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及研究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的“民工潮”是我国社会转型和变革波及封农村地区的投影。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农民的流动不仅表现为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变动，而且愈来愈表现为他们在自然空间中和职业或产业体系中的位置的变化。换句话说:农民的社会流动不再仅仅是在农村社会或农业社会内部的流动，而是愈来愈表现为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而这种长期的大规模跨地区、跨行业流动又反过来作用于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

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农民流动的兴起，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系统化专门性的农民流动及村民自治研究蓬勃兴起，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农民流动行为的研究，对农民工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的研究，对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等，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比如，许多学者对农民流动的原因进行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在宏观层面上，文军对农民流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运用“推—拉”理论，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中来寻找农民流动的原因。而这一解释农民流动原因的推—拉理论，其解释力又无法达到全面的程度，针对这一理论解释的局限性，有学者进行了补充，如李强认为，在推与拉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中间障碍因素，而在我国，最突出的影响推拉的因素就是户籍这一制度性障碍，户籍制度的“阻力不只是对一般推力与拉力发生影响，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使得推拉失去效力，从而使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因此，李强指出，8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大规模流动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推力与拉力，不如说是户籍制度变革。而在微观层面上，有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探讨农民流动的原因，认为农民流动并非是盲目被动的，相反是理性行动的表现。如果没有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作用，经济学的“推—拉”模式是很难奏效的，“因为宏观上各种推

力与拉力再大，其最终发生效力还得借助于微观的个人选择行动。”还有学者指出，

如果说早期的农民流动主要是社会性、宏观性的原因引起的，那么当这种流动已演变为一种既定的甚至是有规律的客观社会现象时，原先那些导致流动的社会成因就不能有效解释这一问题了，因为当代农民的流动已不仅仅是一种短期的功利行为，特别是对年青农民或新生代农民而言。还有学者从社会心理的层面入手，探讨了影响农民特别是年轻农民流动的因素，认为研究农民流动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和统计数据，还要关注如文化的、心理的因素等，强调外部的刺激因素是通过农民的心理反应发生作用的，这些心理反应如“虚幻关联”、“刻板印象，，和“机遇盲撞”等，并且这些心理在同类人中具有极大的“传染性”。

在许多学者对农民流动的动因进行大量研究的同时，更多的学者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了农民流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这一研究领域。徐勇认为，大规模的农民流动在将堆积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发展“空心化”、乡村结构再复制和乡村秩序失衡性的困境，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问题。并且指出，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由徐勇、徐增阳主编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一书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不仅从理论上将农民流动与村治资源、村治秩序、村治权力、村治参与、村治文化及政策选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不失为一部解读农民流动与乡村治理的重要著作。在此基础上，徐增阳更是从宏观的角度，从正反两方面深入探讨和分析了农民流动给流出村和流入村村民自治带来的深刻影响，并试图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在流出村，“一方面要保障外出村民行使选举权，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引导外出村民中的优秀分子回乡参加竞选，吸引他们回乡创业，带领广大村民共同致富”;在流入村，“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使村民自治适应村庄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使村庄中的外来人口也能参与到村民自治中来”。但这些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把流动的农民作为一个中性的“流动人口”，并且主要是集中于对农民流动状态的研究，如农民流动的动因、组织方式、就业状况及劳动力市场、农民在流动中自身的改变以及农民流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等。也有学者从性别的角度将流动农民作一个划分来进行研究，比如谭深就研究了农村劳动力的性别差异，她从数量及结构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两性差异，并且主要探讨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从“婚姻”及。职业分工’，两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由郑真真、解振明主编的《人口流动与农村妇女发展》通过丰富的农村实地调查资料，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角度，研究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口流动对农村妇女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运用大量第一手实证数据和访谈结果生动地分析了有过外出经历女性和没有外出经历女性的妇女在妇女权益、思想观念、理想追求、婚育行为等方面的明显差异，而没有探讨两个群体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差异。

因此，如果将农村人口作性别上的划分，从性别关系的角度，把农村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考察农民流动对女性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及村庄公共生活领域的参与方面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一方面，农村女性不仅是重要和主要的群体，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重要性体现在她们与男性一起参与村民自治，开创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她们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主体，与男性具有平等的权利与责任，扮演与男性相同的角色，并拥有与男性同样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村女性同时还生活在另一个领域，即私人的家庭领域，她们的主要职责是照顾孩子、老人，料理家务，这使女性的角色与身份又带有明显的私人性，并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而随着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的外出，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凸现出来，也为农村女性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和机遇，可以说，农民流动(笔者这里主要指农民流出)将农村女性从家庭生活的灶台推到了政治生活的前台。那么，农民流动究竟给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带来了哪些影响，流动对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结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农民流动与女性的政治参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笔者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综合运用社会流动理论、社会性别理论、政治参与学说以及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基本知识，通过对个案村的实证分析来获得一些答案。

(二)理论依据

1、社会流动理论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它是指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的变动，它既表现为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变更，又表现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的转换，实质上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内在结构即微观社会结构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学中最常见的划分有三种:即根据流动的向度将社会流动划分为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根据流动是否为代内，将社会流动划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根据流动的结构性，将社会流动划分为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流动。

社会流动是一个伴随社会发展的客观的社会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的重要属性。当然，社会流动主要是指人口的流动，即人口是一个社会中流动的主体。而在中国，占人口比重绝大部分的农民又是整个社会人口流动的主力军。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制，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力下放，一部分地区放宽了农村与城镇间的人口流动限制。于是，社会流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据统计，至1987年全国农村已有8000余万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业，实现了就地的职业转变。而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逐年增加，2003年为1.1亿，2004年为1.2亿。与过去相比较，现阶段的社会流动在形式和内容上已呈现复杂多样的变化，由先前的单一化、低层次、小数量向多元化、高层次、大规模发展。

马克思说：“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交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科技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拓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向更高层次演变，客观上创造了新的社会岗位，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流动的需要，只有通过社会流动，新的社会岗位才会有人去充实，才能实现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配置。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亦即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流动，将在客观上推动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形成经济结构变动与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并己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20世纪9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性别理论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成为研究妇女问题的主流理论。

社会性别是指基于生理性别的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表现为社会对男女在婚姻、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固定期待，在英文中对应gender一词。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给社会性别的定义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这一概念清楚表明，社会性别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变迁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因此，社会性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具有历史阶段性、社会性和共塑性等特征。社会性别理论把两性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认为它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反映，从分析两性关系入手可以发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和本质，从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变成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工具。

女性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弱势地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人们通常会认为是女性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不足造成了这一结果，而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深入揭示了两性关系的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根本是因为男性在政治经济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了整个社会必须信奉的价值和观念，因此，妇女解放的开始一步，就是要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均社会分工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两性关系其它方面不平等的深刻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共识。马克思、恩格斯还为妇女解放指明了方向:妇女走出家门，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改变不合理的劳动性别分工。而当前的农民流动大潮恰恰为女性回到公共领域提供了大环境。

3、政治参与学说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成为现代政治学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20世纪60年代起，政治社会学的出现和兴起使政治参与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同，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主要有六种定义:(l)政治参与是指参与制订、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2)政治参与是旨在影响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行动或有组织的平民的行动。(3)政治参与是个人或个人组成的集体有意或无意地反对或支持，改变或维护一个政府或团体的某些特征的一切行动(或不行动)。(4)政治参与是在政治体制的各个层次中，意图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抉择的个别公民的一切自愿活动。(5)政治参与是表示社会成员选择政治统治者以及直接或间接地在公共政策形成等方面的自愿活动。(6)政治参与所指涉的是一般平民直接地、或多或少意欲影响政府人事的选择，以及(或者)他们所采取行动而做的法律行为。

综合我国政治学界大多数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理解，本文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出发，采用陶东明、陈明明对政治参与下的定义，即“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君但无论采取哪种定义，政治参与所包含的三大要素是不变的，即政治参与主体、政治参与客体和政治参与环境。政治参与主体是指介入政治过程的公民或公民团体，在对政治参与的分析中，主体是个至关重要的基本范畴，是进行政治分析诸多变量的一个最为丰富的变量，而本文所界定的政治参与主体主要指农村女性;政治参与客体是指囿于公共政策或者是与政府活动相关的政治生活，即参与政治的公民(本文指农村女性)所要“进入”的政治体系，也就是公民能对之施加控制和影响的各种机构、组织、职位和过程等(本文指村委会、村党支部、村民代表会议、村妇联组织及村民选举和投票等);政治参与的环境则是指政治参与活动在其中发生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称。

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不仅是公民各自表达政治态度的需要，而且也是政治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撑条件。因此，亨廷顿将“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作为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最基本的和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广大农村女性作为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参与农村政治生活，扩大村民自治中政治参与的主体，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而她们作为我国当前政治参与主体中弱势中的弱势，更是我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和表现。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实证研究，主要采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表现就是问卷调查和大量的个案访谈。调查对象以湖北省G县雷庙村为主，兼顾该县整体情况。论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笔者所选取的调研村庄以及己有研究成果中的一些数据，主要是做一个比较研究。在具体操作上本文选取了人口流出比较典型的一个村—雷庙村，采取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以该村18一50周岁农村女性作为主要问卷调查对象，另一方面在该村进行了大量的访谈，访谈对象包括留守的男性、女性，外出务工的男性、女性。然后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与访谈资料综合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农民流动对农村女性(包括外出的和留守的)的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结果以及男性对女性的认识和估计等方面的影响，分析农民流动与女性政治参与的相关性。