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

前两年,中国媒体热衷讨论人们在交往中的诚信问题,论者大多对中国的诚信状况忧心忡忡。我想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诚信在中国的确非常缺乏,并且对中国社会进步有很大危害。二是中国社会的诚信状况大抵与中国民族的先天素质没有关系,而它可能只是我们难以卸下的历史包袱所产生的影响。

既然背信弃义是一种很坏的社会游戏规则,每一个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为什么它还不能绝迹? 现在学者们有了一种答案:背信弃义或永不合作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均衡,使陷入这种均衡的人不能自拔。

美国政治学家R. D. 帕特南是一位大量运用制度经济学思想分析经济成长和政治发展的学者,他对意大利的政治变迁做了长达20 年的系统研究,给我们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解释。意大利这个国家很是特别,它的南部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好,北部却相当繁荣。一位英国教授告诉我,至今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农村十分破败,有的农户家徒四壁,不比我们中国的穷农户好多少。帕特南说,在中世纪终结前后的意大利南部,专制制度的“社会网络的不对称性,代表着剥削和依附,完全不同于北方以横向组织为基础的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所主导的社会网络。在南方,庇护- 附庸的政治制度更为因人设事,更为行为短期化,更具有剥削性,更少‘公共精神’”。以庇护- 附庸为基础的专制制度必然降低国家的效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这种制度产生组织性犯罪。“国家长期软弱无力,导致自主性机构出现;而这些非正式组织的排他性权力地位,使得国家无法赢得大众的忠诚;国家因而积弱不振,这又强化了家庭、庇护制和黑手党的地位”。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信息的垂直流动,常常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其原因部分地在于,下属为了免受剥削而对信息有所保留。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支撑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大可能向上实施,即使实施了,也不大可能被接受。帕特南概括说: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垂直网络要比横向网络作用小,19 世纪之所以证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有效率,20 世纪之所以证明民主比专制更有效率,其秘密就在这里。

那么,为什么南部意大利就不能终结这样一种可怕的制度? 帕特南分析说,意大利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产生了分别存在于南北方的两类制度,北方的制度形成了横向的社会联系网络,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对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南方的制度则以垂直控制为基础,产生了庇护- 附庸型的社会关系,阻碍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概括地说,南北方分别形成了两种社会博弈方式,北方是“永不背叛”的稳定均衡,南方则是“永不合作”的稳定均衡,两种均衡都有“自增强”机制。在“永不合作”的均衡状态下,人们的行为也是理性的,只是陷入了“囚徒困境”,难以打破。通俗地说,在这种“永不合作”的制度困境之下,大家都在欺诈,有一个人想合作,这个人必然要吃亏,结果是没人敢于出来打破永不合作的规则,大家陷入了一种僵局。

我们在这里遇到两个理论解释的困难:第一,两种均衡产生的初始原因是什么? 第二,具有自增强机制的“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如何才能打破?

“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是专制制度的性质。专制的产生与暴力有关,然而,现有的历史文献常常用故事来说明暴力,而不是建立一个暴力理论来解释故事。暴力一旦形成一个体系,公平交易就难保障了。我们不能否认“依附- 保护”这种交易也可能具有某种公平的可能性,但这种交易所具有非竞争或弱竞争性质,使得拥有暴力的一方对另一方容易实施掠夺,因而不公平交易应该是常见的现象。一旦暴力借助国家形式被系统化,被暴力所控制的依附者就难以打破这种系统了“, 囚徒困境”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也就产生了。由此看来,要打破这种均衡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社会总归要进步,如果一个社会不会被另一个强势社会所消灭的话。

二、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

实行垂直控制的制度所产生的“永不合作”的制度均衡,会发生一种自增强过程,难以被打破;但是,它还是在许多国家被打破了,只是打得很艰难。破解这种均衡,是一个关于民主政治的动力问题。我们还是拿意大利来说事。

意大利1860 年建国,但直到二战结束后一个时期,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政治国家,上层是共和国,下层是帝国”这个话可用来反映这个国家的制度的一个侧面。国家主要政治家是参加选举的,有民选总统,也有议会,但地方政府的首脑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于是,这个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1948 年已经有了改革动议,产生了关于地方政府选举的新宪法,但由于当时的右派政治家担心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当时国际背景使然,这项改革被拖延了,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仍然是中央政府控制。欧洲国家作类似改革的还有其他国家,如丹麦,但曾被称作“欧洲病夫”的意大利作这样的改革其意义更加深远,其经验也更值得关注。1968 年,意大利的改革重新启动,一系列故事发生了。帕特南是这场改革的见证人,他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想回答意大利这个国家究竟是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均衡,实现民主政治的。有这么几个因素很受帕特南看重。

第一,是改革的次序。没有地方自治,就没有民主政治,但实现地方自治的条件是中央政府的民主政治基础。尽管中央政府实行了普选制度,有了一部民主政治的宪法,但因为垂直控制所导致的庇护- 附庸型关系,使意大利的政治腐败异常严重,社会生活中“永不合作”的囚徒困境难以打破。对于这种局面,包括共产党领袖在内的一批地方精英是不满意的,他们竭力促成改革。不难理解,改革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改革竟在二十来年的历程中成功了。从改革的过程看,地方精英和中央精英有可能坐在一起谈判,而中央精英受选举制度的制约,不得不考虑地方的利益,使得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有了某种一致的可能。所以,在意大利,民主政治的扩展,是以中央政府的民主政治形式为前提的。试想,就关键的改革(如基本宪法秩序的改革) ,如果中央政府改革在后,地方政府改革在前,政治冲突将大大增加,改革的风险也将大大增加,改革的夭折也将更容易。地方政府先行改革,改革的节奏难以控制,由各种历史原因导致的离心倾向会导致社会分崩离析。如果中央政府先行改革,地方精英先在最高层练习谈判、合作,同时,他们的岗位(如总统、政府部长、国会议员等) 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去优先考虑国家整体利益,从而在利益冲突中先产生中央层面上的利益均衡,并努力把握地方改革的节奏。

第二,民主政治不是一纸法令可以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的实际发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民主政治的真实变化是极其缓慢的,帕特南感叹说:“人们可以一周接一周,一月接一月,有时甚至是一年接一年地考察制度的发展,然而, ⋯⋯制度变迁的节奏是缓慢的,要清楚地看到一个新制度对文化和行为产生的显著影响, 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要想建设新制度的人和想要对此做出评价的人需要耐心,这是从意大利地区试验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帕特南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不认为改革的最终成功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制度建构而言(不仅是制定宪法) ,时间的计量是以10 年为单位的”,制度要改变历史文化遗产,需要的时间更长;意大利的20 年改革几乎察觉不到对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的作用。

第三,帕特南发现,改革过程的长短与历史文化遗产有关。意大利的宪政改革实施以后,各地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帕特南设计了一组指标来描述这种情况。在南部,“选举制度下的政府管理还不如旧式庇护制度下的管理有效率”。北部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政府绩效明显高于南部。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帕特南发现,北部社会存在大量社团组织,如合唱团、足球队、扶轮社、甚至是鸟类观察俱乐部,那里的人关心公共事物,遵纪守法,相互信任,社会的组织和参与方式是横向的、水平的。进一步深究,帕特南发现,北部地区早在12 世纪开始就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景观,人民培育了比较强的公共精神。帕特南把这种横向的社会网络关系称作“社会资本”。帕特南著作的最后一句话是: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民主得以运行的关键。

第四,解决好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民主政治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意大利北部的民主政治发展比较顺利,与那里的农村社会有密切关系。早在19世纪,这里已经发育了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即使在最贫穷的农民中间,中世纪的合作传统也长期维持。但意大利南部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庇护—附庸体制之下,农民之间相互不信任,发展了一种“非道德的家族主义”,不得不顺从权势阶层,甚至到后来顺从了黑手党。

第五,中央政府的统一改革部署和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相结合,是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策略。改革对于社会来说总是一件新事物,绝无可能被人设计好以后一次推行完毕。中央政府的高层政治领袖依照某种意识形态可以提出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改革的具体部署要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在改革的竞争中,社会得到了学习的机会,这是一种所谓“干中学”的方式。

三、中国农民合作精神的案例分析

中国农民的合作传统,可以由史学家写出一本大部头的著作来。我只想说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政府控制和农民合作往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控制越是严密,农民的合作也越是困难。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因为政府鞭长莫及,控制程度比较弱,农民彼此便建立了非常稳定和有效的合作关系。这种案例很多。

山西省偏远的永济市出了一帮热心公益事业的妇女,把农民合作事业搞得有声有色。1997 年,寨子村学校的一名叫郑冰的女教师出于一些考虑,把周边的一些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科技中心”活动,农民的热心激励了她,并促成她第二年辞去教职,联合当地一批妇女,成立了“妇女科技文化活动中心”。中心成立起来以后,各种合作事业搞得红红火火,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政府官员发现,一些公共事务委托这个组织办理反倒更有效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也更容易很好地得到处理,于是便给这个组织以很大的支持。2002 年,政府有关部门允许这些农村妇女注册成立了“永济市农民协会”。据我所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合法登记注册并被冠以“农民协会”的第一个农民组织。

这个农民协会成立以后,办了许多被人们认为难办的事情。例如,对妇女进行职业培训,修筑乡村道路,保护社区环境卫生,协调村民冲突,在市场交易中实现集体议价等等。

还有一个案例( 2004 年1 期《农村工作通讯》) 。江西省万载县有一个存在133 年的民间水利协会,当地人叫“陂会”。这个组织用来协调龙溪两岸农田灌溉事宜。在没有陂会之前,河流低于农田,旱灾来临时,农民难以用河水来灌溉农田。农户自发使用的灌溉手段常常引起纠纷。为了协调众多农户的灌溉活动,在1871 年,当地一个朱姓大户召集各姓族长商议,决定建立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专门解决这一带农户的灌溉问题。陂会的管理机构有5 个陂头组成,陂头来自灌区的5 个大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