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号到8月14号，笔者坐火车到郑州，转开封，过106国道，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河南省开封县府君寺村。1998年村庄铺的柏油路，至今并无坑坑洼洼；2003年，路两旁种植的杨柳，今年已经有碗口粗了，树阴遮住了道路，走在路上，甚是阴凉；放眼看去，天地里的柳树，一行一行的甚是壮观，2001年，村民退耕换林，防风固沙，如今已明显见效，风沙已不再肆虐。

这两年，村庄变化真是大，原来想不敢想的事，今天都发生了。1997年，一个曹姓村民家安装了电话，如今9年过去，村中70%的家庭，都已用上了电话；2001年，村中开始有村民用手机，如今，手机快成了必需品，出外打工的人，几乎人手一部；2002年，村民把出来打工看作“浪荡”、“不务正业”，一个王姓小伙因为在外打工，3年没回家，家中父母不理解的说就当没生这个孩子，而如今，打工已成了年轻人的第一选择，只要学校毕业了，就找门路出去，甚至有几乎村民全家都出外谋生了；2003年夏天，笔者回家，村民三五一群，七八一伴的围坐在一起，打牌的打牌，打麻将的打麻将，而如今，打牌的消失了，打麻将的没有了，村民都有了自己的活干；2002年以前，没有男人，农业生产是无法完成的，耕种、收割等重活，仅靠妇女无法完成，而如今，地里面劳动的，80%都是妇女，收割机、播种机代替了锄头、镰刀，男人可以放心出去了。

农村的生活，跟都市的生活习惯相差颇大，为了下地干活，村民早上五点就起床，干活到上午九点半左右，回家一直休息到下午五点，而后下地干活到晚上七点半，洗洗刷刷，随便吃点东西，九点半左右就睡觉。

笔者之所以选择这里做调研，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对这里的熟悉，熟悉的优势也许恰恰是我的劣势，由于我的熟悉，极有可能让我带着形成的“观念”和感情因素，来观察这里的一切。但在调查过程中，我将力图避免已有观念和感情因素的影响，极大地发挥熟悉的优势，减少熟悉的劣势。

一、村庄概况

府君寺村位于开封县袁坊乡政府东北角的6公里处，东与刘店乡的滕庄村接壤，南与米厂村、徐窑村毗邻，西与王段庄村交界，北隔黄河与封丘相望，属于黄河高滩区，村庄属于典型的华北集聚村庄。村庄现有村民1800多人，面积1.7平方千米，耕地面积3400多亩，辖7个生产小组。

传说早在宋代，就有几户人家居住在黄河滩中，因该村所处杂草之中，人们就给这村起名为草场村。后来，由于黄河河道南移，该村也随之南迁，与封丘的曹岗隔河相对，成了有名的曹岗渡口。乾隆年间，皇帝下江南，路过此地，当时该村有个小庙，乾隆就封此庙为府君寺，这个名字也渐渐成了村庄的代号。府君寺村也名扬当地。后来，外来逃荒的人们越来越多的停住在该村，使该村的人口慢慢多了起来，形成了村落。文革期间，由于翻淤压沙搞的红火，县委又把该村更名为红林村。80年代，该村又复名为府君寺。建国初期，府君寺村属米厂村委的一个自然村，文革时期成为行政村至今。

村庄北靠黄河，却无法利用黄河的水资源，却是有名的黄沙区，从前沙尘满天，庄稼多半被风刮死，或者旱死，农业产量极低。60年代初，该村群众在大队领导的带领下，田间移栽了一行行柳树，本地人称为“柳棵”（liu kuo），控制了黄沙。接着，在当时县委副书记王道震的亲自坐阵指挥下，群众掀起了平整土地、翻淤压沙的高潮，使田间耕地逐渐平整，方便了村民的耕种。同时，集资在黄河岸边建起了80千瓦的提灌站和50千瓦的机灌站，修挖了河道，对全村部分地块儿进行了翻淤压沙工程，使村中土质得到改良，也因此，每年以花生、高粱、玉米为主，几乎不种小麦的一年一收耕作模式，逐渐变成了一年两季的耕作模式。加之河道硬化、打井配套，使大部分耕地能够灌溉，农业产量有了明显提高，群众的温饱基本得到解决。

除了农业，府君寺村还有一项本地的加工业——旋木，旋木业最早起源于五六十年代，一个逃难者，被一家王姓村民收留，逃难者就把这一项技术活，交给了村民王玉章，此后学徒逐渐多了起来。90年代后，开始繁荣，经济效益相当可观，村民生产的衣架、脸盆架等销往全国各地。但今年调查时，原来90多家的旋木农户，减少为30多家。村民反应，现在旋木的原材料供不应求，价格涨了一倍之，很多旋木户因为利润的缩减而退出。旋木业的发展，吸引了村庄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很多年轻人初中毕业后，就从事这一行业。

村子目前的交通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1989年之前，村子极其闭塞，村民外出大都步行，据村民介绍，步行走四五十里到市里是经常的事情，要到黄河以北，可以乘轮渡，毕竟村子有当时有名的草场渡口。1989年10月，代号为“106”、北京至广东的国道建成通车，连接黄河南北的开封黄河大桥建成，这才大大方便了村民的交通。1998年，黄河河务局为了方便勘测汛情，修建了一条北至黄河边，南与米厂村公路相接的公路，村中的土路消失了，村民不再惧怕雨天道路泥泞难行，晴天尘土飞沙扑面了，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从2002年开始，每天早晚都有一趟来自开封县的公交车，村民要到县城已极为方便。

二、村庄印象

2001年上大学到现在，每年在家只待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村庄的很多事情都已经陌生，每次跟儿时的玩伴讲起一些有趣的事情，他总是愣一下，然后提醒我说，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看来，我对村庄的记忆，还保留在从前。此次回家，带着自己学的理论知识，想着自己的专题，我仔细观察目前村庄的人和事，感触颇多。

（一）人数少了

人变少了，并不是说村庄的总体社会人口变少了，而是待在村子里的人口变少了。这种

少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年轻人少了；一是男人少了。

1、  年轻人少了。

年轻人确实是少了。笔者回想起90年代时，那时每到晚上，年轻人一伙一伙的在村里村外溜达，还时不时听说相互打架斗殴之事，而现在的夜晚，村里安静了许多。村中15岁以上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打工的地点遍布全国，新疆、甘肃、江苏、河南等都有村民的身影，村民去的最多的地点还是深圳、东莞等地。一个年轻人给我介绍说，就深圳一个地方，他知道的就有二十个左右的本村年轻人在一起。

笔者随意采访了几个村里的中年人，根据他们的介绍，笔者总结了出去打工的原因：1、让年轻人应该出去锻炼一下，见一下世面，毕竟现在与城市、与市场的距离已经如此之近；2、旋木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很多村民也认为旋木没有前途；3、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出去挣钱，年轻人的工资大都在1000元左右。但据笔者所调查，虽说目的是除出去挣钱，但能不能达到目的要看性别和个人，女孩子往往能够存的住，而男孩子往往存不住，严重的还要靠家里接济，懂得节俭的往往能够存的住，花钱无度者往往入不敷出。

年轻人出去打工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利村的好事，国家吸纳了剩余劳动力，村民赚了劳务工资，村子有了积累，村民生活可变得更好，发展就会更快。但笔者对未来的农业生产存在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没有干过农活，或者根本不愿意干农活，农业在他们眼里是又脏又累又没有前途的职业。但按照现在的状况，因为他们从事大都是简单的操作，提升空间并不大，打工者返乡是不可避免的，将来从事农业是情理之中的。但当已经习惯了都市的生活后，他们还会心甘情愿从事农业吗？会不会不愿返乡，而成为都市流浪者呢？但愿笔者只是杞人忧天。

2、中年男人少了

中年男人也确实少了。挨家挨户走访过去，发现村中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妇女和儿女在家，户主出去打工了。

傍晚时分，笔者到田里走一遭，大口呼吸乡下新鲜的空气。举目望去，田里的花生、玉米等长势颇旺，而这些功劳都要归功于在家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到农田干活的，大都是妇女，这在几年前是不敢想象的。几年以前可，家里没了男人，就像机器少了驱动，整个家庭都难以运转，农业生产更是无法进行。而现在不一样了，播种有播种机，收割有收割机，锄草有除草剂，整个农业几乎以机器代替了劳力。农业机械的引进、农业科技的使用是中年男人可以放心出去的客观保证。

但是灌溉、浇地却无法代替，笔者显示出了对此事的担心，一个村民对我讲：“担心啥，门口几家一块浇不就行了。”确实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作是唯一出路。笔者有时想，农民不喜欢合作到底是天性，还是农业生产的特点所致？看来并没有任何人天生是不愿合作的，只要环境变得允许，合作并不是不可能的。

留在村中的中年人，也都有自己的“第二职业”。完全依靠农业吃饭的家庭，已经变成历史。要么经商，要么旋木老板，要么搞建筑……，总之花样很多，农民总有自己的办法，为自己寻找挣钱的机会。村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彻底现状，让笔者惊叹不已。

经常在报纸上或网络上，看到由于男人出去打工，而导致家庭不睦的。打工的男人在外面结识了新的女人，一个美好的家庭因为男人的放弃而解体。这种现象在府君寺村不多见，至少在笔者调查期间，没有人提起过。府君寺村所有的“先进”事物，都来得慢一拍，也许，府君寺的将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愿还是笔者杞人忧天。

3、三种打工形式

根据分析的二少，笔者将村民外出打工的类型分为三类：

一是未婚年轻人出去打工。年轻人出去打工，锻炼自己和挣钱是他们的两个任务。因为他们没有压力，“一个人吃饱，全家人不饿”，他们的存钱观念不强，挣钱的任务不见得都完成的很圆满。但锻炼自己的任务，笔者相信，还是能够被完成的。从长期来看，笔者认为锻炼自己比短时的挣钱更重要，不管他们是否挣了钱，只要能够锻炼自己，不与外界隔绝，这对村庄，对他们自己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二是家里男人出去打工，留下妻子和还在在家。此类家庭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能让家庭的生活过的更好。

三是夫妻出动，留下孩子，有时带上较小的孩子，这类家庭的数目也不少。府君寺村小学四年级，下学期有三个人要转校，深圳、厦门、北京将有他们未来的学校。而父母在外打工，孩子在本地学校上学，也不在少数。这样的家庭，大都把孩子让亲人照顾。目前学术界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是打工子女如何在外地受教育。笔者认为，这些留在家里的孩子同样需要人们的关心，离开了父母的管教，他们中的很多人，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缺乏应有的指导和引导，所以，如何保证他们的健康成长，改善他们的教育环境，同样任重而道远。

学界的同仁们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寻找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决农民问题，从根本上就是消灭农民。”从长远来看，笔者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只有把农民都转移出去了，农业才能实行规模化经营，农村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看到村中这么多人都转移了出去，看到农村劳动力得到了如此充分的利用，笔者认为要如何转移农民，还是让农民自己去选择，他们自己的智慧足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希望我们的党和政府，让劳动力自由的转移的环境，会更加宽松，让更多的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企业，纷纷投向农村。

（二）闲人少了

闲人，主要指留在村子里的人，这些人当中的闲人少了。主要的表现是村中玩的人少了，近乎极端点说——没有人玩了。

还是回到几年前，那时，村中的娱乐活动虽不丰富，但每个人都“物尽其用”，都有得玩，玩的内容大致是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等等。每年的夏季——从六月份到九月份间——是村民的“天堂时间”，每到中午，村民们总是三五一群，八九一伙，打牌的大牌，打麻将的打麻将，围观的围观，还有等待上场的，这种游戏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等不是很热的时候，村民们才陆续退场，到田地里干活。更甚者，活也不干了，就等待着玩牌。夜晚同样是娱乐活动不止。

而如今，闲人几乎已经消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干，干农活的妇女们，趁着中午午休，下午到地里继续干活；一些留在家里的中年人，总想办法找点“小生意”做，很多人做起了拉瓜的生意；旋木的家庭，机器轰隆，计件工的旋匠们都在忙着多旋些零件，刷漆的人们也在搅拌着原料，粉刷这盆架、衣架。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访谈，闲人之所以减少，有以下原因：

1、货币的支出压力。

市场经济的冲击波，把村民们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在于工业、服务业相比较的情况下，农业产品的价值是极低的，而依靠农业为生的农民，如果不寻找“第二职业”，那么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二十多年以前，农业上不用化学肥料，全是有机肥，那时，农业是简单再生产，农民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而如今，没有化学肥料，连农业不无法收获，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况且除了简单的温饱问题，村民还要上学，买日常用品，建房等等。

2、村民之间的相互比较。

五六年前，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那时是“共同贫困”，当大家都贫困时，贫困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既然夏季的中午、晚上都无事可做，大家为何不一起娱乐呢？而如今村中几家旋木老板，靠旋木发了财，有了钱；有几家村民，儿女出去打工挣了钱；有人做小生意挣了钱。差距就拉开了，一旦有模范起了带头作用，村民们也纷纷效仿，谁都不甘落后，一个村民说的好：“现在叫你玩，玩的你心里急得慌。”再说了，就是想找人玩，也没有对手。

3、时代的进步，观念的转变。

几年之前，村民们认为年轻人的发展轨迹就应该是这样的：毕业后，在周围村庄魂荡几年，到了一定年龄，找个对象，结婚生子。而外出打工被认为是“野”、“不务正业”，村中一青年在谈到自己的打工历程时，感叹不已，“我出去那时候，顶着可大压力，俺爸妈说这孩子白生了，春节到姥爷家，一桌子人挨个说我，把我都说苦了。但我还是要出去。”“现在好了，都出去了。”现在，村民的观念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一个毕了业的年轻人，还呆在家里，通常被认为“笨”、“没耐儿”。在村民都纷纷去打工的情况下，留在家里的人，当然没有理由闲着，当外出打工者回来大把消费时，留守村里的人能接受的了吗？

闲人的减少对村民个人，对村庄，对社会具有相当重大的影响：

1、增加了收入。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外出打工的村民就是被打工带来的“高收入”而吸引出去的，而在家的村民也会因为竞争的压力而努力工作。

2、减少了村中矛盾。几年前，村中打架斗殴的现象时有发生，轻者影响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重者要上医院。而随着闲人的减少，打架斗殴的现象已经基本杜绝，村中一年轻人也感叹：“前些年，经常有人打架，也怪，这两年，几乎没打架的。”村中矛盾为此减少了很多。

3、减少了村中剩余劳动力。“冬天晒太阳，夏天打麻将”是人们对农民的一往的印象，而如今，随着村民在城市中就业机会的增多，村庄闲人的减少，村中几乎没有了剩余劳动力。

（三）楼房与平房

   1、楼房

回到村中，有一户人家正大张旗鼓的修楼房，前后两排，都是二层小楼，“门楼”也甚雄伟，村民都带着羡慕和向往的语气讲，“目前，这是咱村最气派的房子。”楼房确实气派，有点城堡的意思。等楼房竣工之后，这户人家要如何使用，里面会存放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放，笔者不得而知。但村中确实有这样的人家：楼房高高竖起，而屋子里面空空如也，有时，房子的二楼都长苔藓了，经常使用的也就一楼的那一两件房子。高高的楼房和空空家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村民为什么要这么消费？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奇怪现象？

为此，笔者曾访问了几个村民，结合自己的理解，笔者归纳以下原因：

1、“面子”问题

房子高，被认为是有钱的标志，被认为能力的象征，房主也会因此而被村民仰慕，甚至效仿，因此，村民们修房子的第一想法就是盖楼。

2、婚姻影响

而村民都乐意嫁给有钱人家，楼房的存在就潜在的表明家中富裕。楼房节约了“交易成本”，女方家不必为打听男方家的情况而进行其它努力，有楼房就是有钱。而女方一般都会要求男方盖楼，不盖楼不结婚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由此影响，村民不盖楼，能行吗？

3、心理趋向

房子高，通常被认为风水好，谁家的房子要被别人挡了，那就是挡住了这一家的风水。为了自己风水不被挡，村民也乐意修楼房。

上述观念对村民，特别是中老年人，影响是很深的。但是随着村民外出打工，他们的生活观念也正在变化，这些村民，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实用，他们更加追求生活的享受，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更乐意修平房。

2、平房

高高的楼房，空空的房间，这些对比也引起了村民的注意，也引起了村民的反思，特别是外出打工的村民，看到城市里房间不大，但住起来很舒服的时候，他们也表示了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向往。

据笔者调查，村中有四家这样的情况：五六间平房，在卧室里面装了空调，装修很好，其他房间放粮食。据笔者访谈，他们还准备在冬天里装热水器。这四家中，三家是有人在开封市以外打工的，有一户人家在本地打工，年龄都在25左右。

楼房与平房出现了对比，笔者预测，农村盖平房，并好好装修，提高生活质量，是村民未来的生活趋势。

三、专题访谈：

（一）村庄债务

乡村债务已是全国性的问题，乡村债务的存在，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影响了乡村政府工作的开展，为此，笔者也调查了府君寺村的债务问题。

   据村支书介绍，村中目前总体欠债大约有36万（包括利息），主要负债项目为：

1、建造府君寺小学的微机房，村里借了9万多元，现在加上这笔费用总共为20

万元。

2、1998年，村中铺路，借款6万元，现在具体增加至多少，村会计并未介绍。

3、1993年打井，架线，村里贷款2万元。

4、老干部的吃喝以及以前的工资，都有不同程度的欠账。

有些欠款已经很多年，债权人主要由私人组成，他们以高于市场的利息贷给村委，而如今村委没有了任何“收入”来源，这些欠款很有可能成为“死帐”。村支书徐某说：“私人每年春节都过来要账，我都不敢在家。”

解决途径：税费改革之后，村委几乎没有可供支出的收入，这些债是无法解决的。但笔者曾想，如果没有税费改革，这些债恐怕也是死债，因为现任村委，面对多出来的收入，他们会选择补债务的窟窿，还是选择留为自己使用，还是值得怀疑的。

（二）灌溉：合作问题的探讨

府君寺村大部分是沙质土壤，农业用水量很大。要解决灌溉问题，90年代初，村民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利用集体经济时期，在黄河边建的电灌站和机灌站，把黄河水抽上来集中排灌；一条是打机井，每个小组各打自己的机井，而后分散排灌。最后村民选择了第二条路。

（1）机井分散灌溉

村中有七个小组，每个组都有七八口井，全村共有54口井，机井挖自80年代，90年末期以后就很少再建。挖一口井要3000元左右，资金是各小组村民集资。

使用模式：如果谁家要浇地的话，就把自己买的水泵（一个1000元，村中60%的村民都有）拉打地里，让电工把电送上，就可以灌溉了，每小时电费9毛到1元，每亩地要浇三个钟头，每亩平均每次要2.7元钱。

问题：每到干旱季节，村民都要灌溉，而机井数量是一定的，村民就只有排队。到灌溉高峰期，村民甚至彻夜睡在井边，以保证排上队，这样就必然有些农田要处于干旱状态。同时，由于排队问题，村民经常起争执，甚至动武。

（2）水渠集中灌溉

1970年，国家拨款在黄河边建立两个排灌站，一个电灌站，一个机灌站。集体经济时期，村中统一灌溉，两个排灌站使用了有四五年。随着国家土地改革的到来，村民土地分散经营，排灌站的使用出现了问题；而且国家停止了拨款。两个问题导致了排灌站被弃用。1993年，国家重新拨款，在村委会的领导下，村民重新使用排灌站，那一年，临河道的村民，很多都种了经济效益更高的水稻，由于村民步调不一，第二年，河道又被弃用，这次是彻底的弃用，河道已全部被填平，村民都种上了庄稼。

据村民讲，1995年，国家重新拨款修正排灌站，但村中并没有行动，钱拨给了河务局袁纺乡站，钱也不翼而飞。

文革结束后，国家停止拨款，村里的排灌站难以继续运行，就开始弃用，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990年。排灌站没有使用后，村民们纷纷把河道填平，在上面种上庄稼。1992年和1995年国家又曾先后三次拨款欲对这两个排灌站进行修整，但我们并没有见到有修整的迹象，高支书说这些钱都是拨给河务局袁坊乡站的，归河务局管的，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就不可得而知。但村里的那两个排灌站并没有得到整修却是事实，而机灌站的机器设备现在陆续被村民卖了

（3）对比

两个灌溉模式各有各的优缺点，笔者不妨做个比较：

1、成本角度考虑

从成本的角度考虑，排灌站的成本是要远远小于打机井的费用的。下面的比较就可以说明问题。

打机井的费用为：54口井，每口3000元，总共要花162000元；每亩每灌溉一次要花电费2.7元，全村共有土地面积3400多亩，每年每亩地灌溉一次要花费9180元，而每年每亩地平均要灌溉5次左右，每年的花费就为45900元，年年如此，这个费用可就太大了。

建立排灌站的成本，笔者已无法确定具体数额，村民也讲不清楚，但笔者认为应在15万以下，而且是一次性沉淀成本。同时，村民有现成的沟渠可用。

2、合作角度考虑

如此小的排灌成本存在，村民为何还要选择成本更大的机井灌溉呢？合作问题是主要原因。

排灌站修建于集体经济时期，那时村民集体一个步伐，要种一起种，灌溉也是一起，这样事情就很容易协调。而在土地改革以后，各家都有自己的“进展部署”，而且离沟渠的远近、灌溉的疏忽，很容易让颇计得失的村民有不和谐因素。

而个体分散机井灌溉，就没有合作的问题，就是有合作，也是个人之间朋友式的合作，朋友式的合作是很少出问题的。

3、村委会的信誉

村委会的领导无法赢得村民的信任，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把钱集体交给村领导办事，村民是一百个不放心。“领导是不会为群众办事”的观念，在村中已经深入人心。同时，村委会的领导也没有积极办集体沟渠的动力——利益动力。

从两者的对比中，合作问题的存在，（无论是村民之间的合作，还是村委会与村民的合作），使机井灌溉在有成本优势的情况下，退出了历史舞台。很多学者都认为农民是最不善于合作的。这确实是事实，农民不善于合作，根源于他所从事的职业——农业的特点上。笔者认为，农民合作要真正搞好，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要有让村民信得过、有魄力的领导。这是村民合作的龙头，是召集村民合作的首领。

（2）必须有农业之外的加工业或其他第二产业，作为收入的来源。如果村民所有的收入，至少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农业的时候，村民合作是搞不起来的。村民斤斤计较的性格，会在生存压力面前更加的严重起来。

四、农业生产信息个案访谈调查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村民对待农业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村民没有谁愿意主动了解农业信息，进而改善农业生产状况。

七十年代以后，化学肥料农药的开始使用，把村民卷到了市场经济中。农业产量要上去，村民必须要懂得学习，接触现代的生产资料，了解它们的信息。而农业生产信息的公开、公共性，使很多村民依然保持“随大流”的传统。

村民的态度虽是“随大流”，但每年在选择新的种子、农药化肥品种时，部分村民偶尔会做出一种“尝新”的态势，“尝新”的结果，部分收益，部分收损。受益了，就会与该品种结下“良缘”，并在村中传播；受损了，就不免受到打击，并可能暗下决心，以后绝不“尝新”。

据笔者调查，村中有两户村民很特殊，他们主动了解农业生产信息。为了买到好种子，他们曾经去过湖北、安徽、湖南等省，也经常到周边县市“取经”。据他俩介绍，他们曾经买过的种子有麦种、银杏树、高山一号旱稻种子、白薯种子、药材种子等，令人遗憾的是，种子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多数种子要么不适合本地土壤，要么是种植失误，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今年，村民高让卖的高山一号旱稻长势喜人，当笔者跟他说今年可能要第一次成功了，老人谨慎的说：“不一定，非要等收到家了，才算成功。”

（一）随大流型

村中80%以上的村民都是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特点如下：

1、无论种子，还是农药化肥，购买地点都在本县以内。

2、面对市场上千奇百怪的品种，本人不会轻易使用，只有当听说有个牌子村民反映都不错，才会使用。

3、在使用农药化肥问题上，自己说没有犯过错误，据笔者了解，村民在使用这类化学资料时，往往都是“大cha不cha”，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莫有恁仔细”。笔者认为，在使用问题上，应该是“大错不断，小错不犯”，即因为使用此类产品减产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但至于产量能不能达到理想的程度，当达不到理想的要求时，原因在哪里？村民自己也说不清楚（其实，对一个农民来讲，要搞清楚原因是很难的）；

4、坚决不信电视上各式各样的广告，“越是上广告，就越不好，产品要好了，根本就不用广告”。

总之，此类型的人，信息传播途径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熟人与熟人之间。

根据笔者的调查，加上对村庄的了解，以下原因导致了随大流的情形：

1、风险规避

农业收入占村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农业的减产或不产，村民很可能就因此而欠债，生活得不到保证。使用新品种有可能带来高产，但也有可能带来低产、减产，只要有减产的可能，村民在风险规避的心理作用下，就会选择有保证的传统作物品种及生产资料。

2、“模范”的警示

村中共有三例“购假”案例，1999年，村中有人购买到了假化肥；2001年，几乎村民在乡里买了假瓜种；2004年，部分村民买了不适合本地土壤的假麦种。而且一向以“科学种田”而闻名于村的王发、高让两个老人，他们的种子很少得到预期的效果。

如此“生动”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村民就更不敢拿自己做实验了。

3、思想的保守

对于新事物，村民总是慎之又慎，没有95%以上的把握，村民是不会轻易接受新事物的。1971年，国家进口一批化肥，即美国二胺，免费让村民使用，奇怪的是，村民大都不敢尝试，还是使用自己的有机肥。第二年，当几个大胆的村民用了之后，反应效果好了，化肥才陆续推广开来。

（二）偶尔尝新型

“偶尔”有两个意思，一是尝新者不固定，今年可能是你，明年可能是他；二是什么时候尝新不固定。这样的人在村中也不在少数。

偶尔尝新，也是不得已的尝新。尝新的原因主要有：

1、以前用过的品种，今年厂家不培育或不生产了。比如小麦种子只能使用一年，到第二年村民就必须购买新的品种，这就要做新的选择。

2、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品种。比如麦种，据村民介绍，本村的麦种几乎年年都换，但每年的麦种产量都不高，而且，很少有公司能坚持下来，用了一两年，在市场上，就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品种了。为此，只有年年尝新。

偶尔尝新，80%是不得已的尝新，也是带有风险的尝新。利益与风险各占一半。

（三）主动了解型

村民中，只有王发和高让两个老人属于这一类型，他俩孜孜不倦的寻找好种子，这些信息的来源大都出自各种杂志，如《珍稀良种》，笔者调查时，王发和高让就分别给我拿出了这个杂志，笔者看到，书上的字被划得密密麻麻，很显然，他俩研究的很投入。

案例调查：

1、王发

现年66岁，耳背。1956年毕业，上了5年半学，非常喜欢看书，经常边吃饭边看书，“左手一个馒头，右手一本书”，笔者到他家时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看的书是《射雕英雄传》，据其妻子介绍，“他经常这个样子”。

十多年前，有人给他邮寄一本农业杂志，他看后感觉深受启发，并决定自己尝试，从此他踏上了“科学种田”的征程，十几年间，他三次到安徽，一次到湖南，十几次到省内一些地方，以高价购买各种农作物种子，比如，他到安徽购买的白薯苗，0.2元/棵，而本地市场价仅为0.02元/棵；花生种12元/斤，而市场价仅为2元/斤，他曾一次性花了一千多元购买种子，这对家境并不富裕的他老说，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据老人介绍，新种子的信息都是来自《珍稀良种》等杂志，他保留了二十本左右，可惜的是一次大雨把所有书都打湿打烂了，就剩一本残缺的《珍稀良种》，2005年第24期。

耕种这些新种子，成功地次数少，失败的次数多。很多种子要么不适合本地的土壤，要么是自己的耕种方法不对，具体原因他也搞不清楚。笔者怀疑，他可能也没想过找原因，因为困难太大了。

在购买种子的过程中，他也遇到过很多“骗局”，他说“河南芦市卖的药材就是假的。”遇到被骗的情况，老人一搬选择自认倒霉，老人说：“告了，又能怎样呢？损失是别想要回来了。”

从去年开始，老人得了病，再加上与儿子分家，手里没有了余钱，他就不再购买新种子了，但王发并没有像普通村民一样，冬天小麦、油菜，夏天花生、玉米，他选择了种菜，因为种菜是最赚钱的，只不过要花很多功夫，所以很多村民都不种。

老人认为，本地农业最缺的就是好种子，好的麦种和花生种，“麦种年年换，年年产量都不高”。本地小麦平均产量在300—700斤/亩，与全国的700—1000斤/亩相比属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他认为要到一千斤以上才行，他曾经购买一种叫做“利麦一号”的种子，在耕作失误的情况下，还能达到600斤一亩，但后来失传了。

2、  高让

现年65岁，同样耳背。上了6年学，喜欢看关于农业种植方面的书，笔者去调查时，他拿出了一本科学书籍——《珍稀良种》总第25期的，还有一本关于“高山一号”水稻的种植方法的书。我们两个谈话的地点就在他的种植园里，笔者看到了长势颇好的水稻，还有几棵银杏树。

高让是受王发的影响，迷上“科学种田”的，也是在十年前左右，他同王发一道去了安徽，并买来了“优质”的种子。而后几年间，他陆续买了很多种子，高让家庭条件相对富裕，因此，每次他更舍得花费，他粗略算了一下，总共花了有四五千了。

2005年，他从湖北省武穴市买了油彩种子，种后效果不错，今年又买了花生种，效果不行，“有些单位，第一回共事还差不多，第二次就不行了”本来保证都结三个子的花生，只结两个，他打算再跑去一趟，查明原因。老人今年种植的水稻，买自湖北省天门市高新农业有限公司，种后效果不错，目前已接近丰收，这件事在村中传开了，老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了。

老人还介绍，今年打算到武汉来卖一种叫“泊夫兰”的药材，《珍稀良种》上介绍，每亩可以挣2万到3万元。笔者到网上查了一下，“泊夫兰”就是几年前的西红花，这种植物根本达不到宣传的效果。《农家致富》16期，有一篇文章，叫《实话实说“泊夫兰》已经揭示了这个骗局。笔者打电话劝其不要购买，但老人明显已经动心，不肯放弃。

王发与高让两个老人，在村民眼里，属于“另类”。家人不支持，高让的家人说他“乱花钱，瞎du neng（糊弄）”，王发的家人也不支持，觉得“又种不成，瞎折腾干啥？！”；村民也喜欢看笑话，说风凉话，他们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走 “科学种田”的路的。

据笔者观察，追求“科学种田”，引进新种子，他们要承担的阻力主要有：

（1）货币压力。新种子的价格相对来讲都比较高，甚至高出市场价十倍，如王发买的红薯苗是0.2元/棵，而市场价仅为0.02元/棵。除了高价格外，村民家庭不富裕也是一大限制。

（2）生存压力。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买到坏种子，就有可能失去农业的收入，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虽然每次不会把所有的田地都拿来做“实验”，但种坏了还是会影响农业的收入。王发就是因为生存压力而准备退出这个舞台的。

（3）舆论压力

村民对于稀奇的事物，总是很关注。在调查时，我就经常听其他村民讲，说两个人老人异想天开，有的甚至说他俩“不务正业”，“败家”。总之其他村民对于两个老人的行为，是非常不理解的。

（4）村民阻力

村民阻力主要来自道德素质不好的人。高让老人曾经以38元／棵买的树苗，就被人给刨走了；老人种的银杏树，被几个小孩子拔了。

（5）家人的阻力

王发和高让的家人都不同意他们买这些新鲜种子，认为这是浪费钱。“也管不住他，没办法。”是王发妻子发出的感叹。

3、  反思

在调查过程中，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即为什么追求农业新信息的是两个上学

时间不长的老人，而不是年轻人，或者学问稍微高一点的村民？

笔者认为是以下原因导致了这个现状：

（1）年轻人对种田不感兴趣。村中的年轻人大都不甘于呆在村中，守着农田，而更倾向于城市的打工生活，或者本地的小工、经商。

（2）生活改善的需要，中年人必须追求另外的收入来源。随着社会化时代的到来，仅靠农业的收入，只能保证温饱，要想过的更舒适，必须寻找第二收入来源，而妇女无法完成这个使命，任务就落在男人的身上，很多中年妇女承担了家中的农活，这与村中的现状是一致的。

（3）稍微学历高一点的，都出去打工了。在农村，学历无用武之地，只有到了城市，才能体现学历、学问的价值。学问高的人90%都到城市谋生了。

（四）一个农药经销商

经销商，是传播农业生产信息的载体，是连接厂家和农民之间的桥梁，他以利润为目的传播农业信息，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给村民推荐农药化肥，并在使用方法上给予指导。

笔者调查了本村的一个经销商——高全义，他的店规模不大，临着公路，在米长街上，他从2003年开始干农资，但效益并不好，因为他所代销的产品在本地并不受欢迎。

高全义也是一个非常相信科学种田的村民，他曾于2005年订了一份《农业科技报》，但由于一些原因，报纸没有到他手里，他打算今年还订，他是村中唯一一个主动订农业报纸的人。笔者采访他时，他面前摆了很多报纸，都是《大民农业》，属于内蒙古大民种业有限公司的内部宣传报，他说他从报纸里受益不少，但里面的信息到底是不是100%科学，还是值得商榷的。

高全义一直孜孜不倦的向顾客推销“大民钾王”——一种液体叶面肥料，他说：“打了我这个肥料，就不用上钾肥了，又便宜又实惠，但村民都不信。”

笔者曾为此问题采访了几个村民，他们都表示用不习惯，也没人用过，恐其效果不好。也有一村民说，叶面肥在八里湾乡颇受欢迎，那里的村民都觉得效果好。笔者认为，这也是村民保守的体现，本村村民总在别人都尝都甜头之后，才会去尝试，决不肯尝第一口螃蟹。当年刚流行复合肥时，本村村民也不肯使用，但现在，复合肥的使用量占了80%以上。

笔者曾问高全义为何不在本地做做广告，打开下市场。高表示：“家里有个孩子在上学，自己资金也不多，干生意就他一个人，也没人帮忙，他不想做广告。”家庭的压力和人员的不多导致了他做这样的选择。村民在未来收益与未来风险之间的权衡，村民总喜欢选择规避风险，高全义的行为算不算规避风险，笔者不得而知。

附：笔者在访谈调查过程中，很多村民反映村委会贪污、教育乱收费等敏感问题，集中反映的就是1998年国家发放的体恤款；2003年“退耕还林”的补助，当时政府创造了“公亩”的概念，让很多村民不解，而且每户收到的补助都低于统一标准；一村民还介绍他儿子买了三个本子，花了150元钱，“不买还不行，说是学生必须买”。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村民对于村委会、乡政府等机构失去信心，他们认为现在当官的没有几个是为百姓想的，很多村民都表示：“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但一到我们这里就变味了”。如何改革基层政府，使其真正成为为人民办事的机构；如何保证国家政策的正确贯彻，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5级政府经济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