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县及雷庙村农民流动及女性政治参与情况概述

1、G县情况概述

G县位于湖北省北部偏东，地势北高南低，属低山丘陵区。北部为低山区，海拔400一800米，占全县总面积30%;中部和南部为丘陵岗地，海拔50一200米，有小块河谷平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也是湖北省38个贫困山区县市之一，全县总面积2647平方千米。截止2004年底，G县下辖3个街道、11个镇、6个乡，22个居委会、376个村委会，总人口890245人，其中农业人口70万人，女性人口49万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G县一群又一群农村青壮年告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镇，汇聚到农民工大军之中。据不完全统计，G县常年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大约20多万，其中女性占到1/3以上。从整体上看，该县妇女在当前社会中还处于弱势地位，而农村妇女处于弱势中的弱势，G县农村妇女参政水平一直偏低，在2002年的选举中，该市仅有30%的村有妇女委员，其余70%的村均是“和尚班子”;2005年选举时，经过政府及一些社会组织的推动，选举指标有所提高，有妇女委员的村子达到60%，但是距离湖北省的平均水平82%仍有差距。

2、调研地的选择因素考量

笔者所选取的调研地雷庙村位于G县中南部的L乡，该村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是一个较为贫穷落后的行政村。笔者之所以选取这个行政村作为调研地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雷庙村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并且常年有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是我国广大中部农村地区的一个缩影;第二，自2002年开始，该村的村支书和村主任由一名女性担任，这在中国中部农村地区比较罕见，因此，对于研究农村女性政治参与来讲，这又是一个难得的典型;第三，在笔者导师的帮助下，笔者有幸得到随州市委宣传部吴治平部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吴部长长期在G县农村进行调研，在农村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为笔者顺利进入调查现场进行调研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3、雷庙村基本情况介绍

雷庙村位于G县中南部的L乡，该村现有人口1527人，其中女性人口800多人，占全村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村干部4人，除1名女支书外，其他3名都是男性。村民代表33人，女性代表占30%左右，主要由留守在家的年龄比较偏大的妇女担任，女性村民代表的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上。该村现有党员29人，其中女性党员3人。现有党员年龄普遍偏高，大多数都在60岁以上，且都基本上担任过村干部职务。据该村村支书介绍，近几年的党员发展对象主要考虑留守的青壮年男性村民，而对外出务工村民和留守的女性村民，村干部基本上不将他们列为发展对象考虑。但村里年轻党员发展仍然相当缓慢，至今也不超过每年发展1人的幅度。而以往与农村妇女联系最紧密的妇联组织，随着大量农村女性外出务工，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从1993年开始，该村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多，到1999年，外出务工人员达到顶峰，之后外出务工人口一直保持着比较平稳的态势，至今外出务工人口一直维持在700人左右，绝大多数是男女青壮年，在性别比例上，男女两性大致呈3:2的比例，80%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流向广东一带，男性主要从事建筑及机器零部件加工等行业，女性则主要从事电子加工、缝纫、毛制品加工以及餐饮服务等行业。在1999年之后外出务工的村民中，除因生孩子、疾病及照顾年迈的老人以外，很少有返乡种地的。在外出务工人员中，如果夫妻双方都外出打工的村民，他们一般几年才回家一次;而夫妻双方只有一方出去打工的，则外出务工的一方每年回家1一2次。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过程中，外出务工人员一般都采取委托投票的形式，很少有亲自回乡参加投票的，而在夫妻双方都外出务工的家庭中，委托投票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即要么双方都委托投票，要么都不委托投票，很少有一方委托而另一方不委托的情况。

4、雷庙村的女支书

雷庙村出了个女支书，这件事曾一度在G县各地区广为流传。现任村支书姓黄，名YH，夫姓雷，1963年出生。1992年至2000年间，黄YH一直担任该村的妇联主任一职，2000年，黄YH辞去村妇联主任一职。在黄YH辞去村妇联主任职务两年之后，即2002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上，黄YH当选为该村村委会主任，并实行了村支书和村主任一肩挑，在2005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黄YH再次以高得票率当选为该村村主任，成为G县唯一一名当选并连任的女支书和女主任。

当笔者问及黄YH当选并连任村支书的情况及这几年的工作时，黄YH感慨颇多，以下是笔者整理的黄YH的谈话:

从1992年开始，我一直是村里的妇联主任，担任村干部使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村里的公共事务上，因此对家庭的照顾就很少，更无暇顾及两个孩子的学习，对丈夫和孩子一直心存亏欠和愧疚。2000年，儿子已经上了初中，女儿上小学六年级，马上小学毕业，为了能矛花点时间管管孩子的学习，弥补这八年来对孩子的亏欠，我辞去了村妇联主任一职，准备一心一意地照顾丈夫和孩子。但在2002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村民们又把我给选上来了，并且是村主任一职。坦白说，我当时真不想当这个村主任，一方面，我刚辞去村妇联主任一职才两年，打算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家庭上，以弥补将近十年来因工作而对丈夫和孩子造成的冷落;另一方面，当时该村集体欠债100多万元，这样的一个烂摊子，我不愿意去接;而最重要的是，几千年来形成的这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使我面临着村里的许多非议和冷嘲热讽，特别是前任村干部领导班子对我的风凉话。面对这方方面面的压力，我确实有退缩的念头，但我的丈夫却一直苦口婆，。地开导我说:“既然村民们把你给选了出来，对你这么的信任，你如果不把这副担子好好地承担下来，不是辜负了村民们对你的信任吗?你就放心的去当好这个村主任，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会尽全力支持你的。”面对丈夫对我的开导和支持以及我性格中固有的那份倔劲，我在，讼里默默地许下誓言:“我一定不能让那些非议我的人看不起我，他们越是看不起我，我就越是要做出点成绩让他们看看，堵住他们的嘴。”于是，我硬着头皮把村主任这副重担给扛下来了，然而，当上村主任的我在开展工作时才知道困难远不止我想象的那些。虽然我以前担任过村里的妇联主任一职，对村务工作的开展比较了解，对村里的整体情况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村主任和村妇联主任的工作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记得我刚上任时，工作开展起来并不是很顺利，除了遇到落选的上届村委会班子的阻挠外，最大的问题是其他的几位村委会成员并不配合我的工作，因为在农村，要让几个大男人跟在一个女人的后面做事，那确实是很难的，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男尊女卑”观念尤其深入的落后村庄里。但为了好好地开展工作，我并没有灰心，而是一如既往地跟其他几位村委会成员耐，心沟通、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后，其他几位村委会成员逐渐认同了我的能力，大家相互支持，工作开展起来也顺利多了。

但如果你要问我愿不愿意当这个村主任，现在我的想法仍然是不愿意，当村干部对自己确实没什么好处。一方面，自从我当上村主任以后，天天忙于村庄公共事务，完全照顾不了家庭，这几年主要的工作就是修建村级公路、挖鱼塘，解决村里的两大主要问题一一道路和用水。特别是在农忙时期，家里的农活我丈夫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而我也只能抽早晚的时间勉强帮助干一下农活，在生活上根本照顾不了丈夫和孩子，有时甚至还要丈夫帮我做饭洗衣服，因此，我觉得当这个村主任最亏欠的就是我丈夫，如果不是他的大力支持和理解，就算我自己想千这个村主任我也根本干不了;另一方面，当这个村主任一年得到的补贴实在太少，最少的一年只有几百块钱，还不够我平时用于处理村务所用的手机费。除此之外，我当村主任虽然在尽力为村里办实事，但难免总会遇到许多得罪人的事。这几年来，唯一使我感到满足的就是村民对我上任以后的工作表现都非常满意，在村里，只要一提到黄书记，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称赞了不起，这个村主任我能千到现在，完全是冲着村民们对我的肯定，剩下的就是乡里、县里以及省妇女协会发给我的那一挥厚厚的荣誉证书。

(二)农民流动背景下的女性政治参与意愿

政治参与意愿是政治参与主体对参与政治行为的一种主观偏好，它不受政治参与客观条件的制约，仅仅体现的是一种主观愿望。而笔者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在农民流动的大环境下，有过不同经历的群体间其政治参与的意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与从未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政治参与意愿比较笔者通过分析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发现，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与从未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在政治参与意愿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笔者所收集到的140份有效问卷中，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有85人，占到总调查对象的60.7%，这85人中，在回答“您对当村干部的看法”一问时，其中有30人选择了“想当，并会积极争取”，占到有外出经历女性的35.3%;选择“想当，但不会积极争取，怕别人说闲话”的有17人，占到有外出经历女性的20%;选择‘。当不当都无所谓，如果村民选举出来还是愿意当”的有10人，占n.8%;选择“不想当，耽误时间”的有7人，占8.3%;选择“不想当，当上了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的有6人，占7.1%;选择“当村干部一般都是男人的事，我是女人不会去想”的有1人，占1.2%。而在从来没有过外出经历的55名女性调查对象中，选择“想当，并会积极争取”的有5人，占9.1%;选择“想当，但不会积极争取，怕别人说闲话”的有10人，占18.2%;选择“当不当都无所谓，如果村民选举出来还是愿意当”的有n人，占20%;选择“不想当，耽误时间”的有21人，占382%;选择“不想当，当上了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的有7人，占12.7%;选择“当村干部一般都是男人的事，我是女人不会去想”的有4人，占7.3%。从前面对两者的统计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在参与意愿方面明显的比没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强烈，在选择“想当，并会积极争取”一项上，前者的比率比后者高出了26.2个百分点;选择“想当，但不会积极争取，怕别人说闲话”的，前者也比后者高出了1.8个百分点，而在选择“不想当”一项上，前者比后者总共低了35.5

个百分点。

同样，在回答“您对当村民代表的态度”一问时，也存在着比较相似的趋势，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比没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在当村民代表的意愿方面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持“想当”态度的调查对象中，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共有47人，占到有过外出经历女性的55.4%，而在从来没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中，持“想当”态度的只有10人，占同类分析群体的比例为21.2%，比前者低了34.2个百分点。同样，在持“不想当”态度的调查对象中，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中有26人，占同类分析群体的比例为30.5%，而从来没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有26人，占同类分析群体的比例为473%，比前者高了将近17个百分点。

对于外出经历与农村女性政治参与意愿为何会存在如此紧密的相关性，以下的

两段访谈记录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代表性。

初中毕业之后，我就跟同乡一起外出打工直到2001年我结婚，算起来，我结婚前在外面打工的时间有将近7年。结婚后的头一年多时间，我也是跟我丈夫一起外出打工，后来由于公公婆婆的身体不太好，我就回来呆在家里照顾公婆，现在有了孩子，就更只能呆在家里照顾孩子和父母了。在外面打工的那几年经历，对我来讲还是挺有意义的。在外面打工，相处的都是一些年轻人，虽然大家文化水平也都不高，但是年轻人在一起，总有一种什么都想去试、什么都敢去闯的好奇心和冲劲，而且在城里生活，感觉视野也开阔了不少，特别是在男女地位的问题上，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外面的人都讲究男女平等，思想很开放，而且有好多女的在工厂里的工资比男的还高，有能力的当上车间主任、质检员的也不少。在外面，那些胆子大的，敢于露脸的得到的好的工作机会也要多一些，因此我觉得干什么事都要积极。比如我们在工厂里，碰到那些老是欺负我们或故意挑我们毛病的车间主任或质检员时，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忍着，有时候几个姐妹在一起就想，要是能让我们自己选举车间主任或质检员就好了，下次一定把他(她)给选掉，可是没办法，车间主任和质检员都是老板定的。不过现在农村还好，村干部都是村民去选，所以我自己觉得搞换届选举时我还是愿意去投票，自己的那一票一定要投给自己信得过的那个人，这样对自己没坏处。不过我自己当村干部是不行的了，主要是没那个能力，当村干部起码口才要好，能说会道，我就不行，嘴巴笨得很。如果我有那个能力，我肯定愿意去试一下的，也去尝尝当干部的滋味。(余xL，女，1977年生，已婚，初中文化程度，本乡外村人，育有1女。)

我结婚10年了，从来没有出去打过工，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丈夫最近这四五年来农闲时间就在外面做漆工，主要也是在附近的一些地方，因此，对外面的情况也不太了解。现在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多，感觉他们那些人生活都过得捉好，不像我们在家里这么操，议，人也显得年轻多了。但他们一年就在家那么几天，我和他们也没什么交流，也感觉不到他们思想观念上有什么变化。村里近几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我和丈夫都去参加了，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我和丈夫都是普通群众，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当个村干部或者村民代表之类的，我自己连群众都当不好，还去当什么代表，再说，别人也不会选我，就算他们选上我，我也不愿意当。对于入党我就更没想过了，村里的党员本来就很少，我初中都没毕业，团都没有入，还怎么入党啊，再说，入党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我本来在家里就挺忙的，入党之后还要经常开什么党会、交党费，没什么好处，还是当个普通群众自在。(吴CM，女，1973年生，初中文化程度，本村人，育有1子1女)。

从以上余XL和吴CM的两段谈话对比中，明显可以看出二人对待当选村干部、入党等方面的意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也恰好与前面的问卷统计资料结果相吻合。

2、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在外出前后的政治参与意愿比较

笔者在雷庙村走访了二十位曾经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她们中大多数人都表示外出的经历对她们的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上的观念和想法有着较大的影响。在走访的二十位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中，其中有14人表示外出经历提升了她们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意愿，包括参与选举投票和竞选村干部或村民代表等方面，有5人表示自己对这方面的感觉不太大，而笔者在对她们进行深入访谈时得知，这部分人在外出前就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主要是在参与选举投票方面的意愿)，还有1人觉得外出经历减弱了她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笔者在对目前留守在家而曾经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的访谈过程中也问及到了她们在外出前后的政治参与意愿情况，黄L的情况和想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是1997年出去打工的，出去打工之前，在家里呆了四五年时间。虽然我是本村人，但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年纪不大，跟村里的一些事情主要是父母在管，再说我是女孩，因此，对村里的公共事务也不太关心和了解，印象中结婚前我没有参加过村里的选举，也不知道当时我有没有选票(指选举权)。从1997年开始就跟同乡一起出去打工，一干就是5年，在外打工的那5年时间里，基本上就是每年过年回家一次，因此，对村里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在外面打工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2002年我结婚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但丈夫还是一直在外面打工，我现在主要是在家照顾孩子。我结婚回到村里后村里一共举行了两届换届选举，两次我都参加了，而且两次都代我丈夫投票了。记得2002年村委会换届时，我当时刚回村里不久，对村里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对那几个候选人也不太了解，选举头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向公公问了一下几个候选人的情况，后来就去参加选举了。当时主要是觉得选举好歹也是自己的一项权利，自己还从来没参加过选举，不论自己的一票管不管用，自己也得去投上一票。2005年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毕竟在村里呆了这么几年，对村里的情况也开始熟悉了，几个候选人我都认识，我当时选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村支书，2002年的时候她就当选了，我记得当时我也选的她，不过当时我自己并不太了解她，主要是听我公公说她这个人很不错，有能力。这几年我在家里发现，她确实是个女强人，干起事来风风火火，比一般的男人还强，因此就想着还得去给她投上一票，让她继续当选，好为村里多千点事。不过在家里的日子呆久了，基本上都是跟一些老年人打交道，和当初在外面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相比，在家这几年，感觉人又变得闭塞迟钝了，所以等孩子大点了还是得出去打工。(黄L，女，1976年生，已婚，初中文化程度，本村人，育有1子)。

从黄L的谈话中可以了解到，对于在外出务工前未婚的女性来讲，由于自己年轻未婚，家里涉及到公共领域的一些事务主要都是父母进行打理，轮不上自己去操心，基本上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再加上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未婚女性通常认为不应该对公共生活过于关注，应该保持一种女孩子的矜持，因此也缺乏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热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未婚女性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恋爱、结婚、生子，一方面，外出务工的经历使她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如上面黄L就“感觉在家里日子呆久了，人又变得闭塞迟钝了”，另一方面，伴随着结婚生子而产生的是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从以前的“孩子”变成了现在的“家长”，因此，涉及到公共领域的一些事务她们不得不关心、参与，特别是在丈夫外出的情况下。

3、“外来妻子”与“本地妻子”的政治参与意愿比较

本文所指的“外来妻子”主要是指其娘家在夫家所属乡行政管辖区域以外的女性。就目前农村地区而言，“外来妻子”的产生一般是由于农民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通过恋爱婚姻关系形成的。而“本地妻子”是指其娘家就在本村或者本乡的女性。

在笔者所调查的140名调查对象中，“外来妻子”有21人，其中，本县域以内的有巧人，本省的有5人，其它省份的1人。在这21人中，有20人曾经有过外出经历，并且有18人跟自己的丈夫是在外出期间认识的，其他2人外出前就与现在的丈夫认识，另外一个没有外出经历的“外来妻子”是由于其姐姐嫁到了该村然后由其姐姐介绍的。

笔者对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统计显示，在回答。您对当村干部的看法”一问时，21名“外来妻子”中，有4人选择了“不想当，当上了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5人选择了“不想当，耽误时间”，两者占所调查“外来妻子”的42.9%，另外有6人选择了“当不当都无所谓，如果村民选举出来，还是愿意当”，占28.6%，还有6人没有做出回答。后来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得知，“外来妻子”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她们不是本地人，她们不了解熟悉村里人，村里人也不了解熟悉她们，因此，在对当村干部的态度问题上，她们一般没什么想法，即使自己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能力，连人都不认识，还怎么去当干部和代表啊。在自己是否愿意去参加投票的问题上，她们也普遍表示自己如果在家还是愿意去参加投票，但在做出选择的问题上要么是事先听家里人的意见，要么是到现场后跟着旁边的人选，或者干脆乱选，但这样万一自己选了个最差的就不太好，因此有时觉得自己还不如不去选的好。

我初中毕业后就到广东去打工了，在广东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三年前我们结了婚，结婚后丈夫仍然一直在外打工，我没有再出去，一直在家里照看老人和孩子。我不是本乡人，虽然在这个村里生活了三年多了，但我对村里的情况还是不熟悉，基本上只认识本小组的人，其他小组的人我基本上都不认识，就连现任的村干部我也不怎么熟悉。我记得2005年搞换届选举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投票，但我对选票上的那些候选人都不认识，因此，我完全是凭自己的感觉随便乱选，没什么意义。我自己是个普通群众，又是外乡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当个什么村干部或者村民代表之类的，更没有想过村民们会把我给选出来，我从来都没朝这方面想过，只想着在家里一心一意照顾公婆和孩子。(黄CH，女，1976年生，初中文化程度，本市外乡人，育有1女)

我老家在四川，我姐姐在十几年前与这个村的一个男人结婚了，后来通过我姐姐的介绍，我也嫁进了这个村，至今已经十多年了。我结婚后从来没有出去打过工，一直呆在村里。我丈夫是村民小组长，2002年和2005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我虽然在家里，但两次我都没有亲自去参加投票，都是让我丈夫代投的。以前我也去参选过，但那些候选人我都不认识，都是在家里自己事先和丈夫商量的，所以这两次我就没去了，觉得我自己去了也没多大意义。(刘DY，女，1967年生，已婚，小学文化程度，四川人)

因此，对于“外来妻子”而言，一方面由于对村民及候选人的陌生感，她们对自己是否参加选举的意义存在疑虑，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她们真实意愿的表达;另一方面，“外地人，’的身份感使她们对村庄缺乏归属感，不能把自己完全当成村庄中的主人，因此，在参与村庄公共生活中就缺乏一种自信，限制了她们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农民流动背景下的女性政治参与行为

政治参与行为是指公民实际做出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而在本研究中所指的就是“农村女性在影响村民自治运行过程中所做出的行为和活动”，具体包括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村干部竞选及村民代表会议中的表现。

1、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与从未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政治参与行为比较

笔者通过分析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发现，与前面分析的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与从未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在政治参与意愿上的差异不同，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与从未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之间似乎更存在着一种反向相关的关系，即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参与到村民自治活动中比例要低于从来没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在回答‘，2002年和2005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您参加选举的情况(包括委托投票)”一问时，85名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中，有n名选择了“两次选举我都参加了”，9名选择了“只参加了2002年的换届选举，，，16名选择了“只参加了2005年的换届选举”，43名选择了“两次我都没有参加”，还有6名没有做出回答;而在55名从来没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中，有45名选择了“两次选举我都参加了”，2名选择了“只参加了2002年的换届选举，，，4名选择了“只参加了2005年的换届选举”，没有人选择“两次我都没有参加”，还有4名没有做出回答。从以上的数字我们可以分析出，在有过外出经历女性的调查对象中，参加了2002年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一共有20人，占同类分析群体的比例为23.5%，参加了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一共有27人，占同类分析群体的比例为31.8%，两次选举都没有参加的有43人，占有过外出经历女性的50.6%，超过了同类分析群体的一半。而在从来没有过外出经历女性的调查对象中，2002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她们的参选率达到了85.5%，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她们的参选率达到了89.1%，两次的参选率都远远高出了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

在回答“您没有参加选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最多可选三项)”一问时，在有过外出经历女性调查对象中，有犯人选择了“在外务工不知道”，7人选择了“知道选举但不想参选，觉得选不选都无所谓”，10人选择了“爱人参加了，觉得有人参选就行了”。回答“您参加选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最多可选三项)”一问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我是2001年出去打的工，在宁波、温州、深圳等城市都呆过，没赚到什么钱，倒是长了不少见识。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我们今年7月(2006年7月)刚结婚，他是湖南人，几年时间没回家了，今年过年就回这边(娘家)来过。我不知道家里2002年和2005年是什么时候选的村干部，反正我又不在家，也没听我爸妈跟我提起过，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帮我投票，我不太清楚。在外打工这么几年了，村里的情况我都不是很清楚，那些村干部都跟我爸他们年纪差不多，我们这一代人感觉跟他们都不熟。因此，选举村干部，还是让那些老点的人去选，他们长期在一起打交道，相互之间都比较熟悉。我在外面打工，对村里的事情也不足特别关心，再说，就算关心村里的事情也没用，在外面打工离家里这么远，而且我们一般都是进厂打工，厂里的管理比较严格，平时都不能请假，因为一般都是在流水线上，每个人负责一道工序，缺了一个人后面的人都没办法正常工作，所以我不可能为了选个什么村干部就跑回来吧，那样的话不但一个月的工资没了，连工作也没了，所以，打工的时候回来参加选举完全不现实。再说了，像我们这些女的，也不一定自己一辈子就生活在这个村里，所以也没那个闲心管这些。要是我的家就安在这个村，自己又不出去打工了，对村里的事多少还是关心一些，毕竟，村干部的好坏跟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还是有关系的。(钟HY，女，1979年生，初中文化程度，已婚)我有5个孩子，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已经成家了，四儿子和小女儿目前都在外面打工，三女儿以前也在外打工，去年身体不好，就回家养病了。我跟我丈夫都从来没有出去打过工，一是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二是没文化，出去了也不好找事情做，所以就只有窝在家里，安安心心的种点地。2002年的换届选举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我应该是去投票了的，因在在家里，村里开什么大会我们一般都还是去参加，一是村里要求，二是不去选会得罪人。去年(2005年)的换届选举我还记得比较清楚，我记得当时我们家发了5张选票，我跟我丈夫一起去的。我们都不识字，到现场后，我们主要是跟着别人选，别人选谁我们就选谁，5张选票选的都是一样的，填好投进票箱就行了。(应QJ，女，1958年生，文盲，育有4女1子)。

可见，在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比如投票方面，外出务工的女性和留守的女性又有着与在政治参与意愿方面不同的差异。对于外出务工的女性而言，虽然她们主观上有着参与选举或投票的意愿，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她们又无法回家亲自参加投票，因此，她们要么委托家人投票，要么干脆不投，出现了主观意愿和实际行为上的不一致。而对于留守的女性而言，由于参与选举或投票并不需要牺牲她们的个人利益，因此，不管她们文化程度的高低，也无论是否能够完全表达她们的真实意愿，她们都能真真切切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所以，在具体的参与行为方面，她们的参与率明显高于外出务工女性。

2、有过外出经历的女性在外出前后的政治参与行为比较

从前面对有过外出经历女性与从来没有过外出经历女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前者政治参与行为的次数和比例明显低于后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女性外出的经历与其政治参与行为是否存在着某种相关相关性，以下两个问题的统计结果对比分析也许可以说明点问题。

在回答“2002村委会换届选举时，您家的外出状况”一问时，有42人选择了“自己和爱人都在家”，27人选择了“自己在家，爱人在外务工，，，29人选择了“爱人在家，自己在外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