就业困难的当今中国农村，员工与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依附关系，员工更多地有求于老板。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关系，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个私业主充分利用自身的雇主和领导身份，通过各种机会和途径，向企业员工表明自己要参与村庄领袖竞选的态度与决心，要求并采取相应的刺激措施动员员工支持其竞选。调查表明，不少个私业主巧妙地借助这种利益关系进行竞选，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对策，进行情感技资。诸如:提早发放工资，增加请假次数，改善员工办工条件或住宿条件，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借款给员工，亲自探望因工受伤或生病的员工，为员工举办生日晚会，参加员工家中的红白喜事等.由此加深与员工情感，争取到本村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选票，并借助员工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竞选舆论，还可以利用员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动员亲朋好友支持其竟选。
通过企业经营中发生的业务关系，动员原料提供商、配件加工企业、产品经销商及其员工支持自己参与竞选。个私业主利用这种企业经营中结成的业缘联系，形成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动员相关企业的老板和员工等支持自己或自己拥护的候选人竞选，并通过他们的业务关系、家庭关系动员和争取相关村民的支持.如:古村书记的XY集团，其配件生产企业就达100多家，其中在本镇有10多家，本村有5家，形成了强大的关系网。在现任村三委15名成员中，除其本人任书记之外，有3人是其配件生产企业的个私业主，1人为XY集团职工，还有1位是其侄媳妇、集团副总裁的妻子。又如:龙村的某公司与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有业务关系，该企业主就动员市外贸公司的职工发动在本村的亲朋好友支持自己竞选。该外贸公司经理是本村人，其父母还在村庄里生活。他父亲告诉我们说:“我儿子(与那企业是)有业务关系的。他打电话来说:不管几张票你都选他，这是业务关系、利益关系。”
在企业经营和运作过程中，业主们难免要与各类人员发生了关系，由此结成了一张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个私业主常常会以黑白两道都走得通而自豪。特别是与政府及其官员的广泛联系，是当下村庄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源.如前所述，广泛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是村庄领袖获得民众认同的重要个人因素。因此，呈现自己的社会关系资源，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争取村民群众的认同，成为了个私业土较多使用的一种竞选策略。如:芝村书记及其企业总计有4辆小车。一辆宝马，两辆奥迪，还有一辆工具车。4辆车子使用同一个车牌号码，以此显示其社会关系资源。花村书记阿平在当选后所做的承诺中，反复表示要用自己的钱和社会关系为村庄办成儿件大的实事。
3、运用上门游说的“推销”方式竞选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非农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社会开放性和社会成员流动性增大。象永康这样个私非农经济发达的乡村社会，已不再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村庄内出现了许多知其名而不识其人、相见不相识之类的社会成员。部分个私业主年纪青青就外出经商办厂，除了过年过节，很少回到村庄。加之，从事个私经营，村民整天在各自的企业里工作，彼此之间很少发生联系。由于休闲时间少，参与血缘家族和邻里朋友的日常礼仪性人情交往也逐渐减少。村庄社会共同体其实已经演变为一个半熟人社会。随着村庄社会性质的转变，村民之间的接触机会和信息交流减少，知晓度降低。即便是有名的“大老板”，也不一定所有的村民都认识。在调查中，花村主任阿舒就谈到这一问题。他在花村捐资兴修水泥路，每年初一花上万元钱到村里放烟花，时常出资接济贫困村民等，在村民中应该算得上赫赫有名.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未曾与其谋面，识“菩萨”真面目。他当选为村委主任后，专门有人跑到会场来看看阿舒是什么样子的。
在半熟人社会环境中，参与竞选的个私业主们认识到了让选民了解自己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相应对策。他们把企业经营中的市场营销理念应用到村干部竞选中，由妻子、父母以及亲朋好友组成“竞选委员会”，分工合作，责任明确，把自己“推销”给村民群众。竞选活动被视作企业经营中的产品销售行为，为能实现“推销”自己的目的，要求其竞选帮手想方设法“敲开选民家门”，向村民进行游说。个私业主的竞选游说具体表现为:
(1)向村民介绍个人情况。竞选宣传员或者说游说人向村民介绍竞选人的基本情况，以便村民了解竞选者的实力，担任村干部的能力，以及可能给村民带来的利益.一些年轻的竞选者在介绍自己时，往往要先报父亲的名号，再介绍自己，以便让村民更好地认识竞选者.比如:龙村的一位竞选者为了能让选民在投票时正确书写自己的名字，还特地印制并向村民发放了写有自己姓名、头衔和联系方式的名片。当我们在调查时问一位村干部:“你竞选时有没有拉票?”他回答说:“拉票肯定拉的。同一个村的人，有时人是认得到的，但名字都不知道。必须去讲一下的，不讲他们就不知道。这个拉票是正常的.我父亲认识很多人，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我一直在外面，不了解我的人很多。这样去说一下，也有好处的。”
(2)表明参与竞选的态度与愿望。自我介绍仅仅是个铺垫，表明自己参与竞选的态度与愿望才是游说的真正目的所在。首先，向村民表明白己本次竞选的职务;其次，表明白己参与竞选的决心，在选民面前展示必胜的信念。传达一种类似“你选我是对的”信息; 最后，恳求选民支持自己，投自己一票。
(3)创业承诺。目前，永康市农村的选举办法中，还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组织候选人进行竞选演说的程序，因此候选人没有机会在群众面前公开阐述自己的治村设想等.于是，游说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竞选者的治理理念和治村方案介绍给村民，以获得选民的支持与信任。访谈中，不少村民都说到，游说者特别是竞选者都会向你承诺:“如果他选上了，他要为村里做多少好事，没有说对你有什么好处的.一般都上门来做承诺，打电话的也有的，基本上都会说一下的。”
4、借助派系力里参与竞选
在现阶段的永康，派系逐渐成为构建农村社会关系的组织核心沁派系竞争浸透到了农村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村干部选举中，派系竞争表现得特别突出。为保护和扩大派系成员的共同利益，必须在村庄公共权力分配中争取有利地位.为此，村庄内的各个派系首先会进行派内筛选，推选出本派最有实力的人，参与村干部选举中的竞争。村民普遍认为，一个连家都管不好，自己都富不起来的人，不可能把村庄治理好，更不可能带领村民致富.因此，各派往往会把那些懂经营、善管理，率先致富，又具有广泛社会关系资源和较高威望的个私业主作为最佳人选，代表本派系参与竞选。有意思的是，相当部分竞选人恰巧是各派系的领头人或骨干。唯其如此，参与竞选的个私业主顺理成章地会借助派系的力量开展竞选活动，通过派系内成员的联合作用获得更多的选票。
调查中，干部和群众都不否认村干部选举中的派系因素，认为派系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公开化，派系竞争的技能也随之日益提高。在各村之间，派系竞争所不同的主要是:一是派系结构不同;二是联结派系的主要纽带有所差异，有的以现代性的业缘为主、有的以传统的血缘为主。如:龙村主要以房头为纽带形成了4个派系。有的村民说:每届选举本派至少要有一人进入村级班子.在新一届村委会选举中，阿富之所以能够在多届未能选出村委主任的古村，在第一轮就以过半数的理想票当选为村委主任.书记阿济认为，与派系力量的支持密切相关。当我们问及阿富为何能够在第一轮就当选村主任时，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观念，对上届主任不太满意，就想换人;再一个，阿富整个家族在我们村比较大，他兄弟的公司也是永康的纳税大户，他自己办厂也很不错:还有一个，他比较豪爽;老百姓怕干部贪，认为阿富自己条件好，不至于贪;据我分析，他特别冒出来的一个原因是家庭的因素。ZD和XL都是大企业，实力相当，兄弟都比较多。" ZD公司的老板己经当选为永康市人大代表，实力相当的XL公司及其家族势力也希望自己的派系获得相当的政治地位。XL公司的老板自己又不想当村干部，故推举其兄弟阿富出来竞选村主任，并一举成功。
总之，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和经营者，个私业主把企业的经营理念融入到竟选活动之中，强调营销、舍得投入、依靠合作、讲求策略，以经济实力和理念上的优势获取竞争优势。
从理性主义的经济理性视角看，永康的个私业主竞选村庄领袖的行为充满了非理性。其实，个私业主是典型的理性人，他们的竞选活动也是极其理性的行为。不过，个私业主竞选行为中所表现的理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理性，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理性。它不是以近期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主要地以更长远的经济利益和更广泛的总体利益为目标.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竞选村干部看作是一种经营行为，是对村庄领袖职位的投资，是看准其预期收益而做的风险投资。
个私业主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在参选时都要权衡相关的代价与酬赏，相关的代价不仅包括参选要花的时间、精力和财物，也包括一旦当选后因担任相应职务要花费的时间、精力以及因工作而得罪村民而在人际关系方面付出的成本，有的还包括因担任村干部而失去经商致富的机会成本。”①担任村干部所能取得的误工补贴，在我们调查的4个村庄，都只有每年几千元，最多也就一万多元。按他们的说法:“电话费都不够”。村民们也普遍地认同:个私业主自己办厂有钱，很少有通过当村干部而从村集体谋取钱财的企图。但事实是有许多个私业主热衷于竞争村干部职位，甚至是村民代表。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个私业主进入村干部的竞争，“选举中的竞争一届比一届激烈。”究竞是什么促使个私业主对当村干部如此趋之若鹜呢?事实上，这并非什么令人费解的现象。个私业主是自利的人，但利益不只是眼前的，也不仅仅是物质的、经济的。人有多层次的需要，个私业主实质是一个社会理性人。他们竞选村干部，目的主要不在于从村干部职务上获得较高收入或从村集体谋取个人私利，而是以下主要方面:
第一，获取间接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如果说，从眼前的经济利益来计算，个私业主竞选村干部肯定是得不偿失。三年任期的收入还不及竞选时的投入，更无须计算任职所需要的开支。但是，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当村干部可能为其带来许多间接的和长远的经济收益。比如:当村干部与乡镇、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有较多的接触机会，可以趁机积累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源，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为企业建立一种社会关系保护网，争取相对安全的经营和发展环境，扩大企业的发展空间。调查中，不少人认为:“当村干部能够结识方方面面的人，企业办事可能会方便些。”又如:当村干部后，在村庄里的地位和威望相应提高，企业扩大规模需要用地等，可能也会有所倾斜;可以在村治运作中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为企业发展带来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有利的人际关系。如此，在企业生产与村庄权力之间架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把企业的资金投向村庄或村民获取村庄公共权力，再用村庄的公共权力促进和扩大企业的再生产。间接的、长远的预期经济收益，成为了个私业主谋求村干部职位的重要目标。
第二，提高政治地位.198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成员发生了多元性的流动和分层。在农村社会成员的经济分化过程中，个私业主逐渐上升到农村社会成员中的最高层次，成为收入分层中的上层。实证研究反复证实了这一点。永康的个私业主确实也属农村中收入最高的富人阶层。但是，个私业主的政治地位因种种原因还没有与其经济地位实现同步提升，从而造成了农村个私业主的经济地位排序与政治地位排序明显不在同一层级的地位不一致现象.所有地位不一致的社会成员都一样，希望保持自己原有的优势地位不变，同时改变和提升自己的不利地位，实现多种地位的一致。个私业主也希望一方面保持自己经济上的高地位，另一方面改变自己相对较低的政治地位，使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在最高层次达到一致和平衡。因此，个私业主表现出特别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然而，在当前政治体系只对个私业主有选择地实行有限性开放的前提下，难以谋求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代议性政治角色的个私业主，更多地将提高政治地位的希望寄托在谋取村庄领袖职位上。为此，个私业主们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实力，策略性地选择了各种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切入点和路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村庄中最大的老板可能直接谋求市、省甚至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之类国家组织的代议性政治角色。如:古村书记身上有许多政治光环，自己是省级党代表、市级人大代表，其弟XY集团总裁为全国人大代表。故此，当地的一些地方干部和村民戏称阿济为“国哥”(意指全国人大代表的哥哥)，其本人也以此为荣。村书记是人家要他当的，而非自己想当。芝村的阿天，是永康排名前十位的TX集团的老板，现为永康市人大副主席。古村的ZD实业有限公司的老板，自己也不想当村官，而以代交全选区的农业税的承诺，得到村民群众的拥护，当选为市人大代表。
较大的个私业主积极竞选村书记、村主任，有的在此基础上谋求国家组织的代议性政治角色。典型的如龙村的阿阳，是纳税数百万的一家链条厂老板。花村书记阿平、芝英村书记兼主任阿森、古村主任阿富等都是有相当规模企业的个私业主。
较小的个私业主则更多地倾向竞争村三委一般干部的职位，或者担任村民代表和入党等。如:龙村的村民代表换届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村委会选举。在最近一次村民代表换届选举中有50多人参与竞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个私业主。他们觉得自己在村庄里名声不大，参加村委会竞选胜算的可能性不大，竞选村民代表更有把握。不管职务高低，先进村庄公共权力组织，可以在村里露露脸，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村庄治理活动，积累一定工作经验与社会资源，为以后竞选村庄领袖做准备。当村民代表还可以优先发展为中共党员，借以提升白己的政治地位。据该村党支部副书记阿妙介绍，龙村每年可以发展5个党员，培养对象主要是从村委会或村民代表中选择.从历届村委会成员来看，村委委员总共5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党员，因此发展的名额大多从村民代表中产生。
第三，满足多层次的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当一个的较低层次需求获得满足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个私业主在经商办厂中赚了不少钱，拥有了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财富和经济基础，以及事业成功的成就感，因此他们开始迫求其他的需求。比如:通过当选为村庄领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担任村干部做出治村成绩，获得村民群众的认同，流芳百世。不少村民指出:“有些人钱多了，就喜欢在名誉方面有所要求;当村干部后，能为村里办点事，办好了事情，能流芳百世。”事实上，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参与政治本身也是人的一种特殊需求.正如阿尔蒙德所分析的那样:“能够有效地参与政治决策的人，会得到一种政治功效感、影响感或尊严感。凡是把自我表达和成就上的满足置于人类各级需求的范围时，人类就必须承认这些满足对许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当政治参与能够增强人们在这方面的满足时，我们就必须给政治参与以政治产品的地位，即使那些未能实现自我特定政策目标的人，也会因为自己曾经作过一番努力或因为获得了政治领导人的反应和注意而感到满足。”调查中，一些竞选者表示:“竞选村干部也没什么，自己也不清楚到底为了什么。主要是想:当了村干部后，能够有更多接触和了解村庄事务的机会，可以参与村庄事务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会有更多的知情权，知道村里的情况多一些。”
三、投资增值:村庄经营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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