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自身的外出经历影响其政治参与情况的原因探析

其一，农民流动和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为女性打破家庭和社会的隔离，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可能性。

传统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偏见是由这个社会的劳动分工、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生产力发展水平、婚姻制度、教育制度、文化传统等等因素共同构成，它作为一个系统，自然地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相对稳定的性别体系。它涉及到人们对于两性生理性别的理解、涉及到与性别相关的生产方式、法律制度、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心理的方方面面，以及由此决定的，男女两性所有的行为方式。这就是说，所有这些要素都处在一个系统之中，构成系统的平衡状态;每一种要素都因其它相关要素的存在而存在，并发挥作用;其间一种要素发生了改变，会影响到其它要素，进而影响到整个系统原有的平衡。

当前，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及追求更高经济利益的驱动，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加入到外出务工的队伍中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现有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分工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女性不仅与男性一样获得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由，她们的经济参与不再具有计划经济时期的外在强迫性，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分离出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的”与“政治的”重叠的制度结构开始解体。女性独立自主的选择能力在这种“分离”中萌发。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城市，成为自由劳动者;当她们作为自由劳动者，以独立的个人身份与雇主谈判，她们必须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表和雇主订立“契约”，其身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她们在获得劳动报酬的同时，也获得自身劳动价值的真实体验，这是真切的自我价值体验。逐渐地，当她们有意识地寻求用某种方式保护并增进自己的权利时，同时孕育出独立的政治要求。因此，她们也把这种体验与感受带回家里，使其在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外出务工的女性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在城市务工的这种自由自主的“契约式”经济行为。

其二，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主要动机和目的还是经济利益，因此，当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产生冲突需要进行取舍的时候，她们往往选择了前者。比如，在回答“您或您的爱人外出务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一项时，在85名有过外出经历的调查对象中，有79名选择了“挣钱”，占所分析群体的92.9%。而对于没有参加选举的主要原因，笔者在访谈中得知，大多数受访对象表示“她们在外务工，不知道选举，即使知道有选举，她们也不会回来参加，一方面回家参加选举往返的路费是昂贵的，另一方面，她们不可能有时间回来参加选举，老板不会给她们假期，除非不想在那里干了”。对外出务工的女性而言，她们所从事的行业的工作特点更加降低了她们回家参与选举的可能性。因此，当她们自身独立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与她们的实际利益需求发生强烈的碰撞时，她们只能选择后者，否则就与其当初选择外出务工的初衷相背离了。

(二)男性的外出经历影响女性政治参与情况的原因探析

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外出，留在农田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地是妇女和老人。与女性更多地留守农村相应，外出者的性别比例是女性低于男性。对于女性非农转移的滞后性，有研究者提出了“第二蓄水池，’的概念，意思是如果说农村劳动力是整个社会工业劳动大军的蓄水池，那么农村妇女便是这蓄水池的蓄水池。如果肯定转移和外出是获得更多发展资源的机会，那么可以认为在新的资源分配上，女性与男性相比，再一次地处在了不利的地位。而笔者却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笔者调查所知，大部分选择留在家里照顾家人与管理农活的女性，一般都是出于自愿的选择。从她们的动机看，几乎都出于家庭经济收入的考虑，以及对丈夫能力评估的结果。留在家里的女性认为，丈夫出去能挣更多的钱，妻子留在家里能更好地照顾孩子与老人。多数女性选择留守是“自由自主”地把某种权利与义务委托给了丈夫，是自己“同意”的。这与计划经济下女性“无选择”地被代理不同，那时女性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权利”。而“同意”后的选择则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同意，，转让权利是判断女性政治自主性的重要标准。在相互平等的个人之间，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让一方自愿同意接受另一方的“统治”。一方面，女性决定留守务农，“同意”让丈夫代替行使主要的经济职责，自己选择了照顾家庭，这是一种“服从，’，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从属，“同意”的过程是平等的权利转让与委托，不管对农村女性来说，这种平等的程度有多高，至少她们在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在知道自己也可以和男性一样走出家庭，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时，仍然选择了“留守”。另一方面，男性在外出务工的情况下，把原本由自己主要享受的参与村庄公共活动的权力转交给了留守的女性。由于受地域条件的限制，外出务工的男性非常自主的将自己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政治权力转让给了留守女性，而留守女性无论是出于自己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还是受一种职责的约束，都把他们推向了公共领域的舞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形式上的走进公共领域，还需要她们实质意义上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培养她们自主决策的能力。

(三)“外来妻子”在村庄政治参与率低的原因探析

在传统社会，在父系夫权的家庭制度下，只要条件具备，从夫居是唯一的选择。到了现代社会，虽然法律上规定了妇女作为个人的合法权益，但女儿出嫁后成为男方家的人，随男方家庭居住仍是农村社会通行的规范。在从夫居制度下，女方嫁到男方后，进入男方原有的亲属网络，了解并适应新的关系网络。因此，对女性而言，婚后在拥有来自家庭网络的资源方面，相对于男性处于劣势地位，使女性从属于她的丈夫及其家庭。在这个问题上，“外来妻子”更是完全处于一种从属于她的丈夫的地位。

据笔者调查，农村“外来妻子”的嫁入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途径是是经人介绍，如本次调查中的受访者刘DY，她就是经其姐姐介绍而嫁入该村成为一名“外来妻子”;另一种途径也是近年来“外来妻子”嫁入的最主要一种途径，就是在双方在外出务工地认识并结婚的，如本次调查中的18名“外来妻子”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嫁入该村的。

一方面，因思想观念、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外来妻子’，与居住地居民沟通交流困难，对于留守农村的“外来妻子”来说，她们难以真正融合到当地生活当中。这种客观原因迫使她们游离于村庄公共政治生活领域之外，只能按照丈夫的意愿来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甚至干脆由丈夫来全权代表自己，使自己游离于村庄公共政治生活领域之外。另一方面，“外来妻子”对其嫁入的村庄缺乏一种归属感，由于“外来妻子，，大多是在外出务工地与其丈夫相识结合，他们的主要生活地点是在务工地而不是在丈夫所属的村庄，对她们而言，丈夫所属的村庄只不过是其过年回家居住的骚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此，对于村庄公共事务，她们从心理上就缺乏参与的主动意愿，因而在参与行为上也是消极的。

(四)农民流动影响男性对女性的认识和能力估计的原因探析

在传统农村社会，“男尊女卑”的意识不仅已经深入男性的价值观，而且也深入到女性的人格结构中。在村民自治的制度推动下，特别是随着近十几年来大规模的农民流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分工格局，女性自身经济地位的提升及自主意识的增强，女性认识到自己和男性有同等的权利，然而，知道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实际履行民主权利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而这个距离的填补还有赖于男性对女性认识和能力估计的提升。在原有相对封闭的村庄环境下，狭窄的生存环境和社交范围限制了他们的眼界，男性总是希望女性承袭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随着近十几年来大规模的农民流动，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和男性获得了平等的机会，无论是对十外出务工的女性还是选择留守农村的女性，她们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都以更加显性的方式凸现出来。首先，对于丈夫外出而自己留守农村的女性而言，丈夫的外出迫使其将处理整个家庭事务的担子承担下来，包括家庭的农务计划、孩子的教育、人情世故以及村庄公共生活的参与等，这些都使男性看到了女性独立的一面，从而使他们对女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男性自身的外出经历也使他们受到了城市现代文化和男女平等意识的熏陶，使他们体会到女性不仅能做“贤妻良母”，也能在公共生活中“独挡一面”。其次，对于选择外出的女性而言，其自身的外出经历不仅使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量化了，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的提升本身就是其获得与男性同等地位的重要筹码。最后，“精英女性”的典型示范作用大大提高了村庄整个女性群体的地位，在整个村庄内形成一种“在公共生活领域，并不一定女性就比男性差”的政治氛围，“精英女性”的典型示范效应对村庄.男性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使他们对女性的政治能力不得不认可。而无论是留守女性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独挡一面，，，还是外出务工女性经济上的独立和在家庭经济地位的提升，又或是村庄“精英女性”的典型示范作用，这些结果的产生无一不是在农民流动的这个大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